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传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１９２４年，浙江宁海人。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8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

15岁时，查良镛编写的《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畅销省内外，初露才华。

17岁时，查良镛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写一篇题为《阿丽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

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

19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由于种种原因，查良镛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

查良镛重回《大公报》，不久就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人遂成朋友。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

1953，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

1955年，查良镛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

50年代，查良镛、梁羽生、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

一日，他们突发剞想：在报上开设专栏《三剑楼随笔》，三人合写，以展现“三剑客”“社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

金庸自《书剑恩仇录》后，一发不可收。接着,《雪山飞狐》一出，石破天惊，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由此奠定。那年，查良镛34岁。

35岁那年，查良镛拿着他的8万港币，自立门户，创立《明报》。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查良镛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凭着他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

1962年5月，10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倾力倾情报道、评论“逃亡潮”，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结束。

1960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的武侠小说自然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

1965年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化笔”《天龙八部》。查良镛旅欧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1965年底，查良镛创办了《明报月刊》。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文革”期间，《明报》以及时、准确的中国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大报地位。

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

《明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带来可观的利润。《明月》和《明周》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

查良镛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

查良镛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撑《明报》大业；到了60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

1972年，金庸挂印封笔，金盆洗手。封笔之后，查良镛把近20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10年的修订，一套15种共36册《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完毕。

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了”！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由“十大宗师”的作品构成；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查良镛、古龙、梁羽生、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而其中又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为巅峰。

这正是：“武林”至尊，唯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

1973年春，查良镛应国民党之邀去了台湾，还与蒋经国见面会谈。蒋是“金庸迷”，但他与查良镛所谈的，并非武侠小说，而是时政国是……

查良镛在金门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告无阻，地上、地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

“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邓小平重新执政后，中共向查良镛发出信息：邀请他回大陆访问。查良镛，向中方提出一个要求：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到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见面时，邓小平笑口盈盈地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一个是著名政治家，

一个是知名政评家，两个人谈起政治，当然不会流于一般的敷衍，政见和才智充分地表露出来。

此次访问，还得到廖承志的宴请。廖承志说：“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查良镛加应道。

在新疆天池，查良镛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孩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就是《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他兴奋莫名，采了两朵，带在身边，带回香港……

回香港后，查良镛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畅谈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

“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中新社给《明报》开“小灶”，提供电讯稿给《明报》刊用；向来对中共热嘲冷讽的“哈公专栏”停刊；“反共”的报道和评论大大减少……有人说：查良镛“转”了。

查良镛表示：“我对中共的态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评，总的来说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1984年9月，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从此进入加归祖国的过渡期，而查良镛有一段不寻常的、掀起不少惊涛骇浪的历史也行将开始。

1985年6月，中方委任查良镛当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查良锒登台发言，他以《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发言完毕，掌声热烈。雷洁琼拉着查良镛的手，称赞说：“你的发言好极了！”

怎样设计未来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见不一，政制方案花样百出。群雄并起，不分上下，于是促成“武林大会”举行。查良镛主持“武林大会”，然而得不到积极的成果。“武林大会”决不出胜负输赢，查良镛于是亲自为未来香港政制设计蓝图－－草拟新政制协调方案。

第一稿出来，遭到强烈反对。与中文官员“密谋”一番后，查良镛又连夜赶改方案……“新协调方案”略作修改，便成为政制小组的“主流方案”。

反对查良镛和“主流方案”的声音却铺天盖地而来。为了平息风波，查良镛在《明报》撰写社评，论述自己的政制观点。谁知，“社评起风云”，引发更大的风波。香港有几十名学生游行示威，火烧《明报》和经影印放大的社评，指责查良镛“歪曲事实，断章取义”。

广州：12月6日，草委主任扩大会议通过“主流方案”，决定把它原封不动提交给草委全体会议讨论。香港：仍然群情汹涌，抗议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查良镛：为息众怒，抛出洋洋洒洒的万言文章，在《明报》连载12天。

1990年2月27日，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万里接见参加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会全体会议的成员。当天，《基本法》通过，几年的政制方案纷争终于尘埃落定。查良镛说：“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在《明报》创刊30周年、查良镛65岁那年，他下决心淡出江湖。

1989年5月30日，查良镛卸任《明报》社长职务；1991年3月22日，明报企业挂牌上市，查良镛的持股量从80％减少为65％。把明报企业推向市场，表明查良镛逐渐告别《明报》的决心。查良镛宣布退休，10多个财团上门来要求购买《明报》。最后，查良镛却选择了一个出较低价钱的智才公司，选择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当《明报》掌门人。很多人对此不可理解。

在英国，查良镛寄寓于牛津大学城，环境清幽，学术空气浓厚。奔波劳碌了几十年的查良镛，终于找到一处像圣地那样清幽的地方，酬其一贯神驰的牛剑之情。

1992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引发中英新一轮政治风波，中方彭定康为“香港的千古罪人”。查良锒对香港将来的政治制度有一贯主张，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忍不住又“重出江湖”，笔战彭定康……

1993年3月，查良镛在北京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想见，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说。两人谈政论文，话题广泛。

1993年4月1日，查良锒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之职。多年来一步步“淡出江湖”的“金大侠”，这次可是一退到底，退得干干净净。从此，他不再拥有曾给他带来财富和荣耀的《明报》。

“淡出江湖”的查良镛，过着平平淡琰、自由自在、无牵无持的生活。除了周游列国、游山玩水，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家里读书、研经、下棋、听音乐……

但查良镛并未就此封笔。熟悉他的朋友们说，他将来很可能会写一两部历史小说。（选自冷夏的《金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