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这是一本因死亡的追逐而催生的书。

由于我特殊的社会经历和对文学的爱好，很早我就有写一本书的打算，但总是不能静下心来起笔，借口无非是工作忙，没有余暇时间而已。虽然没有提笔，但小说的题材和架构在心里却是反复思考过，直到有一天，我得知自己的生命已经时日无多时才开始写，目的就是要给自己留下一点点东西。

那是2oo6年的9月28日，也就是在我眼睑手术取出一个瘤体后的第十二天，在医院任外科主任、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新力和老疙瘩、小永子约我吃晚饭，那天本来我是有其它应酬的，但他们非常严肃地要求我必须到，否则哥们儿就不处了。这样的威胁我是抵挡不住的，于是带着小心去了。到那里一看就感觉出气氛很不同。酒过三巡，我忍不住问：“你们今天怎么搞的？怪怪的！”他们三个都不说话了，坐在我身边的新力闷了好一会儿才搂着我的肩膀说：“英民，拿到佳木斯做病理的结果出来了，你还是到北京去复检一下吧。”我不觉一愣，问道：“结果不好吗？哪方面的毛病？”新力犹豫再三还是告诉我说是淋巴肿瘤，我笑着说他们不会弄错吧，新力很认真地告诉我给我做病理的是一个带研究生的教授，很权威的。这个答复无异于晴天霹雳！饭局没法进行了。原来他们上午就知道结果了，商量了一天才决定告诉我。另外一个叫史波的朋友，也是我的同学，一会儿就过来，他们已经研究并安排好了，由史波陪我到北京**去检查。他们的安排和情绪低落的样子，让我感觉到了浓浓的情意。为了等史波，也为了安慰他们，稳定自己的情绪，我又约了另外一个好朋友李刚，一起去吃冷饮。晚上回到家中，我对妻子说要陪领导去北京出差，可能要去一段时间，并没有对她提起检查结果的事情。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和领导请假，下午就赶往哈市，晚上和史波一起坐飞机飞往北京。一切都是那么正常，没有人觉我有什么变化。

3o日早8时，我们来到**病理科，由于早就约定好了，我们很顺利地见到了一位姓石的主任，他的结论是淋巴癌的可能性大，但还要做培植，最快也要8天才能出结果。“十一”长假，我们俩只能在北京等。我妹妹家在北京，她也知道我来都了，于是我和史波一起去妹妹家看看。妹妹和我从小同届同班，我的同学都是她的同学，史波也是妹妹的同学。吃饭的时候，妹妹问史波怎么和我一起来北京，史波只能撒谎说，因为“十一”放假，正好我出差，就停了家里的生意跟我一起来了。妹妹当时误会了，她认为史波实在是太没正事儿了，为了借我的光省点儿旅差费、住宿费，连生意都不做了，不讲究。我现妹妹态度不对，也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无法解释。回到住处，我只能安慰史波，史波不以为意。

1o月8日，做培植的结果出来了，淋巴癌的可能性没有排除，医生建议我进一步检查。于是，史波陪着我又走了几家医院，最后打听到在某医院（这里就不提名字了）有眼眶科，专门治疗眼眶以内，眼球之外的眶内肿瘤，我们直接去找了那里的一位专家，而且是一位上过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著名专家，把佳木斯和**的病理化验单拿给他看，这位专家只是简单地看了看，就说：“做放疗吧。”史波当时就火了，他厉声质问医生说：“你也太不负责了吧！问都不问，查也不查，上来就让做放疗，你什么专家呀！”医生被问愣了，于是他说：“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那就在我们这里再做一次病理也可以。”于是开了单子让我们到病理科再去确诊。几经周折，我们到了病理科，一位姓黑的女主任接待了我们，她的结论是淋巴癌的可能性小，但软组织细胞癌的可能性更大。结果让我哭笑不得。我们商量后，还是决定再到那位专家那里接受他的治疗，我提出先回家处理一些事务，再来做放疗，专家同意了。

到北京后，我的心态完全平静了，这要归功于史波的陪伴和安慰，那时我完全做好了和病魔做斗争的准备。但史波却完全不同了，尽管他每日陪我四处游玩，请我吃风味小吃、吃西餐、逛书店、逛军事博物馆，天天嘻嘻哈哈的，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焦虑与日俱增，因着急上火他已经扁桃体炎开始打吊瓶了。

回到旅馆，我开始做回家的准备，但史波仍不放弃，他不相信这位专家的诊断，极力主张再到**看看。于是，我找了当时我们分局的计财处处长刘广润学兄，在他的帮助下见到了**的眼科专家，一位姓何的主任，她为我做了细致的检查，并详细询问了我身体情况，她也不能排除淋巴癌的可能，但建议我暂时不要做放疗，回去等待，等瘤体再长起来的时候，到她这里来切除确诊。她告诉我要有最坏的心理准备，最后她说，如果半年之内没再长，那么可能就不是癌症。

这样，在北京奔波了14天后，我和史波一起返回建三江。因我叮嘱过所有知道这件事的朋友，也交代了怎样回答家人，特别是妻子的询问，因此，家人和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去北京的真正原因。但病情并不乐观，险情还真实地存在，我的心情仍然是矛盾和复杂的。

回到家中，看到女儿欢天喜地地迎接我，我禁不住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抱着，好久不愿放开，女儿没有注意到我剧烈的心跳，也没有现我眼中饱含的泪水。在脱离我怀抱时，她只是一蹦一跳地跑到厨房对正在为我做接风宴的妻子满怀自豪地说：“老爸这次出门时间太长了，看来是太想我了！”

晚上，躺在床上我久久不能入眠，看着沉沉睡去的妻子，我不觉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在北京的时候，我常常想，要是我真的是淋巴癌，那我的生命也不过就是三两年时间了，父母可以由三个姐妹赡养，但我的妻子和女儿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呢？她们才是最大的不幸者。

就是在这天晚上，我决定在忙完秋收后，开始写这本书，我要为自己，也为妻女留下点儿什么。

于是，2oo6年1o月27日我开始动笔写书，而且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写。我们建三江农垦分局是最忙的局，每年接待的国家、省、垦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客商等都会达到1o万人次以上，而我工作的部门又是办公室，窗口单位，业务量之大，工作之忙可想而知，但即使这样，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我每天坚持写书。这样，5个月后，我原本定名为《猎鲨》的这本书总体构架基本完成。为此我付出的辛劳现在想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人们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这话很有道理，但我体会更深的是，在死亡的追逐下，人们会爆出惊人的能量！

7年3月11日，我去北京检查后的半年，那可怕的瘤体没有再长起来，我借着到《农民日报》社出差的机会，再次去**做了复检，结果一切正常，警报解除，医生说，像我这样的病例最后不是癌症的，3o万例中都不到一例。

那次我又去了妹妹家，吃饭的时候，不知道什么由头，妹妹再次提起了去年“十一”史波陪我去北京的事，她仍不能释怀。我原本不打算向家人提起这个事的，已经过去了，何必让他们再揪心呢？但想到为史波在他同学这里正名，我必须让妹妹知道史波的为人，他为了我受累、花钱、停了家里的生意，还着急上火打吊瓶，如果再在同学的圈子里留下贪小便宜、没正事儿的坏名，那实在是对不起他。于是，我详细告诉了妹妹事情的经过，并一再嘱咐她不要向家人提起，妹妹答应了。可是就在她开车把我送回住处后的2o分钟里，父母、姐姐和我妻子的电话都打过来了，他们的紧张和恐惧溢于言表。

回到家里后，妻子哭得很伤心，她埋怨我没有告诉她，本来她可以陪伴我一起走过这艰难的半年时光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应该感谢这次的误诊，它让我在生与死的考验下体会到了人生的真谛，使我明白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它让我感受到了亲情、友情，在我最最艰难的时候是朋友陪伴着我，他们给我支持和鼓励，给我信心和力量，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这个经历也检验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胆气，半年时间，18o多个日日夜夜，我没有被病魔吓倒，没有消沉和绝望，我能坦然面对不幸，能很好地完成本职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我写成了这部小说。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史波、新力、老疙瘩、小永子、李刚、老四，特别要感谢我的老领导、学兄，现在已经在农垦红兴隆分局任副局长的刘广润大哥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我的安慰、帮助和鼓励！

把这本书献给你们，我最值得信赖和尊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