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濒死（之三）

最后的舞步

我们死后，会有别人来占据我们的位置。但毕竟与我们不同

——谢尔盖·叶塞宁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父亲捡拾柴禾。我热爱这项工作，我同父亲一起到树林中砍劈木柴。我们是男人，就像强有力的伐木工人一样在一起干活，做我们份内的事，要让我们的屋子和女人们一起温暖起来。是的，父亲教我要成为一名奉献者，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他经常和我打赌，说我不可能在500下之内劈开一块巨大的多结的木头。噢！我是多么卖力呀！大多数都是我赢了，但我想他每次总是给我足够的劈砍次数，因为他喜欢当那块木头在我最后（第499次）全力一击之下，最终被劈开，我是多么的骄傲和兴奋。然后，我们推着装满木柴的雪橇往家走，朝着食物和一个温暖、欢快的火堆前进，鼻子却被冻得直淌鼻涕。

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和父亲经常在星期二的晚上坐在一起看电视：怀亚特·厄普、切内·马维里克和苏加·劳夫。父亲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了他过去曾和这些人一起骑过马，他总是能够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告诉我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相信他的原因。他说这是因为他认识他们，所以就可以预见他们的行动。作为一名男孩，我是多么的骄傲呀！我的父亲竟然会是一名真正的牛仔，竟然曾和最好的骑手一起骑过马。我在学校里把这些告诉了我的朋友们，他们一起嘲笑我并对我说这是我父亲在骗我。为了维护他的尊严，我连续不断地跟人打架。有一天，我被打的很严重。看到了我撕破的裤子和裂开的嘴唇，我的老师把我推到一边，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类似事件接踵而至，以至于我父亲不得不告诉了我真相。不用说，我几乎要崩溃了，但我依然深深地爱着他。

在我13岁那年，父亲开始学玩高尔夫球了。我是他的球童，每次在我们走出俱乐部会所之前，他总会让我也打几杆球。我从此迷上了这项运动并逐渐擅长了这门技艺。偶尔，父亲会带他的两位朋友一起来玩，每当父亲和我把他们带入一个骗局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之后，我总会笑得非常开心。我们是一个队的。

除了我们这几个孩子，跳舞是父亲和母亲最爱的。他们跳的都非常好。舞厅里的人给父亲和母亲都起了绰号，马文和马克森，舞场中伟大的马文和马克森。他们浪漫的幻想变成了现实。当他们跳舞时，在父亲和母亲的脸上除了微笑之外，我从未看到过还有别的什么。我的两个姐姐南希和朱丽叶，经常和我一起去参加婚礼舞会。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呀！

星期天的早晨，做完礼拜之后，父亲和我负责准备早餐。在我们等待煮好的燕麦粥和葡葡干时，我们总要在母亲擦洗干净并打了蜡的地板上跳踢踏舞，而母亲也从未因此而抱怨过我们。

渐渐地，我长大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似乎开始逐渐有些疏远。在我上初中之后，课外活动开始消耗我的时间。我同时成为两个同等重要的角色：运动员和音乐家——我和他们一起参加体育运动，在同一个乐队中演奏，并且追女孩子。我还记得当父亲开始在夜里工作而且不再关心我的任何活动的时候，我那时是多么的痛苦与孤独。我把自己浸没在曲棍球和高尔夫球的运动里，我赌气地想：“我要做给你看，即使没有你在场我也是最好的。”我同时是曲棍球和高尔夫球两支球队的队长。但是，他没有关心过我的任何一场比赛。我感到似乎他很少关心我，是为了要让我在生活中锻炼成为一名艰苦的奋斗者。我需要他，他难道不知道？

喝酒对于我来说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父亲看起来不再像一个英雄，却更像一个不懂我的感觉以及我正经历着一段非常困难时期的局外人。偶尔，当我们在一起喝酒，并已过量时，我俩似乎更近了一些。但那种对于过去的特殊的感觉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从我15岁到26岁期间，我们从未说过爱对方，11年呀！

之后，有件事发生了。一天上午，父亲和我准备好要出去干活。当时，他正在剃须，我突然注意到他的喉咙上有一个肿块。我问他：“爸爸，你脖子上长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正打算到医院去看看。”他说。

那天上午，我是第一次感觉父亲看上去竟是如此地消瘦。

医生诊断出父亲咽喉上的肿块是癌瘤。在以后的4个月当中，我几乎每天都会感觉到父亲正在逐渐地消逝。他好像被所发生的一切搞糊涂了，他一直非常的健康。看着他由165磅的身躯转眼间变成115磅的皮包骨，简直让人无法承受。我尽力地和他接近，但我猜想他当时的思想一定非常混乱，他还不可能会注意到我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感觉。

我的猜想看上去是对的，直到圣诞节前夕的夜晚。

那天夜里，我来到医院，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在那里，他们已经在那儿呆了有一整天了。为了让她们可以回家去休息一下，我决定留下来继续看护。当我走进父亲的病房时，他正在沉睡，我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也许已经醒了，但他是如此的虚弱，以至于我几乎听不见他要说什么。

大约是夜里11点30分的时候，我感觉睡意袭来，就躺在一张小床上睡下，这张床是早先时候一个护士搬进来的。突然，父亲叫醒了我，他在喊我的名字，“里克！里克！”当我坐起来时，我看见父亲正坐在床上，看上去神色很坚决，“我想跳舞，我想跳舞，就现在。”他说。

开始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或怎么做，所以只是仍旧坐在原地。他再次坚持：“我想跳舞，儿子，就让我们最后再跳一次舞。”我走到他的床边，轻轻地弯下腰问他：“你是想和我跳舞吗？爸爸。”的确让人吃惊，几乎不用我的帮助，他从床上自己站了起来。他的能量一定是来自上帝的恩惠。手拉着手，搂住对方，我们绕着房子跳了起来。

那天夜里，我们所拥有的精力以及我们所分享的爱是以往任何作家在他们的语言文字中所从未描述过的。我们结成了一个整体，是在真正意义的爱、理解以及相互关怀下结合在了一起。我们所有的生命历程都似乎在那个时刻交织在一起，跳踢踏舞、打猎、钓鱼、打高尔夫球……我们在一刹那间复苏了所有的记忆。时间凝滞了。我们不需要收音机或录音机，因为所有的曲调（无论是已传唱的老歌还是尚未创作的音乐）都在天空中奏响。小小的病房比我所见识过的任何舞场都要宏大。爸爸的双眸闪烁着悲喜交加的光彩，那是我未曾见过的。我们跳着，跳着，相对四目已是泪光莹莹。我们依依道别，在短暂的一刻，我们再一次体会到彼此间坚定的爱。

我们止住了舞步，我扶父亲回到床上，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深呼了一口气，握住了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说：“谢谢你，我的儿子。你来这和我共度长夜，使我很快活。这对于我是如此的有意义。”第二天是圣诞节，他去世了。

那最后的跳舞是上帝在圣诞节前夕赠给我的礼物——一件欢乐和智慧的礼物，因为我发现了父子之间的爱会达到怎样的强烈与明确的程度。

好了，爸爸，我的确爱您，我企盼着我们下一次能够在上帝的舞厅中跳舞。

（里克·内尔斯）

爸爸

一个自由人思考得最少的就是死，他的智慧是对于生而不是对于死的沉思。

——斯宾诺莎

我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7岁的时候，母亲再次结婚，于是我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女孩。你知道吗？是我选的爸爸。妈妈和“爸爸”约会一段时间后，我对妈妈说：“他就是我爸爸，我们将接受他。”

我参加了妈妈和爸爸的婚礼，为他撒花，我一直因此而自豪。有多少人敢说他们参加过父亲的婚礼呢（而且是真正地沿着过道走下来）？

父亲为这个家而自豪（两年以后，我家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好多人对妈妈说：“查理看起来对你的小家伙们感到很满意，很自豪。”那绝不是奉承话。爸爸确实对我们的聪明、诚实和对人们满腔的爱而感到满意和自豪（也包括我那惹人喜爱的微笑）。

我快17岁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爸爸病了。检查了几天，医生仍找不到病因。“如果我们这些权威人士都找不到病因的话——他一定是健康的。”他们让爸爸回去上班。

第二天，爸爸从班上回到家里，泪流满面。那时我们才知道他得了致命的病。以前，我从没见过父亲哭泣，父亲说哭泣是懦弱的表现（与此有着有趣联系的是，我——一个爱激动的十几岁的孩子——会因每一件事而哭泣）。

终于，我们说服了爸爸让他住进了医院。他被确诊患了胰腺癌。医生说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更了解爸爸，我们知道他至少还能陪我们度过3个星期。因为下周是妹妹的生日，3周以后是我的生日。父亲一定会和病魔作斗争的——祈祷上帝给他力量——一直坚持到我们的生日。因为他不愿我们有令人心碎的生日，更不愿将来有这样的回忆。

一个人将要离去的时候，他会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这样一个现实：生命必须继续。父亲十分希望我们能像原来那样生活，无忧无虑。我们要求父亲像以前那样仍然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达成了一致。我继续进行我们的“正常”活动，而父亲是这些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尽管是在医院里。

有一次，在我们日常的探望之后，父亲同病房的病友跟着母亲走到走廊。“你们来的时候查理总是平静，很积极，我想你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痛苦。他用所有的力气和忍耐力去掩饰他的苦痛。”

母亲回答道：“我知道他在掩饰，但那是他要做的。他不愿让我们难过，他知道当我们看到他受煎熬时我们会有多么难受。”

母亲节那天，我们带着礼物去了医院。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在门厅里等着我们了（妹妹太小是不允许进父亲的病房的）。我替爸爸买了一件送给妈妈的礼物。在那个属于我们的门厅角落里，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精彩的晚会。

下周是妹妹的生日。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能下楼了，所以我们把生日蛋糕、生日礼物带到了医院，在父亲病房的同层楼的接待区里庆贺了一番。

第二周的周末我举行了舞会。按照惯例我们在家里拍了照，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去了医院。是的，我穿着带裙环的长长舞裙穿过了医院（我的这身衣着不适合乘电梯）。当时我真觉得有点尴尬，可当我看到父亲脸上的微笑时，这种感觉消失了。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在等着他可爱的女儿举行第一次舞会。

妹妹每年要参加一次舞蹈演出，演出前一天总要进行彩排，彩排那天是全家人照像的日子。很自然，彩排之后我们去了医院。妹妹身着舞裙缓缓地走过走廊。她为爸爸表演了优美的舞蹈。父亲始终都微笑着——尽管每一个动作的拍击声都会引起头部的剧烈疼痛。我的生日到了，我们把妹妹偷偷地带到父亲的病房里，因为父亲不能离开病房（当时护士善意地装作看不见）。我们又庆贺了一番。但父亲的身体支持不住了。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抗争。

那天夜里，医院来了电话，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几天以后，父亲离开了我们。

从死亡中所得了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生活必须继续。父亲坚决主张不要让生活停下来。就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关心着我们，爱护着我们，为我们而骄傲。他的最后愿望是什么？那就是葬他的时候，衣袋里要有一张全家人的合影。

（凯利·J·沃特肯斯）

麻雀死后飞到哪儿？

死者并没有死亡。他们在一旁观看并帮助我们。

——D·H·劳伦斯

孩提时我经常想：麻雀死后飞到哪儿？我想不明白，一直对此迷惑不解。现在我看见一只麻雀没了生命，静静地躺在那儿，悄无声息。我知道它没死。一定是什么东西伤害了它：这种东西把它，一个迷途的灵魂，在黑夜里带走了。

6岁的时候，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街上的一个男孩。我们常在沙箱里玩，讲那些早被大人忘记的事——像永远这么小点儿，或者讲藏在床底下，衣橱里面的妖怪。他叫汤米，但我叫他麻雀，因为对他的年龄来说，他长得有些瘦小。现在想起他的名字有着莫大的讽刺含义：他也死了。

我忘不了知道汤米要死的那天。那天我在沙箱里等着汤米，边等他边漫不经心地用沙子堆我们以前就开始堆的城堡。没有汤米，我不会专心玩的，所以我在等他，等似乎需要永远等下去的人。天开始下雨了。不一会儿，我就隐约地听到屋子里电话铃声。大约10分种以后，妈妈出来了，打着伞，但脸湿了。我们朝屋子走去。在我刚要进门的时候，转身发现雨把我和汤米的城堡浇倒了。

我走进屋子，刚刚喝完一杯热咖啡，妈妈把我叫到桌子前，拉着我的手，妈妈的手在抖。我立刻感觉到：汤米出事了。妈妈说医生刚刚给汤米作了血化验，汤米得了白血病。我不知道白血病是什么，我用迷惑的眼神看着妈妈，妈妈说人们得了汤米所得的病——不，是病找到汤米——一定会死。我不愿他离开我，我要他留下来，和我在一起。

第二天我必须见汤米。我一定要看看这一切是不是真的。我在汤米家下了车，刚一进门，汤米妈妈说汤米不想见我。她不知道她多么轻易地就伤害了一个小女孩，像打碎薄玻璃那样击痛了我的心，我哭着回了家。到家不久，汤米打来电话说，等我爸爸妈妈睡着以后到沙箱那儿找他，我答应了汤米。

他看来没什么变化，也许脸色有点苍白，可他还是汤米。他真的在等我。我们一边堆城堡一边讲那些大人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汤米说我们能住进像这个小沙堡一样的房子里，永远不长大。我完全相信他的话，我们在那睡着了，沉浸在纯真的友谊之中，躺在温暖的沙子上，城堡为我们守望。

我醒的时候天还没亮。沙箱像一个小岛。四周是望不到边的草的海洋，只是一部分被后院和街道隔断了。孩子的想象力是最丰富的，一颗露珠也会在那想象的海洋中闪闪发光。我记得当时伸出手去碰露珠，看它是否会在草海上泛起涟漪，结果没有。我转过身，看见汤米就一下子回到现实中。他已经醒了，凝视着城堡。我也去看城堡。坐在那儿，城堡那令人敬畏的魔力把我们两个深深地吸引住了。

汤米打破了沉默，“我要到城堡里去。”我们像木偶那样挪到城堡跟前，好像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知道的。汤米的头放在我的腿上，昏昏沉沉地说：“我现在要到城堡里去了，你要来看我，不然我会寂寞的。”我诚心向他保证我会去的。他闭上了眼睛。我的麻雀飞走了，飞向所有麻雀死后都飞去的地方。沙箱里只留下我，抱着那只没有灵魂，不再完整的小鸟。

20年后，我来到汤米的墓前，把一个小玩具城堡放在墓上，城堡上刻着这样的字：“给汤米，我的麻雀。有一天我会走进城堡，永远和你在一起。”

等我准备好了，我会回到沙箱那儿，想象出我们的城堡。然后，我的灵魂，像汤米那样变成一只麻雀，飞回城堡，飞到汤米身边，和别的所有迷失的麻雀在一起，重新变成一个6岁的小女孩，一个永远不长大的小女孩。

（凯茜·考考斯卡）

请帮我穿上红衣服

任何理解生命意义的人，决不会害怕死亡。

——托马斯·富勒

在我做教师和健康护理员双重身分的职业中，我一直工作在许多感染爱滋病毒的孩子们中。同这些特殊孩子们的关系永远是我一生的礼物。尤其，从泰勒那里学到了勇气，让我把泰勒的故事讲给你听。

泰勒出生时就感染有爱滋病毒，他的母亲也感染了这种病毒。从他生命的开始，就依靠药物生活。当泰勒5岁的时候，通过外科手术在他的血腔血管中植入一个软管，这个软管同他背着的包裹内的泵相连，药品挂在泵上，不断地通过软管，输送到血液之中。有时，他需要补充氧气来维持他的呼吸。

泰勒不愿因为这种致命的疾病而放弃童年时代的每一分钟。在他家后院的周围，经常能看到他玩耍奔跑的身影，背着盛满药物的包裹，抱着装着氧气瓶的小车，我们所有人都对他十足的喜悦和精力感到惊奇。他的妈妈经常开玩笑地对他说，他跑得太快了，只有让他穿上红色的衣服，这样，当她在窗前看他在院子里玩时，能很快认出他。

最后，这种可怕的疾病使像泰勒这样充满活力的肌体也衰弱下去了，他的病情很快加重了。不幸的是，他的妈妈也接着病倒。很显然他活不了多久了。泰勒的妈妈同他谈了“死”，安慰他说她也很快会死的，不久他们会在天国团聚。

在泰勒临死的前几天，他示意我靠近他的床，低声说：“我可能很快就死了，我不害怕。当我死的时候，请帮我穿上红色的衣服，妈妈说她很快也会来天国，当她到那儿时，我正在玩，我要确信她能找到我。”

（肯德迪·霍尔姆）

别担心，没事

上帝正在受苦，他妒嫉人类有死亡。

——雅克·里戈

作为母亲和学校的心理学家，我见过孩子之间许多异乎寻常的友谊，我儿子考特和他的朋友韦斯利就有着深厚的友谊，那种友谊世上罕见。

考特的童年并不快乐，语言表达障碍和运动神经反应迟缓一直困扰着他。4岁时，考特在特殊学校教育学前班认识了韦斯利。韦斯利患了脑瘤，这使他像考特那样发育迟缓。相同的境况使他们亲密起来井成为最好的朋友。对两人来说如果谁某一天没去上课，另一个一天都不会快乐。

2岁时，韦斯利被确诊脑部有一个“无法手术”的肿瘤，做了几次手术，都没成功。孩子们玩的时候，韦斯利就会拖着那条惹人注意的腿挪来挪去。机器记录装置表明肿瘤变大了，于是韦斯利又要忍受一次手术的痛苦了，只是这一次在俄克拉何马城。

在学前班的生活中，考特和韦斯利一直得到一位好老师的精心照料。孩子们深情地称她“白诚曼”。她是我校心理学家生涯中所见过的最好的老师。白诚曼尽力向语言障碍学前班的孩子们解释韦斯利的手术和俄克拉何马的旅行。考特十分激动，他哭了。他不愿让最好的朋友坐飞机去那么远的地方，更不愿让医生碰韦斯利。

启程那天，韦斯利和全班同学一一告别，韦斯利热泪滚滚。后来，白诚曼让孩子们散去，让考特和韦斯利单独在一起，叙叙离别之情。考特害怕再也见不到最好的朋友了。韦斯利很瘦弱，比考特矮了许多，他抱住考特的胸，会意地看着考特安慰道：“不要担心，一切会好的。”

手术极其危险，可韦斯利再一次挺住了。许多周以后，他重返校园。考特和韦斯利比以前更亲密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韦斯利不得不做更多危险的手术并且每次都有试验性的药剂。每一次，他都得忍受这些手术带来的副作用。韦斯利许多时候是坐在轮椅上或是让人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

韦斯利喜欢学校的千米慢跑活动。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参加。尽管他的腿不能正常行走，可这并不能阻止他。有一次，他坐着妈妈推的轮椅参加比赛，边跑边喊：“快点儿，妈妈！”还有一次，韦斯利是伏在另一个孩子父亲的肩上参加比赛的。

11岁时，每一种手术和可以选择的药品对韦斯利的病都无济于事了。肿瘤已经扩散到韦斯利的全身。那年3月9日，白诚曼打来电话通知考特：该向他最亲密的朋友真正告别了。韦斯利已经回到家，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了。

到11岁生日时，考特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只是学习上的困难还很明显，千米慢跑运动也不适合他。白诚曼打来电话通知考特的第二天，考特就参加三千米慢跑。那天他的感冒和气喘病刚好，可他却想尽方法让我相信他能够上课了。下午我去接他的时候，他说肺滚热。拿着一个证书和闪闪发亮的第一名的绶带，证书上写着：“奖给五年级组第一名获得者考特和他的朋友韦斯利。”

平时考特不是那种有主见的、倔强的孩子，可是那天晚上他坚持要去看望韦斯利。韦斯利的妈妈安排我们在治疗间隙看他。韦斯利躺在床上，柔和的阳光照在他那虚弱的天使般的身体上，从后院传来了圣乐声。在病魔和过多的药物的折磨之下，韦斯利不能做什么了，偶尔地，能握着别人的手指，睁开一只眼睛。

白诚曼唤醒韦斯利，并且让他明白：考特来了。考特握住韦斯利的手，把证书给韦斯利看。告诉他，考特是为韦斯利拼命夺第一名的，因为韦斯利不能参加比赛了。韦斯利紧紧握住考特的一个手指，脸上的表情只有他们才能明白。考特俯下身亲吻韦斯利，低声说：“再见，韦斯利，我的朋友。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韦斯利捱到了自己11岁的生日，6月离开了人间。考特参加了韦斯利的葬礼，有人问他心情怎么样，他说已经跟最好的朋友告别了，并且知道韦斯利会“很好的”。

我想韦斯利死后他们的友谊就结束了。我错了。韦斯利死了整整一年的时候，考特得了严重的脑膜炎。在急救室里，考特绝望地抓住我，我们怕极了。考特浑身发冷，不停地打颤。

当医生做脊柱抽液时，我和考特感到一股暖流和难以描述的平静涌向全身。考特立刻放松了，不再发抖。

医生和护士离开房间以后，考特和我互相凝视着，考特十分镇静地说：“妈妈，韦斯利在这儿，他说‘不要担心，一切会好的。’”

一些友谊永远也不会结束，我对此深信不疑。

（珍妮斯·亨特）

拿着你的叉子

对我们来说，人死后不会立即消逝，他们仍沐浴在一种生命的光辉中。

——马塞尔·普鲁斯特

当玛莎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的时候，教兄吉姆的脸上总是会带着微笑。因为她不仅是教徒中最年长的一个，而且也是最虔诚的教徒之一。所有的孩子都叫她“玛莎姑妈”，她走到哪儿，就把虔诚、希望和爱带到哪里。

然而这一次，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异常：

“教士，今天下午您能来我这儿吗？我需要跟您谈谈。”

“当然可以，我大约3点钟到，好吗？”

在他们安静地坐在玛莎卧室里时，吉姆知道了为什么她电话里的声音异常。玛莎得知，她的医生刚刚发现她患了肿瘤，而这以前她从未觉察到。

“他说我大约还能活6个月。”玛莎的话十分严肃，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我很难过……”吉姆话还没说完，玛莎就打断了他。“不要那样，上帝对我一直很好。我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准备好了，这你明白。”

“我明白。”吉姆点了点头，低声说。

“但我很想跟你谈谈关于我葬礼的事。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有几个要求希望你满足我。”

他们平静地谈了好长时间，谈论着玛莎喜爱的赞美诗，多年来对她十分重要的《圣经》文章。又回想起了玛莎与吉姆在中央大教室所度过的5年时光。

当他们好像已经谈到了每一件事时，玛莎一下子停下了，抬头看了看吉姆，眼里闪着兴奋。“还有一个要求，教士，葬我的时候，我想一手拿着旧圣经，一手拿着叉子。”

“叉子？”吉姆确信他听清了每一件事，但这件事却让他感到惊奇。“您为什么想让一只叉子同您葬在一块儿呢？”

“我一直在想这些年参加过的教会里的宴会，”她解释到，“我不能全记起来，可有一件事却印在我脑海中，无法忘却。”

“在那些盛大的宴会上，正餐刚刚用完时，仆人或者女主人会来收拾盘子，这时我会想起那句话：请拿着你的叉子。因为有时，即使是在最大的宴会上，也会有人伏在我肩上告诉我：‘拿着你的叉子。’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还有甜食呢！”

“甜食不是指一杯桔子果冻或者布丁，也不是一碟冰淇淋，这些不必用叉子。甜食是指好吃的甜点心，像巧克力蛋糕，或者樱桃馅饼！他们告诉我时，我就会拿着叉子，我知道最好的是下一道！”

“这正是我希望人们在葬礼上谈论的话题，当然，他们谈起我们共同拥有的美好时光，那很好。”

“但是当他们走过棺材，看见我的蓝裙时，希望他们会问：‘为什么拿着叉子？’”

“我希望你能告诉他们，我拿叉子的原因，是告诉他们最好的菜是下一道。”

（罗杰·威廉姆·汤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