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仙游记》第三卷75、胡开明塞外救百姓（二）

试验“三包到组”

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小队，这固然是个进步，但农民们并不满足。

当时，在市委机关就流传着这样一则传闻：市郊区的一个蔬菜队，蔬菜种得特别好，走到这个队的菜地，一片葱绿，而周围生产队的菜地简直无法与之相比。什么原因呢原来他们私下把蔬菜包给了作业组。可他们表面上不说，也不敢说。对此机关里议论纷纷，有不少人说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听到这些议论后，胡开明立即找来了地委农工部长，向他询问了有关情况。随即和政研室的几个人，赶奔传闻中的大镜门外的孤石一小队。

一来到地头，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长得格外喜人的蔬菜，见到这些，胡开明心里有底了。在田间、地头，他和社员、队干部亲切交谈，队干部告诉他作业组是自愿组合的，菜地包到组，工分、产量包到组，叫做“三包”到组。现在，人们出工早了，收工晚了，干活细了，上粪多了，他们还指着邻队长得稀稀拉拉的菜地说：“这些菜地是四队和别的大队的，他们没包。早一个月，我们的菜长得也是这个样子。”

从孤石回来，胡开明立即向书记处汇报了了解的情况。胡开明建议实行“三包”到组，在全区推广。

地委书记处研究决定，按照中央开展调查研究的要求，地、县两级领导下去，进行“三包”到组的试点工作。

6）上书**，建议再“退”一步

1962年７月下旬，胡开明回到了省里。这时华北局正准备在北戴河提前召开一个农村工作座谈会，为中央北戴河会议搜集材料。

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很器重胡开明，原来内定他回来当常务副省长。但上任前，根据林铁的建议，胡开明被作为河北北面区的代表出席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要求在会上如实反映下边的情况，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胡开明接受了任务后，立即赶回张家口，召开座谈会，个别谈心，阅读材料，每天都是到下半夜才睡觉。经过紧张的调查、整理，形成了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

这份报告很长，长达七千字。《建议》明确指出：目前农村劳动管理制度非改不可。平均主义的计酬方法已经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非改不可的了。

《建议》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以前高多了，但是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这主要是由于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而且不大稳定，群众说我们的粮食征购政策是‘鞭打快牛’的政策；二是国家的价格政策不合理，粮食与工业品交换不等价，与其他农副产品的比价也很悬殊。所以群众说：‘以粮为纲不合算，干什么也比种粮食强’；三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生产责任制，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有问题，不能很好体现按劳分配。”

报告提出了实行“三包”到组的方法，来解决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农民生产积极性仍然不高的问题，报告列举了“三包”到组的七大好处。胡开明要在北戴河开会时把《建议》拿出来。

然而这时，也传来了一些不同的消息，在农村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上，各地情况不同，中央也是有意见分歧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劝胡开明不要在会上再提责任制的问题了，也有人劝他说，“三包”到组的“包”字不好，太敏感。批了多少年了，最好把“三包”到组改成“三定”到组。但胡开明坚决不同意，他说：“包就是包，提建议就是要一目了然，旗帜鲜明。”结果受到了批判。

1962年８月８日，胡开明给**写了一封信：**：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恢复和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７月３o日华北局农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言，提出了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份，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谨致布礼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

这封信给他带来了厄运。这是后话。

7）坦对厄运，不懈探求在将《建议》上呈之后，胡开明于８月1８日，又给主席写了封信，附上了他和秘书经过调查研究后写成的《关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的材料。这份材料的中心思想是，在生产资料都归公之后，在大家口粮分配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按劳分配是不行的，为此他提出了“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建议。

据省委书记刘子厚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主席对他讲：“看来口粮问题，不要强调按劳分配了，否则会打击农村‘四属’军、烈、工、干家属户。”不久以前，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到了胡开明的这份报告，在胡开明给主席的信笺上，清楚地盖有“已送阅”的戳记，证明这第二份“上书”**看过，并得到了肯。

可是，他的第一份上书就没有这样幸运了。８月16日，主席在胡开明的信上批示：印各同志讨论。

主席８月16日**对这份建议的批示很简单，看不出什么倾向性，胡开明给**的信还被列为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下。

但在８月９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批评了有些地委、省委书记，代表富裕农民，搞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显然动气了，说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他特别点到了胡开明的名字，说：“河北有个‘开明’主张单干，但他是‘胡开明’。”

随着会议风向的转变，一些原来支持他意见的同志也不敢讲了，有的人干脆转了个1８o度的弯子，对生产责任制只剩下了一片否定声。

座谈会后，胡开明回到张家口，单独向省委做了检查。1９6３年1月５日，河北省委将关于胡开明问题的报告及其检查上报中央和华北局。报告认为，胡开明犯有方向性错误，但基本上属于认识问题，工作上尚未造成严重损失。

但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随着党内“左”倾指导思想展日益严重，对胡开明的批判也越来越升级了。1９6４年，张家口地委召开全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双千人大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公开点名批判了胡开明，认定张家口原地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把张家口原地委打成了“以胡开明为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从此，这一冤案被延续了十几年，并逐步扩大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