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办离婚只花了七分钟。法官是在议事厅里听取申诉的。律师兼橄榄球迷约翰尚赛采取正面突破战术——几份证词，妻子不作辩驳，医生证明丈夫紧张。特德回答了印好的若干问题，说过去的经历令人领恼，但法官似乎不怎么注意。对方球队没有出场，所以取胜易如反掌。尔后法院判决同意离婚和由特德管养孩子，根据是“残暴与非人道的待遇不能保证安全或适宜的共同生活。十天以后，由法官签署的正式文件寄来了，特德克莱默与乔安娜克莱默根据法律正式离婚了。
特德认为应该有所表示。他带比里上“麦当劳”去吃饭。庆祝是低调的，因为比里庆祝的只是他要到了一客炸土豆片。孩子对婚姻和婴儿的由来不甚了了，所以特德以前边就避免和他谈论即将举行的诉讼程序，省得给孩予的生活增添烦恼。可是现在，他想该让孩子知道了。
“比里，两个结了婚的人重又分开叫作离婚。”
“我知道，塞斯离婚了。”
“是塞斯的父母离婚了，跟你的爸爸妈妈一样。比里，你的妈妈和爸爸现在离婚啦。”
“妈妈不是说要给我寄礼物来吗？”
——我怎么知道呢，比里。
“她也许会。”
特德盯着他看，仿佛在欣赏一幅画；比里戴着“麦当劳”送的王冠。
“让我再吃些炸土豆片好吗？”
“不，好孩子，你吃得够多啦。”
现在是挺愉快的，不过为了今天能够庆祝，他付了两千元。此时同孩子一起吃这种不象样的东西，未免不合时宜。他觉得太亏待自己了。他在餐馆里打电话给一个愿意来带孩子的青年姑娘，叫她晚上来照料比里。他的生活圈子里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和他共同庆祝一番。火岛以后的两个月内，他一直没把心思放在自己的社交活动上。拉里太轻浮了。而他又不想独个儿上酒吧去对陌生人谈论自己的身世。他决定打电话给牙医查理。
查理同他那个牙科护士迁进了一套小公寓，可是在两个星期的共同生活后他俩就吹了。查理打电话给特德，说男子汉应该互相支持，经常见面。当特德问他当晚是否愿意碰头时，查理真是欣喜苔狂。他俩在二号大道和七十二号街的拐角上见面，那儿一带全是单身者酒吧。他们打算一家家喝过去。特德穿着灯芯绒外套、毛衣和便裤。查理四十五岁，很胖，穿着运动上装和格子花呢裤，呢裤色彩鲜艳，就象光效应艺术派的绘画。
他们首先选择了“伙伴”酒吧，外表很不错，进门一看，全是穿皮外套的男人。一个牛仔打扮的人站在门口，冲着他们说道：“好啊，虎仔们。”于是他们赶紧打这个牛栏退了出来。接着他们到了“里奥里塔”酒吧，那里的自动电唱机高声叫嚷着，酒吧里的景象跟火岛相似。特德断定这儿的主顾都是些大学生。他一边喝酒，一边听查理宣布特德对查理和苔尔玛的破裂没有责任。“汉塞尔”酒吧间里全是些挺神气的青年男女，特德还以为他们无意中撞上了欧洲青年节呢。在那儿特德听说苔尔玛搭上了查理的一个同事，也是个牙医。“沙巴塔”酒吧里的顾客年纪要大一些，然而还数特德和查理年纪最大。查理在这儿又宣布特德对查理和牙科护士的破裂没有责任。特德因为喝多了伏特加，也拿不准自已是否跟这件事有关。“珠光宝气”酒吧里挤满了一些很世故的老顾客，他们不让这两位新顾客在酒柜边立足，他俩只好沿着街摇摇晃晃地走着，最后到了“重返家园”酒吧，坐上了高脚凳。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不同的餐厅里一共对女人讲过十六句蠢话，”特德说。他比查理更意识到在酒吧这种地方，只配用“蠢”这类的词。查理象一张坏了的唱片，不断地重复着同样一句话：“嘻，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查理走近一个身穿男童子军制服，极为时髦和漂亮的姑娘，按他常用的手段去勾搭她。童子军走开了，她要到别处去点起营火。
特德和查理靠在二号大道的墙上，一晚上他们都想着要互诉衷肠。此时正是一吐为快的时候，可是已经醉得无法交谈了。查理说：“我跟你讲过吗，我对乔安娜的事感到相当遗憾？”特德说：“我尽力不去想她。”查理说：“我一直在想苔尔玛，”接着便哭了起来。特德扶着他在街上走，并且以醉汉那种清晰的头脑建议去“绿宝石岛”酒吧喝上临睡的最后一杯；那家酒吧正特价供应八角五分的威士忌苏打。查里想睡觉、特德硬把他拖出酒吧送回家去。然后他振作精神，好让那个新来的看孩子的年轻姑娘觉得他是个地道的绅士。他走进屋子，向那姑娘道谢，说是多亏她帮忙，他才有机会过了个愉快的夜晚。
他把离婚的事通知了周围的几个人，并且觉得也应该通知乔安娜。当他的律师在安排法律程序时，特德从她父亲那里得到了乔安娜的地址：加利福尼亚州拉乔拉市的一个邮政信箱号码。他打算寄一份文件复本给她。特德和乔安娜父母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未有所改善。他们又来过纽约，但是跟他没话可谈。“问问他，我们什么时候把孩子带回家，”乔安娜的父亲说。特德想了解他们是否收到过乔安娜的信，但是她母亲说：“要是乔安娜准备把她的活动告诉你，她已经长大成人，自己会告诉你。”特德发现他们对乔安娜也有怨言，从而断定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她的活动。苔尔玛接受过七年心理治疗，是特德的心理学顾问。她认为乔安娜对父母也有反感，他们可能也不清楚她在干什么。她认为乔安娜本来就是要让特德通知她父母的，这说明她同样在逃离她的父母。
“不过，你得多考虑自己的心理状态，”苔尔玛说。
“对，让她见鬼去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你该接受治疗。这一切发生在你身上，你不想知道其中原因吗？”
“问乔安娜去吧。”
“你也有份特德。为什么不去请教我的医生？”
“我不想去。已经迟了。”
他把那些法律文件摊在面前，草拟给乔安娜的信稿：“现在你自由了，可以随便在内华达或纽约结婚了，宝贝。”不，这样写太孩子气了。“兹寄上文件数份，并奉告我们的近况，特别是关于比里的近况。”不，她没问过。他决定把文件装在信封里，不另附短柬，让文件自己说明问题。以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用眉目、触摸、言语传递讯息，现在则用离婚证书。
特德的父母早就许愿说要来纽约，现在终于来了。老两口圆圆滚滚，晒得黑黑的。
“孩子这么瘦，”他妈妈说。
“身体很好。他生来就是这种身架子。”
“他确实瘦。我可不是在餐馆里白干了那么多年”
他们断定“这个波兰人”没把孩子的饮食料理好；他们在到家时跟埃塔见了面，对待她就象对待跑堂的男孩一样冷淡。朵拉克莱默决定让自己作为祖父母好好地庆祝一番。她把冰箱塞满了她亲自烹调的烤肉和童子鸡，可是比里不肯吃。
“我真弄不懂，他喜欢吃什么？”
“试试烘馅饼看，”特德说。
“比里，你不爱吃奶奶烧的焖牛肉吗？”
“不喜欢，奶奶，太老了。”
特德听到这儿，简直想拥抱他。朵拉克莱默做的菜总是火功过头，几代人都勉勉强强地咽了下去，只有他的儿子威廉克莱默敢直抒已见。比里拒绝玩祖父母带给他的拼图游戏，因为它难到了可以考倒十岁的孩子。他道了晚安，准备去睡觉。
“你不喜欢奶奶为你挑选的玩具吗？”
“不，奶奶。这些木片太小了。”
孩子入睡以后，大人可以自由谈话了。朵拉开始谈起她较为关心的问题来。
“这个埃塔太不会打扫了。”
“她挺不错。我们过得很好。”
她不愿回答。不论是特德的父母还是乔安娜的父母；不论是打佛罗里达来还是打波士顿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认为他无能。特德拒不接受他们的评价。
“比里是个挺聪明的孩子，妈。”
“他老看着远处出神。
“我觉得他虽然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还是一直挺快活的，”
“你的看法如何，哈罗德？”她问。
“是啊，他太瘦了，”他说。
他们准备回家的时候，朵技最后审视了一下屋子。
“你得把这地方重新布置一下。”
“有什么不好？”特德问道。
“这儿还是她布置的那个样子。真奇怪，你怎么不扔掉些东西？”
这是个现代风味、五花八门的房间——基调是米色和棕色，一只瑞典式躺椅，起居室里挂着印度花布窗帘，餐室里放的餐桌象屠夫用的肉砧——很别致，但不太符合特德的爱好，不过特德也不清楚他的爱好是什么。这些布置主要是乔安娜搞的。她走了以后，特德根本投想到要改变现状。
“还有这个东西。”那是个庞大的黑色陶土烟灰缸，是乔安娜父母送的。“还留着它干吗？”
“谢谢你们的光临，”他说道。
他们走后，特德感到头疼。他母亲的批评是否一语中的了？他是否太消极被动，以至于接受了既成事实而不想作出应有的改变？他是否应该把这今房间——也就是乔安娜的房间——重行布置一番？这会不会叫比里不安？如果这会使比里不安的话，那他岂不是在折磨他吗？他始起了烟灰缸，这只谁都不喜欢的烟灰缸，连乔安娜都不喜欢的烟灰缸，把它扔进了垃级焚化炉。他没早点儿这么干，是否犯了大错？他无法肯定。
拉里表面上看来胸无城府，但当他告诉特德他在接受精神治疗以后，特德开始认识到世界上确有一种黑暗势力，不是在人的周围，就是在人的心里。
“我就怕卡沙诺伐情结，伙计。我跟好多女人好，就因为我担心自已是个同性恋者。”
“拉里，你别开玩笑了。”
“我并不是说自已是个同性恋者，也不是说我患了卡沙诺伐情结。我是说我担心，所以去看精神疗法医生。”
“这倒是挺复杂的。”
“我知道复杂。讨厌极了。可我喜欢。”
又是三个星期过去了，特德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带比里去看了《阿拉丁》，这成了那年秋天他的社交活动中最重要的节目。查理现在非常好动，给了他好几个电话号码，而他每到晚上还是坐在家里，还把公司里的活带到家里去做。他还保存着两个没打过的电话号码。那么多从精神疗法中得益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决定给苔尔玛挂个电话，问她的那个医生的电话号码。
苔尔玛的医生说可以来面谈一次，收费四十元。他考虑了一下：比里最近伤风，看病用了五十五元，那末他为自己的精神保健花四十元也不算过分，因此就跟医中约了个日子。马丁格雷汉姆医生四十来岁，穿一件颜色鲜艳的意大利绸运动衫，领子敞着。
“齐格孟德弗洛伊德哪儿去了？”特德说。
“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您是个衣冠齐整、留着胡子的人呐！”“别那么紧张，放松些，克莱默先生。”
他们隔着医生的书桌面对面坐着。特德在强作镇静——我很正常，医生——他谈了自己的婚姻、乔安娜的出走和以往几个月内的情况。医生仔细听着，问了他几个问题——他对某些情况有何感想；医生没作任何记录。特德怀疑自己是不是没讲什么值得一记的话。
“好吧，克莱默先生。一次面谈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探索。立刻作出分析是不对头的，我不赞成。”
“你反对随便说就诊的人有某种情结什么的吧？”特德神经质地说。
“差不多。让我跟你谈谈我的一些印象。可能毫无根据，也可能一语中的。没准。”
特德觉得心理分析法到如今应该是一门学问了，而不应该是什么“没准”的事。
“你对这些事在感情上的反应几乎都被压抑了。比如说，你为什么感到愤怒。你方才说你不搞社交了。好吧，你现在对女人生气吗？对你的母亲？父亲？你家里出的事听来跟‘华尔顿家’病例不象。”
特德笑了，虽然他并不想笑。
“这是可能的——还有，这不过是一个印象——你由于家庭生活的经历而具有压抑感情的历史，这可能影响了你的婚后生活，而且可能至今还在压抑着你。”
“你是说我应该接受治疗？”
“有各式各样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克莱默先生。有些人丧失机能。有些人具有具体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我们就给予应急治疗。有些人接受治疗，一般性的治疗，有助于加强对自己的了解。”
“您是指我吗？”
“我并不想拖住你这个主顾。这得由你自己决定。我想治疗对你会有好处。我不认为你不存在问题，克莱默先生。”
他告诉特德他这儿的就诊费是每小时四十元，等另一个病人按照计划结束治疗，他就可以给特德施诊。医生认为每周两至三次最为理想，至少也得一次。他认为这不是应急治疗，特德知道有些人的疗程长达数年之久。特德认为这笔开支过于昂贵，医生表示同意，但又说无从推荐收费低廉的同行。也有集体疗法，不过如果不包括定期治疗，他认为疗效不大。有一些诊所是由不那么有经验的医师开设的，特德可以去试一试，不过这种诊所也在提高治疗费用。照医生的说法，特德必需自己拿主意；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并且为了生活得更加心安理得，到底值得花多少钱。
“不过，我能过得去。我是说，总的说来，我的确过得还不错。”他又弹起了“医生，我很正常”的老调。医生终究是医生。
“你要我给你发个小奖章吗，克莱默先生？光过得去这个要求太低了吧。”
时间到了，他们握手道别。
“医生，我能抓紧时间问你几个小问题吗？”
“只要我能回答就行。”
“照您看来，”——他觉得这种问法很蠢，但还是往下讲了——“你是否认为我应该重行布置房间？”
医生没笑，而是认真对待他的问题。
“你不喜欢房间现在的样子吗？”
“喜欢的。”
“那为什么想要变个样子呢？”
“好，明白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该多参加些社交活动吗？”这次特德笑了，想借此把问题冲淡一点。
“您希望多参加些社交活动吗？”他又一次认真对待他的问题。
“是的。”
“那就去吧。”
特德反复推敲自已是否应该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他喜欢这个人的作风和平易的语言。也许这个人能够帮助他。但是他无从筹措每周四十元来接受治疗，减到每周三十元进行长期治疗也不行。他还得交付女管家的工资和真正的医药费用呢。他拿定主意：自己心肝脾脏胃里有什么毛病只好由它去了。过得去就行了。房间的布置也由它去了。他要多去参加些社交活动，一定得这么办，这可是医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