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仙游记》第三卷74、胡开明塞外救百姓（一）

74、胡开明塞外救百姓（一）

1）主动请缨来塞外1９５８年，当“大跃进”的狂澜在华夏大地掀起阵阵波涛的时候，时任河北省委常委、主管工业的副省长胡开明也和众人一样，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充满信心的，但随着生产建设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挫折，胡开明逐渐变得疑惑起来了。

1959年秋，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省委点名批判，并被撤职；市委农业书记史万修也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被批判清洗；整个市委被指责“右倾”。胡开明率领工作组进驻张家口，指导反右倾工作。可是他调查研究了一番后，现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的话，办的事都没有错。特别是连公社一级的干部都揪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击面过大。

眼见塞外“左祸”猖獗、民不聊生，胡开明主动请缨，高职低就，1959年1２月11日来张家口任市委第一书记。不久他又接到周恩来签的任命书：“胡开明同志任张家口军分区政委。”

停止反右倾胡开明一到任就在市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省委党委扩大会议的决议精神，只过了几天，他就顶着寒风，来到了闻名全省的粮食高产“元帅县”——张北县。

张北县正在反右。县委书记刘文达和管农业的书记张文光等人被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

“你组织了右倾反党集团？”胡开明开门见山问张文光。

“我们三个管农业的书记常在一块讨论，反对高指标，所以被打成反党集团。”

“那到底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

“平均不过1oo斤。”

他来到了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锅酸溜溜草汤；而胡开明手里的材料上，赫赫印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４1o斤。

胡开明满腹忧虑，情况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他心急如焚，觉得再不能这样搞下去了。在和市委有关领导商量并征得同意后，在有全区上万名基层干部参加的电话会议上，胡开明果断地宣布反右急刹车。与此同时，胡开明还在市委常委会上郑重提出了给敢于讲真话的张北县委书记刘文达、张文光等一大批犯了所谓“右倾”错误的同志平反，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果断决定公社一级的反右倾运动立即停止，保护了一大批基层干部。

3）解散食堂胡开明到蔚县西合营调查时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逐日增加，他亲自数次到省里反映情况，提出减少纯调出粮食数量，要求增加救济粮指标。他还一次又一次给省政府主要领导打电话，提出杀一批过冬的弱牲口渡饥荒。但省领导总感到事关重大，不敢贸然批准。直到**1９6o年冬到天津视察，河北省委领导小心翼翼地给**汇报了张家口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正为老百姓饿饭而犯愁的**不加思索，大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这一举动使张家口不少人得以活命。

1９6o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全省农民口粮从1２月开始日均２两５。胡开明多次向省里反映２两５的定量不够吃，张家口气候寒冷，不能搞一刀切，并曾与省委某领导生激烈辩论。他说人不是鸡，鸡每天吃２两５还差不多，但人绝对不行。经过艰苦的工作，最后终于争取到了日均３两７５。

胡开明允许集体牲畜私人圈养；允许个人开荒自救，谁种谁收；批准搞包产到组等等。这些措施后来都成了他的罪状。

不仅如此，胡开明还领导全区人民开展自救运动，他组织各级领导干部筹措粮食，搞代食品、采集野菜，尽可能地保证全地区人民的最低生活。

在采取种种措施渡过饥荒的过程中，胡开明通过调查现，1９５８年以来开办的农村公共食堂不仅不利于克服饥荒，反而更加剧了困难。张家口大多数地方人烟稀少，一个村几十户人家，住的相隔四五里，每天去食堂吃饭，路上耽误不少劳动时间；加上粮食定量低，大锅饭难得分均匀乃至出现多吃多占，产生不少矛盾，严重影响群众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要是各户自己开伙，可以省柴、省粮、省工。

面对这种情况，胡开明根据广大群众的意愿，向省里提交了《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的报告》，明确提出“在目前物质基础不具备的条件下，勉强办公共食堂对生产不利，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到1９61年５月，中央和省委正式出《关于解散公共食堂的通知》时，张家口的食堂已大部分解散了。

胡开明对整人从来没有兴趣。在上级的一再逼迫下，他不得不展开“反坏夺权斗争”，但竭力缩小打击面，结果受到省里批评，说他“不抓阶级斗争”。

他长期从政，饱经风霜，却还像孩子般纯真，对上不谄，对下不欺，没有一点看风向，上面喜欢什么就说什么的陋习。有些省领导虽然不喜欢他，下面却眷恋他。他调回省后，张家口地区的1３个县委书记联名给省委写信，挽留胡开明同志，舍不得他走。这在全河北省史无前例，全国恐怕也少见。

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很器重他，原来内定他回来当常务副省长。但上任前，林铁让他代表张家口地区出席华北局工作会议。他在会上逆着潮流，又公开宣传包产到组的主张，受到了批判。

省委立刻让他写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常务副省长自然泡了汤，以后一直坐冷板凳……受到了残酷的批斗，甚至还被假枪毙过。

4）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小队通过一段时间的实际调查，胡开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要想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饥饿，必须把生产搞上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胡开明看到了由苏联奥斯基柯等写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一书，对该书讲到的农庄内实行的小组地段责任制和定产到地、责任到人的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带领工作组参加郭磊庄大队的一次妇女座谈会，则使胡开明大受启。在会上，大家告诉胡开明，二队曾死过一头大骡子。这头骡子又高又大，拉车很有劲。可大家听说它死了，却高兴得眉开眼笑。跑到二队等着分骡子肉。

胡开明问：“为什么？”

他们说：“这么大的队，还不知道少谁的呢，心疼啥。”

胡开明说：“如果是你们小队死了牲口，你们高兴吗？”

妇女们七嘴八舌：“那不和自己家的牲口差不多吗！恐怕哭还来不及呢。”

听了大家的话，胡开明好久没有做声，他想了很多：建国十多年来，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这一段生产是上升了，但到高级社，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开始下降了。一个公社或大队，有几十个村，自然条件、劳动情况差别很大，但在分配时，却以公社或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干多干少一个样，结果必然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可是这种“共产风”长期以来却被当作“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予以肯定。问题的症结找到了。他痛心地对工作组的同志说：“再也不能叫他们盼着吃骡子肉了。”

胡开明立即找来了村干部和一些社员，进一步倾听他们的意见。经过与大家的反复讨论、酝酿，最后商定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小队，变“大公”为“小公”，以此来纠正平均主义的“共产风”。

他带领一个工作组到郭磊庄大队蹲点，吃住在农民家里，专门搞生产队的收益分配“大包干”即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郭磊庄顺利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

根据郭磊庄的经验，胡开明亲自起草了《关于郭磊庄分配大包干的调查报告》，并立即上报给省委。

就在这个时候，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又给胡开明打来了电话说，省委主要领导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已议过关于是否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没有做出结论。省委主要领导要求转告胡开明，张家口最好就不要再扩大试点了。

对此，在地委常委会上，胡开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还是干！咱们自己推广。”这个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于是，全地区各社队的核算单位下放工作逐步推广开来。

同时，一份要求在张家口地区各生产队因地制宜地推行“分配大包干”的请示报告再次上报省委。

８月２４日，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

庐山会议结束后，９月２７日下午，**乘坐的专列到达邯郸，听取河北省委的汇报。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农业的书记，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邯郸地委书记参加了汇报。

汇报的重点，还是围绕着核算单位下放的问题。听完汇报后，**当即表示：原来的“三包一奖”是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腿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在生产，腿在分配。随后，**又问，是否有具体的试点材料，刘子厚把张家口和保定的材料递给**。

**一边看，一边在张家口的材料上批示：“中央政治局：这个材料请你们看看，我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下放到生产队好，请你们讨论决定。”

**批示时，胡开明就在**身旁。胡开明的心随着**的一笔一划而跳动。当**写完最后一个字时，胡开明的眼眶里已经充满了泪水。

９月２９日，**将这次谈话的记录转送给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时，又写道：“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展仍然受到束缚，群众的积极性仍然要受到影响。”“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小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七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９５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

1o月７日，中央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将郭磊庄报告列为附件，中央这一指示指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以生产大队好，还是以生产队好，很需要研究。并要求各级党委调查研究，以便中央做出决定。”

1９6２年２月1３日，中央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要求当年春耕前后，把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为生产小队的工作做完。

当时，在南方养病的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兴奋地打来电话：“开明同志，**说了基本核算单位还是放在小队上好。这件事你是有功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