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蓝滚边
我们被拽着从大夜店的小齿轮间通过，心灵被磨成齑粉，皮肉一条条地耷拉着，像流浪汉的褴褛衣衫——在那里，太多的苦难，太深的痛楚，使我们不能用透彻和预见的目光瞧一瞧那些摧残我们的面色铁青的夜间刽子手。涨满胸中的苦水淹没了我们的眼睛——不然的话，我们能写出我们的磨难者的怎样的一部历史啊！-一而他们自己是不会写出自己的真相的。但是，唉：任何一个过去的囚犯都能详详细细地回忆起自己所受到的侦查，记得受过怎样的压榨，被压出些什么脏水。但是关于侦查员本人，他往往连姓名也不记得，更不用说考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也是这样。虽然我跟那个国家安全机关的叶泽波夫面对面在他的办公室里坐过不短时间，可是要说能想起来的事，关于任何一个同室难友的也要比关于这个人的更有意思，更有内容。
我们留下的一个共同的、实在的回忆就是：一群腐败的东西——一整个空间都烂透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并不是发泄怒气和怨恨，但我们已经平静下来的心里仍保留着这个深信不疑的印象：他们是一些下赚的、幸灾乐祸的、居心不良的并且可能还是一些不清不白的人。
根据记载，亚历山大二世，就是那个被革命者视为眼中钉、曾七次企图暗杀的皇帝，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大楼”的叔叔），并在二百二十七号单人监室命令把他关起来，在那里蹲了一小时以上——想体验一下被他关在那儿的那些人的心情。
不能否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这里有道德上的动机，是他从精神的角度观看一下事物的需要和尝试。
但是不可能想象我们的侦查员，包括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在内，其中有任何人能够即使用一小时去体验一下囚犯的处境，在单人监室里蹲蹲并寻思寻思。
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成为有教养的、有广博的文化和眼光的人——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合乎逻辑地思考——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只需要确切地执行指示和对痛苦的冷酷无情——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从他们手里经过的人，至今仍窒息地感觉到他们彻底丧失了一般人类观念的躯体。
别人不说，侦查员心里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们除了在会上以外，在私下或扪心自问总不能认真地说他们是在揭露罪犯吧？但他们不是仍然一页一页地书写坑害我们一生的笔录吗？这正是那种盗贼的原则：“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
他们明白，案件是无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复一年地去干这种事。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强迫自己不去思考（这就已经意味着人性的毁灭），简单地认定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错的。
但是，记得纳粹分子不也是曾经搬出过这个理由吗？
谁也免不了要对盖世太保和国家安全部做一番比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由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季夫尼奇那样既经历过盖世太保又经历过国家安全部的人来进行比较更为自然。季夫尼奇是一个流亡国外的俄国人。盖世太保向他提出的罪状是在德国的俄国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国家安全部提出的是——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秀夫尼奇作的结论是不利于国家安全部的：两处都折磨他，但盖世太保毕竟还是在查明真相，当罪名不成立时，就把秀夫尼奇放了。而国家安全部则不查明真相，并且不想对任何已经抓起来的人放开魔爪。
或许这就是“先进的学说”，花岗岩的思想体系。在凶险的奥罗多干（一九三八年的科雷马惩戒派出点），一个侦查员因未费吹灰之力就使克里沃罗格联合工厂经理M-卢里耶签名同意给自己再判一次劳改刑，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在余下的时间里对卢里耶说：“你以为我们采用影响手段（这是对拷打的温和说法。）有什么乐趣吗？但是我们应当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你是个老党员——你说，如果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样做？”看来卢里耶几乎同意了他的说法（也许，他这样轻易地签了名，正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很有说服力，很正确。
但经常是恬不知耻。蓝滚边们懂得绞肉机的运转过程，并且喜欢它。侦查员米罗年科在治达劳改营（一九四四年）对命运注定了的巴比奇说：“侦查机关和法院只是办办法律手续，它们已经不能改变事先安排好了的你的命运。如果需要把你枪毙，即使你绝对无罪——反正也会枪毙你。如果需要把你开脱（这显然是对自己人而言——作者注），那随便你怎样有罪——你也会被洗刷干净，而宣布无罪。”他甚至以这种说法的合情入理而自豪。西哈萨克省国家安全局第一侦查处处长库什纳廖夫对阿道夫-茨维尔科直截挑明了：“如果你是列宁格勒人（意思是党内的老资格），那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只要有人，我们就能造出案子来。”——他们当中许多人这么说着玩，这是他们的谚语。我们说是折磨人，他们说是工作好。侦查员尼古拉-格拉比辛科（伏尔加运河）的妻子感动地对邻居说：“我们科利亚”可能干了。有一个人好久不肯招认——把他交给了科利亚。科利亚同他谈了一夜——那个人就招认了。”
为什么他们大家不是一心查明真相，而是热衷地一味追求被处理者和被判刑者的数字呢？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最方便，不致跟不上总的潮流。因为这些数字就是他们的安宁生活、就是他们的附加工资、奖励、升官，就是机关本身的扩大和福利。在数字完成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偷偷懒，敷衍一下工作，也可以夜里出去玩玩（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数字低，那就会遭到撤职、降级，失掉这个饭碗，——因为斯大林不会相信，在某个区里、城市里或部队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
因此，对于那些不肯被纳入数字的，“熬鹰”、禁闭、饥饿都治服不了的顽固不化的囚犯，他们不是产生恻隐之心，而是抑制不住受触犯和被激怒的感情：犯人拒不认罪，就是损害了侦查员的个人地位！他们就像是想使他本人摔筋斗！——既然如此，那就任何办法都是好的了！斗就像斗的样子！软管插进你的喉咙，请喝盐水吧！
“蓝色商店”的从业员们按其工作的种类和所作出的生活选择来说，是丧失了人类存在的高级领域的，他们全副身心贪婪地生活在低级领域里。在那里掌握和指使着他们的，是低级领域最强烈的本能（除饥饿和性的本能外）：追求权力的本能和追逐暴利的本能（特别是权力。在我们生活的几十年间，它要比金钱更重要）。
权力是一副毒剂，这是几千年来就知道的事。要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过支配别人的物质权力该多好呀！对于相信在我们众生之上还有着某种最高的东西，因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人，权力还不是致命的。但对于没有高级领域的人，权力就是尸毒。他们一旦传染上便不可救药了。
记得托尔斯泰关于权力是怎样写的吗？伊万-伊里奇占有这样的职位，这使他能够毁灭任何一个他想毁灭的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任何最重要的人都可以作为被告给带到他那里去。（这不正是说我们那些蓝箍帽！这都不需要作什么补充！）他觉得对这种权力的意识（“以及使它变得温和一些的可能性”——托尔斯泰附带说明，但这对我们那些小伙子无论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是担任公职的主要乐趣和令人神往之处。
何止令人神往！——简直令人陶醉！须知这足以使人昏昏然——你还年轻，说句随便的话，你还是个拖鼻涕的小家伙，没有多少日子前父母还为你伤脑筋，不知往哪里安置你，你又蠢又不爱念书，可是你在那个学校里混了三年以后——立见出息了！你在生活中的地位起了多大变化呀！你的动作变了！你的眼神、脑袋转动的姿势也变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在开会——你走进去，大家都注意，大家甚至都哆嗦了一下；你不在主席的座位上就位，让院长坐在那里去张罗吧，你在旁边坐下，但大家都明白，这里的主要人物是你——特别部门。你可以在那里坐上五分钟就走，这是你比教授们优越的地方，可能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把你叫去——但后来你对他们的决定可以动动眉毛（或者最好是动动嘴唇）向院长说：“不行。有一些意见……”到此为止！别无二话！——一或者你是个特科人员，反间谍人员，不过是个中尉，但是身材高大的老上校，部队的指挥员，见到你进来就站起来，竭力奉承你，讨好你，如果不邀请你，他同参谋长就不敢喝酒。你只有两颗小星，这没有关系，这甚至好玩：须知你的星星具有完全另外的分量，是用不同于普通军官的完全另一种标度来衡量的（有时，在执行特别任务中，允许你戴上例如少校之类的肩章，这好似假名，好似暗号）。对这个部队或这个工厂、或这个区的所有的人，你所拥有的权力，比之指挥员、厂长、区委书记，要深远得多。这些人所支配的是人们的职务、工资、名誉，而你所支配的是人们的自由。谁也不敢在会议上说到你，谁也不敢在报纸上提到你——不仅不敢说坏话！就是好话也不敢说！！你像隐秘的神灵一样，甚至提都不敢提。你存在着，大家都感觉到你！但你好像又不存在似的！因此，自从你戴上这顶天神的蓝箍帽时起，你就比公开的权力高出一头。你所做的事，谁也不敢去检查，但是每个人都受你的检查。因此，在普通的所谓公民（而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段段木头）面前，你最适宜于装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深思远虑的表情。须知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特别意见，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因此你永远是对的。
只是有一点你永远也不要忘记：如果你不是侥幸成为机关-一这个像人身体里的绦虫～样寄生在国家内部的柔软的完整的生物-一的一个小环节的话，那你也会是同样的一段木头。现在一切是属于你的，一切是为了你的！-一但是你必须忠于机关！你永远会受到袒护！随时都会有人帮助你吃掉你的仇人！扫清你路上的任何障碍！但是要忠于机关！执行它命令做的一切。你的位置也会替你考虑好：今天你是特科干部，明天会坐上侦查员的交椅，以后也许会以方志学家的身份出发去谢利格尔湖（一九三一年，伊利英。）可能是顺便为了让你松弛一下神经。然后可能从你名声太大的城市调到国家的另一端去当教会事务特派员。（凶残的雅罗斯拉夫尔的侦查员沃尔科比亚洛夫后为摩尔达维亚的教会事务特派员。）或者成为作家协会的责任书记（另一个伊利英，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是前国家安全部门的中将。）。什么也不要感到惊奇：人们的真正用途和给人们的真正等级，只有机关知道，对于其余的人说来，这些只不过是让他们玩玩而已：什么功勋艺术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英雄——只要吹口气，就没有他了。（谢罗夫将军在柏林间全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季莫非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你是什么人？”手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没有张惶失措，带着那种遗传的哥萨克的大胆精神反问：“你是什么人？”谢罗夫立即更正说：“您是学者吗？”）
侦查员的工作当然需要付出劳力：白天要去上班，夜里也要去上班，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那里，——但是不要为“证据”去绞脑汁（此事让受侦查人去伤脑筋吧），不要去思考什么有罪无罪——照机关所需要的去做，这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怎样进行侦查，那就已经由你去斟酌了，搞得愉快些，不太累人，最好能捞到点什么好处，不然的话即便能寻寻开心也好。坐着，坐着，突然间想出了一种影响手段——可找到啦！——马上给朋友打电话，到各办公室去串串门讲讲——多好玩呀！来试试，伙计们，拿谁试呢？老一套可太乏味了，老是这些颤抖的手、央求的眼睛、胆怯的顺从，真没意思——找个把敢抵抗一下的！“我喜欢强的对手！高兴去折断他们的脊梁！”（列宁格勒的侦查员希托夫对格夫说。）
要是碰到一个这样强的对手，他怎么也不屈服，你的一切办法都没有结果，那时该怎样呢？你气疯了吗？用不着克制狂怒！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是翱翔！——尽情发泄你的狂怒吧，不给它任何阻挡！让肩膀发痒吧！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就会往可恶的受侦查人张开的嘴里吐痰！把他的脸往满满的痰盂里按！（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书中所述瓦西里耶夫遭遇的事。）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也就会揪住神甫的发辫拖来拖去，往跪在地上的人脸上撒尿！在发泄了狂怒以后，你就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或者审讯一下“勾搭外国人的女郎”艾斯菲尔-P．一九四七。那你就跟她来两句荤的，就问问她：“怎么，美国人的那玩艺儿是有棱角的吗？光俄国人不够你用的？”你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她认这些外国人那里一定长了点什么见识。不能错过机会，这可跟到国外出一次差差不多！于是你就追根问底地仔细盘问起来：怎么搞法？都有些什么姿势？……还有些什么姿势？……详细说！每个细节都要说！（自己用得着，还要告诉哥儿们！）那丫头满脸通红，流了一脸泪水，说这跟案子没关系——“不，有关系！说！”这就显出你的权力是怎么回事了！她全都会一五一十地详细对你说。要她画出来也行，要她用身子表演表演也行，她没路可走，她的禁闭室，她的刑期，全攥在你手里。
．你（侦查员波希尔科，克麦罗沃国家安全局）要一个女速记员来记录审讯——给派来了一个模样好看的，你在受侦查的男孩子（中学生米沙-B）目睹下把手伸到她怀里去——他好像不是个人，不必顾忌他。
是呀，一般说来，你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如果你喜欢玩女人（谁不想玩呢？）——木利用自己的地位那就是个傻瓜。有一些因看上你的势力自己送上门来的，另一些因害怕而任你摆布。在什么地方遇见了一个姑娘，看中了——就是你的了，哪里也跑不了。任何一个有夫之妇被看上了——就是你的！因为要把丈夫摘掉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早就有了一个短篇小说《弄坏了的妻子》的题材。但看来是不打算去写了。它的梗概如下。在远东的一支空军部队里，在朝鲜战争前，有某个中校出差回来，得知他的妻子住了院。碰巧医生并没有对他隐瞒：她的性器官由于遭到病态的对待而受了损伤。中校急急忙忙奔到妻子那里，经过一番努力使她承认了，这是他们部队的特科人员上尉干的事（然而，看来也不是没有她这方面的垂青）。盛怒之下，中校跑到保卫人员的办公室里，抽出手枪，威胁要杀死他。但很快上尉就使他弯下腰来，垂头丧气、可怜巴巴地走了出去：上尉威胁要把他关到最可怕的劳改营里去烂掉，那时他就会央告给他一个不受折磨的好死。上尉命令他把妻子原样接受下来（某种东西无可挽回地被破坏了），同她一起生活，绝对不许离婚，绝对不许控告——这就是他不被关进去的代价！中校都。一照办了。（这是那个特科人员的司机对我讲的人
这类事件应当是不少的。这是一个最能诱引人去使用权力的领域。有一个国家安全人员曾强迫（一九四四年）一位陆军将军的女儿嫁给他，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要把她父亲关起来。姑娘有未婚夫，但为了拯救父亲，她嫁给了国家安全人员。在短短的婚后生活中，她写了日记，把它交给了心爱的人，然后就自杀了。
不，这应当亲身去体会-一什么是蓝箍帽！任何东西，你看到了——就是你的！任何住宅，你暗中看好了——就是你的！任何女人——是你的！任何仇人——滚开！脚下的土地——是你的！头上的天空——一是你的！它也是蓝色的呀！！
至于发财的欲望-一那是他们的普遍欲望。怎能木利用这样的权力和这样的不受监督的地位去发财致富呢？除非是个圣人！……
如果我们能够探悉每次逮捕的暗中动力，我们就会惊奇地看到，尽管抓捕具有一般的规律性，但其个别抉择，把谁关起来，个人的选定，在四分之三的场合是出于人的贪利心和报复心，而有半数的这种场合则出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机关（当然还有检察机关，我们将不把它们分开）的私利打算。
例如，B-T-弗拉索夫十九年的群岛旅行是怎样开始的呢？起因是，他是区消费合作社主任，有一次专门给党的积极分子（不是给老百姓，这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难为精）售卖布正（这种东西现在谁也不会要），检察长的妻子却没能买到：因为她不在场，检察长自己则不好意思走到售货台旁边去，而弗拉索夫也没有想起该说一声——“我给您留下。”（而且他的性格也永远不会让他这样说。）还有一次，检察长鲁索夫把一个朋友带到党员内部食堂（三十年代有这样的食堂）去吃饭，那人没有供应关系（就是说级别低了些），食堂管理员就没有允许给那个朋友供饭。检察长要求弗拉索夫惩罚管理员，而弗拉索夫却没有惩罚。还有他曾同样令人难堪地侮辱过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于是就给他戴上了右倾反对派的帽子！……
蓝滚边们的打算和行动有时小气到令人惊奇的程度。行动特派员先琴科取走了被捕的带兵军官的图囊和军用包，并当着他的面使用起来。借助于笔录上的花招取去了另一个被捕者的外国手套（在我军进攻时期特别勾起他们不快的，是他们的战利品不是第一手的）——逮捕我的第48集团军的反间谍人员，对我的烟盒起了觊觎之心——其实这甚至并不是什么烟盒，而是德国人办公用的某种小盒子，但具有诱人的鲜红颜色。为了这个不值一钱的东西，他采取了一整套公务上的迂回战术：先是不把它写入笔录（“这个你可以留在自己身上。”），然后，明知口袋里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还是叫人把我重新搜查一遍。“啊，这是什么？取走！”——为了使我不能抗议：“把他关到禁闭室去！”（哪个沙皇的宪兵敢于这样对待祖国的保卫者？）——每一个侦查员都拨给一定数量的烟卷，那是为了鼓励招认者和眼线用的。有些侦查员就把烟卷全部吞没了。甚至在侦查的钟点上——在付给他们加倍工资的夜间工作的钟点上，他们也搞鬼：我们曾在夜间的笔录上发觉“从”几点“到”几点的时间被拉长了——侦查员费多罗夫（列舍塔站，二三五号信箱）在搜查自由人科尔祖兴住所时亲自偷了手表——侦查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克鲁日科夫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公然对自己的受侦查人k-11-斯特拉霍维奇的妻子伊丽莎白-维克多罗芙娜说；“我需要一条棉被。给我带来！”她回答说：“存放冬季衣物的房间已经被查封了。”那时他就上她家去，不破坏国家安全机关的铅封，把整个门把手卸了下来（侦查员快乐地对她说：“瞧，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动手从那里取出她的冬季衣物，顺手还把一件水晶器皿塞进口袋（伊-维自己也尽力拿，自己的东西嘛。他制止说：“你拿的够了！”．而自己却还在拿）。
一九五四年，这个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她的丈夫对一切，甚至对死刑判决，都原谅了，并劝阻说：别去干这事！）出庭揭发侦查员克鲁日科夫。由于克鲁日科夫干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而且违反了机关的利益，他得到了二十五年。然而在那里能呆久吗？……
这类事件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有系统地问问过去的被捕者和他们的妻子，就可以出版上干本“白皮书”（从一九一八年起）。也许现在和过去都有一些从来不偷东西的、不侵吞什么的蓝滚边们-一但我断然不能想象出一个这样的蓝滚边！我干脆不明白，既有这样的思想体系，如果他看中了一件东西，有什么能制止住他呢？还在三十年代初，当我们穿着青年突击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西方贵族式的沙龙里，如像孔科尔吉娅-约塞的住宅，举办起晚会来了，他们的夫人就已经全身外国服饰打扮——这从哪里弄来的呢？
请看他们的姓名——好像他们是根据姓名被挑去工作的！例如，在克麦罗沃省的国家安全机关里五十年代初期有：检察长特鲁特涅夫（俄语中有“不劳而食者”的意思——此处及以下各姓的俄语含义均为译者注），侦查处长什库尔金少校（”自私自利者”的意思），副处长巴兰京中校（“烂菜汤”的意思），他们有个侦查员叫斯科罗赫瓦托夫（“抓得快”的意思）。这连想都想不出来！一下都凑在一起了！我已不再重复提沃尔科比亚洛夫（“狼瞪眼”的意思）和格拉比辛科（“抢劫”的意思）之类了。这类的姓名又是这样地集中，难道完全没有反映出什么东西来吗？
又要怪囚犯的记忆力；II-科尔涅耶夫忘掉了那个同他一起蹲过弗拉基米尔隔离所的国家安全机关上校的姓名，他是孔科尔吉娅-约塞的朋友（科尔涅耶夫也认识她）。这个上校是追求权力本能和追逐暴利本能的混合化身。一九四五年初，在最宝贵的“战利品”时期，他死气白赖要求到机关中负责监督这种抢劫的单位去工作，这些单位（由阿巴库莫夫亲自带头）不是为国家而是为自己拼命捞取“战利品”（并且很得手）。我们这位英雄搜刮了整整几车厢的东西，造了好几所别墅（一所在克林）。战后，他的气派那么大，当他一抵达新西伯利亚车站时，就命令把餐厅里的全部顾客赶走，并让人把姑娘和女人们赶到一起，强迫她们光着身子在桌子＿L跳舞，以供自己和他那些酒肉朋友寻欢作乐，即使干这种事他本来也会平安无事，但是他却违背了另一条重要的戒律，像克鲁日科夫那样，触犯了自己人。那个是欺骗了机关，而这个则是专拿引诱别人妻子打赌，他引诱的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而是契卡行动工作同志的妻子。于是就没有得到原谅！——带着五十八条被关进了政治隔离所。他在牢里，一想到有人竟敢把他关起来，感到十分恼火。他毫不怀疑上头还会改变生意的（也许已经改变了主意）。
这种倒霉的命运——自己坐牢，对于蓝滚边们并不是那么稀有的，避免这种命运的真正包票是没有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很少吸取过去的教训。想必又是由于缺乏高级理性的缘故，而低级理性则对他们说：情形稀见，碰上的人也很少，我会躲掉的，况且自己人也不会撒手不管。
在患难中自己人确实尽力照顾，他们有一条默契：对于自己人至少在待遇上要给予优惠（马尔芬特种监狱里的H-q-沃罗比约夫上校、卢宾卡监狱里的上面已经说到过的B-H-伊利英在八年多的时间内一直享受优待）。他们中因私人过失而个别坐牢的那些人，由于这种行帮内的照顾措施，通常过得并不坏，这使他们认识到平时工作中那种逍遥法外的感觉是有根据的。然而，也知道有几个把劳改营行动特派员扔到一般劳改营服刑的例子，他们甚至碰上了自己过去管辖的犯人，这时他们的处境就不妙了（例如，一向把盗窃犯当依靠对象并且刻骨仇恨五十八条犯人的行动人员蒙申，就被他依靠过的那些盗窃犯赶到了板铺底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探听到这些事例的详情——无法细说。
但是，有失掉一切的危险的是那些落入水流中（他们也有自己的水流！……）的国家安全人员。水流——这是一种自然力量，这是一种比机关本身还要强的力量，这里谁也不会来帮你的忙，否则连自己也会被卷进这个深渊去。
在最后的时刻，如果你消息灵通，有强烈的契卡人员意识，你还可逃出这个狂澜，证明你与它无关。例如萨延科大尉（不是那个以枪杀、用军刀在身体上钻眼、打断小腿、用重锤压扁脑袋和用火刑闻名的一九一八年哈尔科夫的木匠一契卡人员，——但也许是亲戚？）出于一时软弱爱上了中东铁路人员科汉斯卡哑并同她结了婚。突然，在浪潮刚一兴起时，他就打听到要抓捕中东铁路人员。他在这时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行动处长。他分秒不失地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一把心爱的妻子投进监狱！——甚至不是作为中东铁路人员，而是给她炮制了一个案子。于是就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高升了，成了托姆斯克的内务局长。（又是一个题材，这种题材这里有多少呀！也许什么人能用上。）
水流县依照某种神秘的更新机关的法则而产生的-一定期作点小小的牺牲，以使留下来的人们具有洗净了的样子。机关的人员更替应当比一代代人的正常生长和衰老进行得快一些：国家安全人员中一批批的鱼群应当像为给后代让位而死在河底石子上的鲤鱼那样，毫不动摇地献出脑袋来。这一条法则，具有高级理智的人们是看得很清楚的，但蓝边帽们怎么也不想承认和预见这个法则。于是机关的骄子们，机关的要人和部长们本人，每当大限一到，就得把脑袋放到自己的断头台上。
一个鱼群带走了雅戈达。大概有许多我们将在本书《白海运河》一章中称颂不已的光荣名字也落入了这一群中，而他们的姓名后来就从诗篇中给涂掉了。
第二个鱼群很快就把昙花一现的叶若夫拖了进去。三七年的好汉们有的就在这股水流中牺牲了（但不应夸大，远非所有的好汉都进去了）。叶若夫本人在侦查时挨了打，样子看来很可怜。这次大逮捕中，古拉格也失去了爹娘。例如与叶若夫一起入狱的还有古拉格的财务局长、古拉格的卫生局长、古拉格的军警队队长，甚至还有古拉格的契卡行动处长——所有劳改营的头头们！
后来就是贝利亚的鱼群。
那个胖大笨重、自以为是的阿巴库莫夫则在此以前单独地摔了跤。
机关历史的作者们有朝一日（如果档案不烧掉）会一步一步向我们叙述这个情况-一有数字，也有显赫的名字。
我在这里只想稍稍说一点——说一点我偶尔得知的关于留明——阿巴库莫夫的历史情况（关于他们已在别的地方讲过的不再重复）
靠阿巴库莫夫飞黄腾达并受阿巴库莫夫宠信的留明，于一九五二年底到阿巴库莫夫那里去报告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是医生艾廷格尔教授已经承认对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作了错误的诊治（抱着害死的目的）。阿巴库莫夫不相信这种事，他深知这类勾当，断定是留明走得太远了（而留明对斯大林的心意体会得更好！）。为了核对起见，就在当晚对艾廷格尔举行了交叉审讯，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阿巴库莫夫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医生案件”，而留明则认为是有的。早晨本来要再一次进行核对，但由于“夜店”的神奇特点，艾廷格尔于当夜死掉了！第二天早晨，留明未经阿巴库莫夫同意并背着他给中央委员会打电话，请求斯大林接见！（我想，这不是他最果断的一步。拿脑袋作赌注的最果断的一步是头天晚上不同意阿巴库莫夫的意见，说不定也包括夜里杀掉艾廷格尔。但谁知道这些宫廷秘史呢！——也许同斯大林以前就有了接触？）斯大林接见了留明，亲自交办了医生案件，而阿巴库莫夫则被逮捕了。以后留明似乎是独立处理医生案件，甚至把贝利亚都撇开了！（有迹象显示，在斯大林死之前，贝利亚已处于发发可危的状态，——也许正是通过他把斯大林收拾掉的。）新政府所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就是否定了医生案件。留明当即被捕（还在贝利亚掌权的时候），但阿巴库莫夫也没有获释！在卢宾卡实行了新的制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检察长跨进了它的门槛（捷列霍夫），留明显得手忙脚乱，巴结讨好，连声说“我无罪，我凭白无故地坐牢”，要求得到审讯。他照老习惯嘴里吮着一块水果糖，捷列霍夫向他指出后，他把糖块吐在手掌里说：“对不起。”阿巴库莫夫的表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哈哈大笑起来，认为是个“大骗局”。捷列霍夫拿出了授权检查国家安全部内部监狱的证件给他看。阿巴库莫夫挥了下手说：“这种东西可以做它五百份！”他，作为“本单位的热爱者”，最感到受辱的甚至不是他蹲监牢这件事，而是居然有人图谋侵害这个不受世上任何单位节制的机关的利益！在一九五三年七月，留明被判刑（在莫斯科）并被处决。而阿巴库莫夫依然坐牢。在审讯时，他对捷列霍夫说：“你的眼睛太漂亮，我将来会舍不得枪毙你！扔下我的案子走开吧，和和气气走开吧。”有一次捷列霍夫把他传来，让他读登载揭露贝利亚消息的报纸。这在当时几乎是一桩轰动宇宙的事件。而阿巴库莫夫读了后，眉毛也不动一下，翻过来读起体育运动新闻来了。另一次审讯时，有一个国家安全部的大头头在场，他不久前还是阿巴库莫夫的部下，阿巴库莫夫问他：“你们怎么能容许贝利亚案件的侦查不由国家安全部负责，而由检察机关负责呢？！”——（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老一套！）——“你也相信我这个国家安全部长会受审？！”“是的。”“那你就快卷铺盖走吧！机关再也不存在了！……”（他，一个不学无术的信差，当然把事情看得太阴暗了。）阿巴库莫夫在卢宾卡坐牢的时候怕的不是受审判，而是被毒死（毕竟是当之无愧的机关之子I），他开始完全拒绝吃监狱的饭食，只吃从小卖部买来的鸡蛋（在这上面他缺乏技术头脑，他以为鸡蛋里是不会放毒的）。从收藏极为丰富的卢宾卡监狱图书馆中，他只借阅斯大林（把他关起来的人……）的著作。但这多半是一种示威行动，或者是一种打算，心想斯大林的拥护者不会不取得上风的。他蹲了两年监狱。为什么不把他放出去呢？这不是个幼稚的问题。如果按反人道的罪行来衡量，他是浑身浸透在鲜血里的，但并不是他一个人哪！而那些人却都太平无事。这里也有秘密：有个隐约的传闻，说是过去某个时候他曾亲自毒打过赫鲁晓夫的儿媳柳芭-谢德赫——他那个在斯大林时期被判处投入惩戒营并在那里战死的大儿子的妻子。正是这个缘故，他这个被斯大林关起来的人，却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审判（在列宁格勒）并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被处决。
而他的忧虑是枉然的：机关并没有因此而灭亡。
但是，像民间智慧所奉劝的：要说狼的坏话，也要说出狼的道理。
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是我们的。
为了别那么起劲地扯起正人君子的白袍当旗子摇晃，清每个人问一问自己：如果我走了另一条生活道路，——我不会也成为这样的刽子手吗？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
我回忆起一九三八年秋天，我正念大学三年级。我们这些男团员曾被叫到共青团区委会去过，第二次被叫去的时候几乎不征求同意就让我们填写履历表，说你们这些物理数学系、化学系的学生够多了，现在祖国需要你们去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永远是这样，不是某某人需要，而是祖国需要，祖国需要什么，总有个什么官儿代替她知道并代表她说话）。
前一年，那个区委会还曾动员我们进航空学校。我们也顶回去了（舍不得扔了大学），但不像现在这一次那么坚决。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人们可能认为，当然馆，你们当时明白，周围正在大张旗鼓地抓人，你们知道监狱里怎样虐待犯人，他们想把你们拉去干多么肮脏的勾当。不！！。要知道“乌鸦车”是在夜间开动，而我们是白天举着旗帜游行的人。我们从何得知并且怎么能想到逮捕呢？撤换了省里的全部领导人——这对我们反正都一样。关进去了两三个教授，我们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跳过舞，而且考试起来还更容易交卷。我们这些二十岁年纪的人，迈步走在十月革命同龄人的行列里，而且，作为十月革命的同龄人，等待着我们的是最光明的未来。
阻止我们同意进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内在原因，用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它绝不是来自我们听过的历史唯物主义课：这种课讲得很清楚，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是一条激烈的战线，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它也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利益：当时上外省的大学，除了将来分配到偏僻边区的乡村学校教书和拿微薄的工资外，没有什么别的前途，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则保证我们将来能领到高额口粮和两三倍的工资。我们内心的感觉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如果有的话，那末互相间也不会放心地说出来）。进行反抗的完全不是头部器官，而是胸部器官。从四面八方都向你嚷嚷：“应该去，”你自己的头脑也说：“应该去！”而心里却起反感：我不愿去，讨厌！没有我怎么都可以，我不参与。
这种观念是源远流长的，大约是来自莱蒙托夫吧。它来自那几十年的俄国生活，当时哪一个正派人都会公开表示，没有比宪兵的差事更坏更丑恶的了。不，还要更深远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曾祖时代的金卢布被兑换成一些烂铜板，他们用这些烂铜板把我们从那个时代赎买出来。在那个时代道德还没有被认为是相对的，而善恶是单纯地由心灵来区分的。
但毕竟我们中间有些人当时应募了。我想，要是施加的压力很大——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屈服。所以现在我就想设想一下；如果在战争爆发前我已经有了蓝领章——那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当然，现在可以自我安慰，我的心一定忍受不了，我会在那里发表反对意见，我会发脾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但是，躺在监狱的板铺上，我开始又一次回顾自己真实的军官道路——我便感到害怕起来了。
我不是从一个大学生一下子直接成为军官的，而是经过了半年受压抑的当兵生活，那时全身好似都浸透了必恭必敬随时准备服从那些也许并不值得你服从的人的精神。以后是半年军事学校的煎熬。是我活该永远当兵受苦，忍饥挨冻，体无完肤地过日子吗？不。为了安慰起见，给我在肩章上钉上了两颗小星，然后是三颗、四颗——于是一切都忘掉了！……
那么，我是不是至少保持了大学生的爱好自由精神呢？可是，这种精神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我们有的是爱好列队、爱好行军的精神。
记得很清楚，正是从军官学校开始，我感到了一种身为军人无须思考的简单化的喜悦；尝试按一般人的习俗、按我国军界的惯例生活的喜悦；把从童年时代养成的细腻感情一概忘却的喜悦。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吃不饱，所以总是东张西望，想在什么地方多弄到一块吃的，彼此死死地盯住——谁的手脚来得快。我们最怕的是等不到戴上军官领章（已经把没有学完的派到斯大林格勒城下去7）。而训练我们要像小野兽一样：尽量使我们憋一肚子火，好让我们以后想朝谁就朝谁发泄出来。我们经常睡不够觉——在熄灯后还会迫使单独一个人（在军士的口令下）做队列动作——这是作为一种惩罚。或者半夜里把整个然叫起来列队站在一只没有擦干净的靴子周围：瞧！他这个下贱坯，现在将把靴子擦到闪闪发光——你们都得站着看。
于是，在对军官领章的殷切期待中我们练就了老虎般的军官步态和发号施令的金属般的嗓音。
终于给拧上了军官领章！过了个把月，在后方编组炮兵连时，我已经逼迫我手下那个懒散的小兵别尔别涅夫熄灯后在木顺从我的军士梅特林的口令下正步走了（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几年来我把这些事真的统统忘掉了，现在写到笔头上我才想了起来……）。某个碰巧来检查工作的老上校把我叫去数落了一顿。我（还是上过大学的！）还辩解说：在军官学校里就是这样教我们的。那就是说，既然我们是在军队里，哪里还能有什么一般人的观念？
（在机关里就更不用说了……）
骄傲在心中增长起来，像猪身上的肥膘一样。
我向下属发出一个个不容争辩的命令，坚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线上，处在死亡好像使我们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权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着听取他们“立正”站着报告。打断他们的话，作指示。对那些论年纪能当我父亲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称（他们当然称我为“您”）。派他们钻到枪林弹雨下去接通打断的电线，只是为了高级长官不致责备我（安得烈雅申就是这样牺牲的）。我吃自己的军官黄油加饼干，毫不思考为什么我该有这样的东西而士兵却没有。我当然有一个勤务兵（说得好听点叫通讯员），我给他添了无数的麻烦，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为我单独做和士兵不一样的饭食（卢宾卡的侦查员倒是没有这种通讯员，这点对他们没话可说）。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们为我弯腰挖特殊的地下掩护所，顶上铺些较粗的圆木，好让我舒服而安全。啊，对不起，在我的炮兵连里，也有过禁闭室，不错！——就是设在树林里的那东西吧？——也是一个坑，当然要比戈罗霍维茨的陷阱好一些，因为是有遮盖的，还能吃到士兵的口粮，维尤什科夫因为丢掉马在那里蹲过，还有波普科夫因为瞎摆弄卡宾枪也在那里蹲过。啊，真对不起，还想起一件事来：当兵的用德国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机坐垫上的皮）给我缝制了一个图囊，却没有皮带。我正发愁。他们无意中在一个游击队政委（当地区委里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适的一条皮带——就把它卸下来了：我们是正规军嘛，我们高人一等！（记得那个行动人员先琴科吗？）最后，还有那个鲜红色的烟盒也是我夺来的，怪不得我牢记着被人夺走的情景……
瞧，肩章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祖母在圣像前的谆谆告诫都到哪儿去了呀！还有少先队员关于未来神圣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里去了！
因此，当反间谍人员在旅长的指挥所里从我身上撕下这一对可诅咒的肩章，卸下皮带，连推带搡地把我带出去上他们的汽车时，尽管我整个命运已经完蛋了，我仍然为一件事不安：我在这种被罢官的状态中怎能走过电话员们的房间呢——我这副样子不应当让列兵们看到！
在被捕后第二天，就开始了我的徒步的弗拉基米尔之旅。一批被抓获的人犯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发送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从奥斯特罗德押送我们步行走到布罗德尼茨。
把我从禁闭室带出去列队时，那里已经站着七名囚犯，排成三对半背向着我。其中六人穿着破旧不堪的饱经风霜的俄国士兵大农，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着“SU”两个大字母。意思是“SovietUnion”（苏联），我已经知道这个标记，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带着又悲伤又抱歉的神色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着解放了他们的队伍迎面走来的我们俄国战俘的背上看到过。他们被解放了，但是在这种解放中没有相互的欢乐，祖国同胞们用那种比对待德国人更阴郁的眼光斜视着他们，而在不远的后方，他们遭遇到的将是：被关进监牢。
第七名囚犯是一个德国平民，穿着一套黑衣服，黑大衣，黑呢帽。他已经五十开外了，个子高高的，保养得很好，有着一张吃白净粮食养成的白净的脸。
我排在第四对，押解队长鞑靼人军士用头示意，要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我那只贴上封条的箱子。在这只箱子里装着我的军官用品以及在我目睹下取得的判我的罪用的全部书面证据。
怎么说——拿箱子？他，一个军士，想要我这个军官拿着箱子走？就是说，拿着新的内务条令禁止的大件物品走路？而旁边却空手走着六名列兵？还有——一名战败民族的代表？
我没有那么复杂地向军士表达这种种想法，只是说：
“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吧。”
听到我的话，囚犯中没有一个转过身来：转身是禁止的。只有和我并排站着的那个，也是SU，惊异地瞟了我一眼（当他们离开我们军队的时候，这个军队还不是这样子的）。
然而，反间谍机关的军士并没有感到惊异。虽然，我在他的眼里当然已经不是军官，但他和我所受到的训练是相同的。他把那个毫无过错的德国人叫过来让他拿箱子，好在他连我们的话也听不懂。
我们其余的人，都把手背了起来（战俘连一个小背包也没有，他们空手离开祖国，空手回到祖国），于是由四对人排成的我们这个纵队便出发了。我们不会和押解人员交谈，而彼此谈话，无论走路、休息或宿夜的时候……都是完全禁止的。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应当像是带着无形的壁障走路，好像每个人都憋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头。
正是变化无常的早春天气。一会地薄雾弥漫，即使在坚硬的公路上走，靴子底下也令人心烦地扑哧扑哧响着稀泥。一会儿大空明朗起来，淡黄色的柔和阳光，好像对自己的赠赐还不很有把握似的，温暖着几乎已经化了雪的丘岗，使得我们应当离开的这个世界，看上去好像是透明的。一会儿突然刮起一阵恶风。从黑云中撒下似乎已经不是白色的雪片，冰冷地扑打到脸上、背上、脚下，湿透了我们的军大衣和包脚布。
前面是六个背影，固定的六个背影。有时间去反复细看这些弯弯扭扭的丑恶烙印SU和德国人背上发亮的黑衣料。也有时间去反复思量过去的生活和认清现在。而我却不能。迎头挨了一棍后——我对现在已经认不清了。
六个背影。在它们的晃动中既没有赞同，也没有责怪。
德国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这时，和他并排的战俘，天晓得他刚刚在德国俘虏营中尝过什么滋味（或许也感受过仁慈）——自愿地拿起箱子提着走了。
然后其他的战俘也都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轮流拿了箱子。然后又是德国人。
但我除外。
而谁也没有对我说一个字。
有一次，我们遇到了长长的一列没有载货、的马车队。驭手们好奇地回头观望，有的在车上站起来，瞪大眼睛瞧着。很快我便明白了，他们的活跃和痛恨表情是冲我来的——我跟其余的人有显著的区别：我的军大衣是新的、长长的、照身材缝制的，领章还没有拆下来，没有割下的钮扣在露出云层的太阳光下闪烁着廉价的金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一个军官，新鲜的，刚被抓起来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军官的垮台使他们感到快意的激动（正义感的某种余迹），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被政治讲话填满了的脑袋里容纳不下一个想法：他们的连长也能这样一下子被抓起来的。于是便一致断定，我是从那边来的。“弗拉索夫畜牲，落网了吧？！枪毙他，这条毒蛇！！”——驭手们怀着后方的愤怒（最强烈的爱国主义总是在后方）狂热地大声叫喊，同时还夹进了许多骂娘的话。
我被他们想象为一个什么国际恶棍，然而到底给逮住了——于是现在前线的进攻就会进展得更迅速，战争就会结束得更快。
我能回答他们些什么呢？一句话都禁止我说，而我却应当向每个人说明全部生活。我怎样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不是潜入的破坏分子，我是他们的朋友，为了他们我才在这个地方？我便微笑起来……我朝他们那边瞧，我从起解的囚犯队伍里向他们微笑！但是，我露出的牙齿在他们眼里要比嘲笑更坏，于是他们便更加激烈、更加狂热向我发出侮辱的喊叫，并且挥拳威胁。
我微笑着，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偷窃，并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我微笑着，因为我想要并且也许还能稍稍改正一下我们俄国的生活。
然而，这个时候我的箱子却由别人拿着……
我甚至对此并不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塌的脸上两星期来已长满柔软的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求助于押解人员是降低了自己囚犯的荣誉，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我是不会理储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如果我们中间的七个人注定要在途中死去，而第八个可以被押解人员救出来——那末有什么能妨碍我喊出：
“军士！救我。我是军官！
请看，什么叫做军官，即便他的肩章并不是蓝色的！
如果肩章还是蓝色的呢？如果他被灌输了他是军官中的位使者的思想呢？如果他被灌输了这种想法，即他比别人更受信任，他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应当让受侦查人的脑袋夹在两腿中间并在这种状态中把他塞进管道去呢？
干吗不塞呢？……
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于手。要是我在叶吉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末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
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须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线，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谁能消灭掉自己的一小块心呢？……
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而名字则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就把一切都写在他帐上了。
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
我们准备把欺侮我们的人推进深坑，但我们在坑前停下来，我们张惶了：须知当时是他们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而不是我们，这只是形势所致。
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向我们喝令一声，大概我们也会照办不误！……
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
那末，从恶到善也是如此。
社会上关于过去那些非法行为和刑讯的回忆刚一被激发起来，四面八方就有人向我们解释，写东西反对，他们说：那里（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里）也有好人嘛！
他们的“好人”我们是知道的：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向老布尔什维克们咬耳朵说“当心点！”，或者甚至暗中给放上一块夹心面包，而对其余的人则一个挨一个地用脚踢。至于超出党派之见的-一有人性的好人——那里有没有呢？
一般说来那里不会有：那里不要这种人，招收时就留意了的。这样的人自己也想方设法躲掉。谁要误入到那里-一或者是随遇而安，与环境同流合污，或者受它的排挤，给撵走，甚至有自寻短见的。但毕竟-一没有剩下来的吗？
在基什尼奥夫，希波瓦尔尼科夫被捕前一个月，有一个年轻的中尉——国家安全人员上他那里去说：“走吧，走吧，他们要逮捕您！”（自动前来？还是母亲派他来拯救牧师？）在逮捕后，正好赶上也是他去押解维克多神父。他惋惜地说：为什么您不离开呀？
或者请看这件事。我部下有一个排长奥夫先尼科夫中尉。我在前线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了。整个战争有一半时间我与他共用一个小锅，为了不把汤放凉了，在弹雨纷飞下吃过，在两次爆炸的空隙吃过。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心灵那么纯洁，观点丝毫不带偏见，无论军官学校，无论军官职位，都一点也没有把他搞坏。他在许多方面也使我变得温和起来。他当军官只为做一件事：尽力保全手下士兵（他们中间有许多上了年纪的）的生命和体力。我从他嘴里头一次知道了农村的现状和集体农庄是什么东西（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激愤，没有抗议，而是随随便便地——像森林中的水面映出树木的枝枝节节一样）。当我被捕入狱时，他极为震惊，尽量把我的战斗鉴定写得好些，并拿去给师长签名。复员以后，他还通过亲属找过我——尽量想帮助我（那是在一九四七年，与一九三七年很少差别！）。我在侦查中怕他们翻我的“战时日记”，主要就是为了他：那里记述着他的故事——当我在一九五七年恢复名誉时，很想找到他。我记得他乡下的地址。一次两次给他写信——都没有回音。后来找到了一条线索，他曾在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毕业，从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已分配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好极了！那就更有意思。往城里的地址给他写信——没有答复。过了几年，《伊凡-杰尼索维奇》发表了。好吧，现在总该有回音了。没有！再过了三年，我请自己的一个雅罗斯拉夫尔的通信者亲自上他那里去一趟，并把信交到他手里。这个都照办了，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好像连《伊凡-杰尼索维奇》都没有读过……”可也是，他们干吗要知道被判了刑的人往后的命运呢？……这一次奥夫先尼科夫没法再沉默了，给了个回音：“学院毕业后，他们要我到‘机关’去工作，我当时觉得在那里也能干出一点成绩（什么成绩？……），结果在新的行当里搞得并不很顺利。有些事情我不大喜欢，但工作也还算主动，我想大概不至于叫老同志失望吧。（同志情谊！——也算是一条理由！）今后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怎么考虑了。”
如此而已……以前的信，他好像没有收到。他不想同我见面（如果见了面——我想整个这一章我会写得更好些）。在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他已经当了侦查员，一股脑儿给所有抓起来的人扣上二十五年的刑期。这个弯子在他头脑里是怎样转过来的？他的思想是怎样变黑的？但我还记得过去那个泉水一样清澈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小伙子，难道我能相信，一切都永不复返了？在他身上已经没有留下什么活的萌芽了？
当侦查员戈尔德曼让薇拉-科尔汉耶娃按照刑诉法典第二百0六条的规定签名时，她明白了自己的权利，着手对他们的“宗教集团”全部十七名参加者的案卷详细地研究起来。侦查员心中怒不可遏，但又不能拒绝。为了不跟她一起受罪，便把她带到一间大办公室去，那里坐着六七个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起初科尔涅耶娃只是阅看材料，后来不知怎地，也许是工作人员们为了解闷，攀谈起来——这时薇拉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布道（她这人可不简单。这是一个头脑灵活、口才流利的光芒四射的人物，虽然在外面她只是个钳工、饲马员、家庭妇女）。大家凝神屏息地听她讲，偶尔提些问题以便加深理解。这一切，他们都是闻所未闻，出乎意外的。聚了满满一屋子人，别的房间的人也来了。尽管他们不是侦查员，而只是一些打字员、速记员、文件装订员——但总归是他们圈子里的人，这可是一九四六年的机关啊！我们无法复述她的独白，她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事。也说到了叛国分子——为什么在农奴制时代的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中没有这种叛国分子呢？那时出这种人才是自然的！但她说得最多的是关于宗教信仰和教徒，她说，从前，’你们一切立足于肆无忌惮的贪欲——你们的口号是“抢劫抢来的东西”，那时候教徒对你们当然有妨碍。但是现在你们想搞建设了，要享受今世的快乐了——你们为什么要迫害自己的优秀公民呢？这一类人是你们最可宝贵的材料：因为教徒不需要监督，教徒不会去偷，不会躲避劳动。而你们却想靠自私自利的人和好嫉妒的人去建设公正的社会？所以你们一切都搞不成器。为什么你们要亵渎优秀的人们的心灵呢？让教会有真正的分立权，别去碰它，你们不会因此而损失什么！你们是唯物主义者吗？那就依靠发展教育吧——据说它可以消除宗教信仰。但为什么要抓人？——这时戈尔德曼走了进来，想粗暴地打断说话。但大家冲着他嚷了起来：“你住嘴！……你闭口！……说吧，说吧，妇人！”（怎样称呼她好呢？女公民？同志？所有这些都是禁止的，这是一套陈规陋习造成的难题。妇人！像基督那样来称呼是不会错的）于是薇拉便在自己的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宣讲！！
请看科尔汉耶娃在国家安全机关办公室里的这些听众——为什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囚犯的话能打进他们的心里？
前面说过的捷列霍夫到现在还记得第一个被他判处死刑的人：“很为他惋惜。”能保持这样的记忆说明他总还有点人心吧（而那以后被他判死刑的许多人他已经记不得了，而且也没有给他们记数）。
这是捷列霍夫的一个插曲。当他向我证明赫鲁晓夫统治下司法制度的公正时，使劲用手劈桌面玻璃——在玻璃边缘上划破了手腕。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工作人员进来打了个立正，值班军官给他拿来了碘酒和双氧水。他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把蘸了药水的棉花在划破的地方无可奈何地按了一个来小时：原来他的血不容易凝固。老天爷通过这一点清清楚楚向他表明了人的局限性！-一而他却在审判着，把一个个死刑判决加在别人身上……
“大楼”的监管人员不管怎样冷若冰霜——而心灵的内核，内核的内核，在他们身上总还应当保留着吧？H-普一娃说，有一次带她去审讯的是一个冷漠的好像既没长嘴巴又没长眼睛的女传带员——突然炸弹在“大楼”近旁接连爆炸，好像现在就要扔到他们头上。女传带员朝自己的犯人猛跑过去，在恐怖中抱住了她，寻求人的融和与同情。但轰炸过去了。于是又依然故我：“把手背起来！走！”
当然，在死的恐惧中流露人性并不值得特别称道。正如舐犊情深未必证明其善良（人们常常以“他是为了顾家”为恶人解脱）。人们称赞最高法院院长戈利亚科夫：爱种花，爱读书，常去逛旧书店，对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契诃夫很有研究-一但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什么呢？害了多少万人呀？或者，譬如说那个上校，约塞的朋友，在弗拉基米尔的隔离所里还哈哈大笑地讲述他怎样把犹太老人们关进冰窖——他的行为放荡不羁，唯一害怕的是被他的妻子发觉：她相信他，认为他是个高尚的人，他也珍惜这点z但难道我们敢把这种感情当作他心中的善的基点吗？
他们不撒手地看中了天空的颜色已经一百多年了，这是什么原故呢？在莱蒙托夫的时候就有——“你们天蓝色的制服！”，然后是蓝帽子、蓝肩章、蓝领章，后来叫他们不要那么显眼，大片的蓝色渐渐避开了人民的感恩的视线，渐渐集中到他们的头上和肩上——只剩下细滚边，厌帽箍——但毕竟还是蓝色的！
这——只是一场假面舞会吗！
或者这表示任何黑暗的东西偶尔也要去领受苍天的圣餐？
这样想倒是很美丽的。但是，你知道雅戈达是穿着什么制服去参拜神圣的吗？……据一个目睹者（此人与高尔基过从甚密，同时和雅戈达也很接近）说：；在莫斯科近郊雅戈达的领地上，在澡堂脱衣间里，特意放着一些圣像——雅戈达及其同伴们脱衣后先要用手枪向它们射几下，才进去洗澡……
这怎样理解呢，因为他是恶人吗？恶人又是什么意思？世上有这种人吗？
我《已更接近于这种想法：不可能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人。童话里描绘恶人——说给孩子听，为了情节的明了，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当历代的世界文豪——一莎士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形象的时候，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已经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主要问题在于描绘这些恶人的手法。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他们干脆就这样思考：我不作恶便不能生活。让我来唆使父亲去反对兄弟！让我来享受牺牲者的痛苦吧！雅各明确地说出自己的目的与动机是黑暗的，是由仇恨产生的。
不，没有这样的事！一个人要作恶，事先必定在心中把它当作善，或当作一件有意义的合乎常规的举动。幸而人具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出正当理由的天性。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
在一九一八——九二0年间有过一个传闻，似乎彼得格勒的契卡和敖德萨的契卡不是把自己的已决犯人统统枪毙掉，而是把某一些拿去喂（活生生地）市内动物园的野兽。我不知道这是真事还是诽谤，如果有过这类事，那末有多少起？可是我也不会去寻找证据：依照蓝滚边们的习惯，我想建议他们向我们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那些闲饥荒的年月，上哪里去为动物园搞食物呢？从工人阶级嘴里抢吗？这些敌人反正要死掉，干吗他们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持共和国的养兽业，并这样来促进我们迈向未来的前进步伐呢？难道这不是适宜的吗？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线，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物理学上有一种阈限量或阈限现象。当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种阈限没有被越过时，根本不会有这类现象。不管怎样用黄光照射锂——它不放出电子，但微弱的蓝光一闪——电子便出来了（越过了光电阈限）！把氧冷却一百度，施加任何压力——仍是气态，不肯变化！但超过一百十八度——就流动了，变成液体。
看来，暴行也是一种阈限量。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阈限——他还有可能回头，而他本人也还在我们的希望之中。当他因作恶过多，或达到了某种程度，或因权力过大而突然越过了阈限——他便自外千人类了。而且也许是一会不复返了。
自古以来人们关于公正的概念总是包括两个方面：美德取胜，邪恶受罚。
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美德尽管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追着咬了。挨过揍的、身子虚弱的美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褴褛衣衫走进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
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谁只要吭一声；“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出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您怎么啦，同志！为什么要去触动旧伤痕呢？！”（甚至对《伊凡-杰尼索维奇》，退休的蓝箍帽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什么要去触痛那些蹲过劳改营的人的伤处呢？应当爱护他们呀！）随后棍子就上来了：“嗤，没有整够的！给你们恢复名誉过头了！”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经判处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不吝惜报纸篇幅和广播时间，我们下班后还留下来开大会和举手表决：“太少啦！八万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着干！”
而在我们这里判处了（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所述）——将近三十人。
在奥德河和莱茵河彼岸发生的事情——我们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区和索契附近的绿围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杀死我们丈夫和父亲的人正坐着汽车在我们街上经过，而我们还给他们让路，这种事情，我们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们无动于衷，不要“翻旧帐”嘛。
然而，如果把八万六千个西德人按比例折合成我国的人数，应当是二十五万人！
可是，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没有找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传到法院去，我们怕触痛他们的伤处。作为他们的象征，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三号住着洋洋自得的、头脑僵化的、什么也没有想通的、浑身浸透着我们鲜血的莫洛托夫，他气度高贵地走过人行道，坐上又长又宽的小汽车。
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猜出的谜是：惩罚自己的恶人的机会为了什么给予了德国，而俄国却未能得到？如果我们永无清除在我们体内腐烂的秽物之日，那末我们将面临一条怎样的绝路？俄国将给世界做出什么样子？
在德国的法庭上时而出现一种奇绝的现象：被告双手抱头，放弃辩护，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来的他犯下的桩桩罪行，使他充满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
这就是审判的最高成就：邪恶受到如此深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在著作中和青年人中间也进行了不留余地的谴责）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摆脱邪恶。
那我们怎么办呢？……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罗斯伟大的忏悔传统他们根本不懂而且觉得可笑，那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对于承受他们给别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都怀着动物的恐惧，而这种心理又压倒了他们身上任何公正倾向时，那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死死抱住用死难者的鲜血培育出的利益的果实不放呢？
不言而喻，那些即便是在三七年摇绞肉机把手的人，现在都已不年轻了，他们都是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了，他们丰衣足食、舒舒服服地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时光——因此任何同等的还报都为时已晚，都已经不能对他们实行了。
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盐水，不把臭虫撒在他们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飞”，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靴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箍脑瓜，不把他们塞进监室像行李那样撂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
“是，我曾是刽子手和杀人犯。”
如果这句话在我们国家只说出二十五万次（按比例，以便不致落后于西德）——一也许就够了吧？
在二十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该翻的旧帐”！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
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够不舒服，够可怕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