一个西方预言家眼中的效率中国
人物背景：
尼葛洛·庞蒂（NICHOLASNEGRM）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该校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当今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一直倡导利用数字化技术来促进社会生活转型。1997年他曾访问中国，他所着的《数字化生存》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产生了极广泛的影响。他还是摩托罗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几家数字化领域的风险投资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为北京搜狐、美国连线在内的月余家高科技公司提供了风险投资。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为尼葛洛·庞蒂和MIT前校长外斯纳发起，是当今探索计算机和（数字技术）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的最权威的独立研究机构，其研究经费（上亿美元）来由于全世界130个企业。
互联网在美国的发展速度
在美国，为达到5000万用户，无线电广播用了对年的时间；电视用了13年的时间；有线电视用了10年的时间；互联网所用的时间还不到有线电视的一半，自诞生5年以来，其全球用户已接近1个亿。
亚马逊公司
1994年由34岁的电脑奇才JEFFREYP.BEZOS创办的一家网上书店，到1998年年底，该公司市值已飙升至111亿美元，每股股票市值是对年刚上市时的23倍，公司共有职员1600人，人均网上图书销售额达到37．5亿美元，目前拥有顾客450万人，1998年销售额为5．4亿美元。
人物自白：
比特世界里的思想交流
我认为世界是由两部分构成：物质世界和比特世界，两者对于世界经济影响的方式和结果完全不一样，在物质世界里，人们如果要制造一个烤面包机，必需用一些材料先进行造型设计、压缩等等，经过许许多多的工序之后才能成型，最后通过种种运输方式送到用户手中。如果现在市场上面包机卖得非常好的话，一台面包机售出之后，我作为制造商将面包机卖给了你，你就有了一台面包机，我的面包机就没了，我就要制造新的面包机，我又必须再弄一些材料来，又进行设计、压缩、运输等，这种大量经济效益的获得必须通过大量的物质生产才能实现。
比特的世界却完全不一样。我把一个比特卖给你之后，你有了一个比特，我也有了一个比特，这一过程更象是一种思想的交流：我把一个思想告诉你时，你有了一个思想，我也有了一个思想。而且我还可以把这个比特进行再复制，复制出更多的比特，当我把这些比特传输给你时，这一过程所需要的耗费也是相当低，正像微软制造它的软件一样，这种复制成本非常低廉，这正是物质世界和比特世界最本质的区别。
数字化流浪者
就规模经济而言，无论是从人、地域和产品等任何一个方面来看，比特世界的表现特征与物质世界都是大不相同。从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互联网的用户现在已经超过了两百万，明年则可能达到1000万人，而且互联网的这种发展速度往往比人们料想的要快得多。
在美国，有两类人可以称为计算机盲（我们称之为数字化世界里的流浪者），一类是儿童（包括会打游戏机的儿童，他们也并非就懂得计算机）；另外一个群体是数量增长很快的老年人群体。这两类人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在出生的时间上，他们要么是出生太早，要么出生太晚，导致成为了计算机盲。他们之所以变成数字流浪者，并非是社会教育或自身者经济能力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才导致自身不会使用计算机。目前，这一群体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减少。因为可以想象，如果他（她提一个数字流浪者，也许他（她）的爷爷、奶奶并不是数字流浪者；也许爷爷、奶奶是数字流浪者，但他（她）的孙子、孙女并不是数字流浪者，两代人之间可以相互学习，教学相长，这样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美国，数字流浪者群体的数量正在迅速地减少。
但是，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情况并非如此。某些国家的数字流浪者数量的减少速度很慢，因为他们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社会管理者本人就是数字的流浪者，当他们在引导着国家或者进行决策时，甚至哪怕是坐在汽车驾驶室里时，他们也不懂得如何去使用计算机，因之，发生在美国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在那里出现。
10亿人的计算机世界
尽管这样，无论如何我都坚信这样的一个预言：在今后的24个月之内，也就是说本世纪结束之前，世界上将会有10亿人在使用计算机，也就是说，你我身边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使用计算机。很多原因将促成这一预言的实现，例如许多生活设施象手机就会成为人们上INTERNET的一个方便工具，这些情况集中起来，将5；导计算机应用快速发展。
家电的数字化
现在，许多人都热衷于预测或者只关心互联网上人数的增长数量，却忽略了互联网上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未来将会有多少设施上网？这里的设施不只是指台式机、便携机等计算机工具，而是指包括家用电器例如温度计、面包机等在内的日常电器和生活设施。今后10年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打交道更多的将不再是计算机，而是这些家用电器。可以预料，5年以后，这些设施将成为互联网上最大的一部分，其数量将远远超过网民人数。
在一些北欧国家例如挪威，其数字化的实现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往往一个国家m优的人数都在网上，象挪威，人均服务器的拥有量甚至超过了法国。如果以人均拥有计算机。通讯设施的密度为衡量标准（例如一户家庭有多少台计算机上网，或者一个国家有多少台服务器），北欧的这些国家都处在世界各国的前列。
“数字化”文化
但是如果再稍微朝南部走一点，这种设施的人均占有量马上就会骤然下降。在法国。德国奥地利，你会发现，这一比例远远低于挪威或者芬兰。尽管北欧的许多国家在拥有财富方面相差无几，但是它们在数字化程度和计算机应用方面的程度差别却是非常悬殊。
再往南走，你到西班牙或者地中海，你会发现，这些国家计算机应用和数字化程度非常低，但是它们的文化却是非常数字化。以意大利为例，其文化的数字化表现在他们对小的事物非常崇拜。除了尊重小之外，意大利还盛行地下经济，人们不太遵守规则，许多经济交易都是通过现金甚至是以货易货的原始贸易方式来进行。意大利文化数字化的第三个方面是人们不太容易尊重权威。对小的尊重、地下经济和对权威的一种健康的不尊重恰巧与INTERNET的文化色彩非常接近，而且两者都是发自底层的，所以我们称这种文化是数字化的文化。
离开欧洲，你再去其他地方比如墨西哥和智利看看，今后两三年内这些地方的发展都会使每个关心互联网的人吃惊。拉丁美洲国家互联网发展速度之所以如此之快。除了前面提到的象意大利和南欧等国的文化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墨西哥到智利，那么大的一个版图上人们只使用两种语言。
亚洲和中国的问题
在亚洲，许多地方象日本、南韩和台湾，尽管在物质制造方面非常发达，但它们的文化都是非常非数字化的，社会体制都是一种从上到下的金字塔式结构。另外，计算机技术对汉字等东方语言来说都显得不太友好。如果要想改变亚洲的这种文化的非数字化状态，向拉丁美洲看齐，恐怕还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
同样是在亚洲，中国的情况却又是大不一样。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中国民众对教育异乎寻常的重视，尤其是大量家庭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使得中国在数字化进程中能够走得更快。目前影响这一数字化进程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目前的计算机造价过高和上网太贵。
谁是数字化的敌人
我是属于最早使用计算机的那批人，1984年我开始使用计算机——一台苹果机，每当我输入一个字时，它就关闭，我再输入一个字时，它又关闭，当时这种机器的速度是25个赫兹，但是只要你输入一个字，它就马上给你一个回答。我现在使用的是—台速度为m赫兹的便携机，但每当我一使用它，它马上投入运转、不断地运转，直到45秒之后才给你一个结果；等你再次用它，它又得等第二个45秒之后才能给你。个结果。80年代中和90年代末的两台机器相比较，速度提高了16倍，而且今天制造这样一个同样的MAC机只需30美元，但速度之慢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实际上，这是软件在作怪，进而有人会设想，我们为什么不制造出这样一种计算机来：不仅不需要经过这些过程，而且会大大降低它的造价？我想我并非要在这里批评微软或者其他软件开发商。以我新近用过的最新的一个UDOLL版本为例，我发现它就比以前的版本要糟糕一些，而且我想经常使用软件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几乎所有的软件每推出一个新的版本后，都要比它以前的版本要糟糕一点。
回过头来重新来考虑这一话题，我认为，我们倘若要充分实现计算机的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完全可以让计算机变得非常廉价，例如将价格降至100美元以内。如果这一价格有一天能够真正实现，计算机的使用将会迅速增长，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如此重视教育的国家，阻碍其数字化进程的其中一个重要障碍就会消失。
电信成本
另一个障碍是在通讯方面。在任何一个地方人们常常会发现的一个奇怪现象：提供通讯设施服务的费用越贵，服务质量往往就越差。这一说法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许多地方都是屡见不鲜。例如在非洲，当地人打一个本地电话，一小时要花10美元，打长途一分钟则要花费10美元；在欧洲，当地有关部门正在执行一个新的电话收费政策，这一新政策则完全违背了互联网的发展方向，他们把电话收费方式改成了按时间收费，就是说打多长时间就要收取多少费用。互联网的发展方向是定量收费，交上一定数目的钱就可以不限时使用，这样做才有利于互联网的发展。
实际上，定量收费不仅更有利于互联网的发展，而且会得到更多的回报。按照小时、分钟收费，每次在帐单上的花费就要多出50％，而定量收费不仅可以省去这50％的费用，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现在就从按时收费转向定量收费，将会大大刺激互联网的发展。
2000年的互联网
有了数字化的文化、定量收费方式和正确的经济模式，互联网的使用和数字化进程将会大大提高。这种提高不仅仅只是存在于教育和娱乐方面，而且会体现在电子商务领域。我认为，到2000年年底，电子商务市场将达到1万亿美元。这一市场巨大的规模比任何人现在所估计的要高出5倍。
互联网的高增长除了源自于商业活动之外，还有消费群体使用率的增长。在互联网世界中，供应商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中间商将会消失。以物质世界为例，比如拿一个西红柿来说，从种植菜农。包装商、分销商、超级市场到消费者以前要经过许多环节，如果这个西红柿最终售价是50美分，那么最终到西红柿的种植商那里他只赚取了5美分。其余的45美分都消耗在这些中间环节中。我的意思不是指这些中间环节如何不重要，或者他们赚了多少钱，我着重要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世界中，这些中间环节都不复存在。
比特世界里更是如此。一旦有了一个完善的送货系统，例如定机票，你完全可以在原始供应商那里直接完成，这样一来，销售、分销、超级市场就变成了一种广告的场所，即是他们如何去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消费者只须在商店看看各个厂家提供的商品，谁是商品的提供者，回到家中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再通过完善的送货系统，商品就可以直接送到消费者家中。
在某些人看来，上面的描述现在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实际上，在不到一年之内，这些事情都会在你我的生活中发生，从而变得司空见惯。
电子商务的困惑
有人认为，在中国数字化进程的实现会有很大的困难，例如有人认为，电子商务在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开展起来，是因为缺乏相应的信用系统、付款方式、送货渠道等等。
付款方式确实是影响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久前，亚马逊（AMAZON）公司的创始人MP．BltaB告诉我，亚马逊在东欧的一些客户通过亚马逊的网上书店购书付款时，他们将磁盘从中间劈开、掏空，把上百元的美元支票塞在里面，然后再封上，上面写着：里面有钱。但是海关官员根本就不懂英语或者不看，所以钱就跟着磁盘一块寄到。
寄语中国
要发展数字化进程，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必须重视小学教育。有些家庭乃至政府以前都不太在意这一点，因为小学教育的效果需在很多年之后才能发现，而实际上如果在一个儿童的小学教育过程中不重视数字化教育，等将来到了大学里，对他来说要扭转这一偏差时，就会花费更大的代价。另外一个建议就是，互联网要实现高速发展，人们必需寄希望于将来能有更多低价的计算机出现。今后5内，人们会发现，在实验室里就能实现一个1美元以下造价的计算机，它必须有一个键盘和显示器，但是在这种计算机诞生之前，我们应该降低以现有的半导体为基础的计算机的价格。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纪律严明、尊重权威、层次分明的文化里，如何实现数字化是值得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因为数字化的世界里的许多文化元素是与它的传统文化相抵触的，例如INTERN’ET世界里不会强调纪律分明、等级和权威等等。我想这一问题可能不会有现成答案，但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人物印象：
lop年1月吕日下午，中国大饭店可容纳几百人的一楼会议大厅座无虚席，来迟了的听众站在走廊上，没有邀请函的记者们被堵在了入口。我坐在听众席的第一排，在我前面的两位电视台的仁兄为了抢占有利地形，由推推搡搡正越来越变成拳脚相加，原本2：对进行的会议由于某位重要人物的缺席推迟到3：00，会场正演变成一场乱哄哄的大聚会，相识和不相识的，都在聊天、相互认识或者观望。这是一场西方预言家尼葛洛·庞蒂的第二次访华报告会，会议的题目是“数字世界和数字中国”。
3：00整，尼葛洛·庞蒂在一群人的簇拥下，闪亮登场，还没等我从人群中辩认出哪位是赫赫的尼葛洛·庞蒂先生，这位笑容可掬的n明星很快就被淹没在要求签名的追星族和摄影师的队伍里。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会场的维持秩序者都一直未能驱散开那些左右还回的摄影师们。身边的一位同事对我说，这都是IT媒体犯饥渴症闹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尼葛洛·庞蒂在‘中国的遭遇’（如此广受追捧）可能还有更多的可留点之处，至少IT明星的走热，比起追演艺圈里的那些奶油明星来要好得多，或者换个角度看人们对n明星的追捧，不也正是对中国数字化进程的关注么？
比起许多著名的西方学者来，尼葛洛·庞蒂虽然不是“中国通”，但他至少是一个“中国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已两次踏足这片奇异的东方土地，尤其是他所着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数字化生存”很快成为了精英人士们挂在嘴边的时尚话语。抱着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数字化进程的好奇，他甚至还帮助搜狐公司的总裁张朝阳先生在中国第一次引入了风险投资。单凭他对中国鼓吹数字化的热情和在中国身体力行的实践，我们毫不犹豫地把他也拉进了我们的栏目。
一般说来，预言家这样一个角色只有两类人才能胜任：过于乐观者和过于悲观者。尼葛洛·庞蒂显然属于前者，此次他在中国大饭店的遭遇更证实了我的这一看法。尽管尼葛洛·庞蒂对世界的数字化乃至中国的数字化信誓旦旦，作了一番充满激情的展望，但是会场现场的数字化设备现身说法，倒是先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先是会议组织者分发了半天的同声翻译设备无法使用，原因是“机器临时故障”，尼葛洛·庞蒂先生听闻，一时如坠云雾中，不知如何是好，搜狐总裁张朝阳不得不危难之际受命，委屈当了一次翻译；约莫过了半个小时，话筒里又传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会场时明时暗的“数字化”灯光还有会场莫名其妙的天外来声都似乎在捉弄这位倾力呼吁“数字化”的预言家，从尼葛洛·庞蒂“NO，NO……”的感到不可思议的痛苦表情中，似乎都在暗示人们一个信息：在中国，数字化进程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尼葛洛·庞蒂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有着美国标准绅士的幽默，当他在抨击世界范围内电信成本的过高大大阻碍了互联网的发展时，会场灯光一下子暗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才复明如初，他就说，刚才电话局的人可能听到他刚才的那些评论了。实际上，在中国，就电信系统而言，跟这个庞然大物打过交道的人都深有一两点亲身体会到的苦涩记忆，比如电话初装费的问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问题等等。甚至有一天即使你老老实实交了钱去装电话，问什么时候能装上电话，得到的往往是一句扔过来的冷冰冰的答复：两个月之内，你就在家等着吧！或者你周末匆匆忙忙赶着去交电话费，等你赶到时，电话局的大门下午两点已经关门，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早关门，答日：你干吗不早点来？你碰了一鼻子发，明天一清早还是得老老实实排队去交话费滞纳金！至于为什么非要等两个月，或者非得2：00就下班，那都是不在解释之列的“第22条军规”。在欧洲有的国家都取消国家电信部的情况下，中国电信部门今天落得千夫所指的局面，也是非一日之寒的。
所幸，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已经是不可逆转，中国电信竖将被切、以秒计费的呼声日渐高涨、手机结束双向收费提上议事日程、电话初装费也许在不久的哪一天被取消等等好消息都证明了这一点。况且在尼葛洛·庞蒂的视线里，在欧洲国家那些数字化程度比中图先进得多的地区里，电信收费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可见，中国的数字化进程需要乐观，香要有全局观念，需要实际行动，更需要耐。工。
尼葛洛·庞蒂把阻碍数字化进程的另外一个原因归咎于计算机本身的昂贵，民走到今天这一步，应该是所有n日里人都感到汗颜的，计算机软硬件无休止的升级和高昂的制造成本也阻碍了它在中国进一步普及，使用计算机、上网依旧是社会少数精美分子的时尚生活方式，中国拥有世界近1/5的人，但真正能与数字化生存沾点边的充其量也不到国内总人口的1／10，要减少尼葛洛·庞蒂所说的数字化流浪者在中国的数量，恐怕得需要另一种更艰难的“扶贫”。1996年，有先知的厂商们开始打应用牌，这样做也许朝正确的方向又接近了一步。
当然，最终的层面还得关注文化，对于中国现存的这种与数字化文化相冲突的传统文化，尼葛洛·庞蒂没有给出现成答案，他只是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这方面最简单的例子是政府上同工程，尚是建了，但是同上跑的信息是如此之少，会令人怀疑“资源共享”的网络文化在中国是否会行得通，由此我们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首先是人们愿不愿意共享，因为共享也是需要勇敢和气度的。
几百年前，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来到中国，第一次见到关于龙的图画，他把这稀有的中国人的图腾物误读成了西方语境中的“独角兽”。相比之下，至少尼葛洛·庞蒂眼中的数字中国图景则要切近得多。作为一个世纪末的预言家，尼葛洛·庞蒂的一句名言则是，“预见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创造未来”。他知道预言终不过是预言，重要的是去一泥铲一泥铲地去构筑。尼葛洛·庞蒂以他的热情、智慧和不可多得的商业头脑也正在帮助推动中国的数字化进程，而对生活在自己文化里的中国人来说，尼葛洛·庞蒂的“他才’目光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借鉴，正是在想象的图景中不断修正、不断创造，数字中国的进程才会像尼葛洛·庞蒂所说的那样，真正地“比我们所预见的要快得多”，也要乐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