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记者：这么说，仍然有待建设的第二期工程所在地，是充满防御工事和房子的那个地区？

大卫：是的，它们战略性地分布在那里。而且建筑也颇有意思，越是激进的派别，堡垒越多；极为常见的是中心党的那种做法，激进分子像士兵一样被分派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一住几年，然后被派到另外某个地方。

记者：第一期工程什么时候完成的？

大卫：机场1978年启用。原打算那年三月启用（实际上，最初第一期工程计划在1969年前后完成），所以你可以想像超出预算多少，单是安全费用就非常可观。激进分子，特别是中心党，已经支配了千叶县火车司机支部（其他部分被马克思主义革命派支配）。机场依靠这个组织提供燃料。千叶支部（我曾经采访过他们的领导）非常赞同多美皈代。激进分子还有计划建设的输油管的地图。本来是可能铺设那种输油管的，但每次刚铺设下去，便会被人炸掉。于是所有的燃料不得不用油罐车运输。由于这个组织千叶支部的成员是火车司机，所以中心党随时可以在48小时内使机场关闭；而且他们已经做了好几次了。虽然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不那样去做，但政府必须行为得当，在反对激进分子方面不能走得太远。

记者：那么，在这次运动中，这些年激进派或外围支持者一直没有什么损失吗？

大卫：不，当然有。对一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周期进行推测是很有趣的——这一次持续的时间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长。不妨稍微回顾一下计划1978年3月启用机场的事，当时第四国际从其在政府建筑师办公室的各种追随者和支持着那里得到了一份机场的详细计划（不要忘了，学生长大，进入该负责任的年龄段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必然地失去对于运动的敏感性，因此，即使日本是一个责任心强，高度保密的社会，有着一群智慧而忠诚的官僚，也几乎不可能保证秘密的安全。政府所有重要部门都已遭到了渗透）。他们掌握了这些计划，就开始筹备举行一次抗议机场计划付诸实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是怎样进行这项工作的。多美皈代发动了5000个支持者，聚集在皇室别墅附近的山林佐贺公园。公园看起来要陷入不堪入目的境地。多美版代家族共有大约120个家庭，所以它很小，你知道，但他们发动了所有的支持者。示威游行队伍被警察包围，警察的飞机在空中盘旋。那时的书记是家杂货店的店主，不是一个农场主，但他是一个很好斗的家伙，非常强硬。

因此，那时停战协议起着很大作用。大约共有17个组织留在现场。农民组织反机场联盟已经分化，规模变小。友村先生是整个事件团结的真正象征，他死于癌症。秘书长——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还没有能够补上前任主席的缺。接替友村位置的是一个农民，他拒绝正式成为主席，因为他说没有人能真正代替友村。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喝日本米酒直到你站不起来为止。他让来自别的组织的会员来看他——这种相聚几乎是无法见到的——他津津有味地说他们永远也不能真正懂得日本米酒的好处，他们都被喝倒了。不管怎样，他很有魅力，喜欢添枝加叶地谈论一切……这一地区的广泛支持已经下降，下降到了多少很难说；因为这一运动已经作为广岛反战运动、反核运动的一部分了。在每一次东京大的游行中，你会发现乡间的农民与其他各色人等一起站到了台上。给你举个例子，在采访了几位农民之后，我参加了东京的一次中央核心党游行，那些农民中有两个正在那里要发表讲话，一个是位妇女，是反机场联盟妇女团的头，另一个是石岛先生，一位很穷的农民，他发现回答问题有些困难，不是因为他不想回答，而因为他刚从保卫富士的示威中回来，那是母亲们的行动，他喝了过多的米酒，把假牙掉在了公共汽车上……同在主席台上的是来自日本其他各个城市的抗议团体代表，这些都是很能以各种方式给人留下印象的人。我记得，这类派别曾出现在伯克利60年代的示威游行中，不可思议的虔诚和简单的头脑，常与激进好斗、自我中心和多头指挥联系在一起，但这儿几乎没有这些。这里非常强调的是事情的意义，也就是承诺。在艰苦朴素方面，它比老左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防御阵地里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几乎没有性生活可言。很少有妇女，因为他们认为妇女带来一种难以控制的成分，但还是有一些妇女的，她们却非常坚强。农民的妻子们也很坚强，她们可以说下流的笑话，可以愉悦，可以让人喜爱，特别是他们的丈夫不在场的时候，但是她们还是同样地为丈夫服务。

现在这一运动正在混合进很多其他团体。它不可能再使问题明确而具体。人们从没如此富足过。农民，即使是这些农民也有了选择。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部分时间做农活，部分时间到工厂做工；你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赚到很多钱。所以现在已没有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没有乡村农民的斗争。这些农民喜欢做全职农民，愿意因此而少赚一点钱。有一段时间，运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人们需要物质的空间——掌握国家，创造一种无人的土地，重新限定激进主义和工业化问题。所有这些运动的背后是共同的信念：日本工业发展只不过等于用和平方式重新恢复东南亚共荣圈的老计划。他们把以颜的付诸武力、现在改为经济手段推进的日本旧帝国使命的恢复看作是一个潜在的现实。这是公分母，它使很多这样的人不只是抱怨执政党，也批评议会政府，这一切是这么有趣，他们是硬币的另一面，日本第一的另一面，是围绕各种问题相联合的一个稳定的反对派。机场在各种亚象征中恰巧成为最看得见、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它激起了超越制度抗议的问题，很多人强烈地感受到了的民题，这些问题要么太局部要么太分散，因而不会引起议会或政府的重视。在你处理得益于成功统治的选民问题、多数派联合问题的地方，有太多的事不被注意，太多的人被边缘化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议会和民主机制的局限是什么？我本人恰好对工人参与很惊疑。我曾在南斯拉夫、智利和其他地方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它很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官僚手段；组织这种参与固然很好，但五年之后再进行管理却是一场灾难。不过日本这种社会参与的情况是不同的。它有一种自发性和持久性。一旦适当的问题被发现，它就会在任何时候发生，带来各种各样运动，其实这些本来都可以避免，消化在各种普通的议会选举中的，不足以强大到作为一种利益团体来行动。因此，在利益集团、工人的参与与超议会的反对派之间的某个地方，你会发现有关这方面更大的意义。

记者：我的另一个问题产生于把新左派同像气象地下组织的人们这样的小集团与全体大众之间的关系鲜问题进行类比——这种事在美国永远不会有……是不免这一运动组织方式有什么不同？

大卫；如果你考虑这些年参加山林佐贺运动的人数，那么你就得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他们都是日本相当有成就的人士的子女，代表着交叉部分的许多特征。举个例子，人们经常问我，我在日本做什么。我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恐怖地畏避，似乎我有某种传染病。过了一会儿，他们（通常是妻子会重新问及这个问题）说，你知道，“你应该跟我的儿子、侄儿或其他什么人谈谈”。每个人都参加过或知道某人参加过……其次，你还得与很多当时有广泛基础的激进组织接触。有一个叫作“京都禅宗”的并不是什么派别，有大量人参加。“京都禅宗”宽容个人的激进立场，它的成员倾向于成为策划者或技术统治论者。他们在咨询公司或政府部门中工作。尽管如此，他们倾向于保持激进主义，珍视他们对这一运动的参与。你可以说，有一大批人有激进的体验和同情激进派，这很有些法国的传统。他们很容易被诱惑，但他们保持着激进的精神。他们成为激进分子的理由似乎更持久（不太容易改变），所以当他们在社会内起作用的时候，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意见。

记者：但是你不认为这是由于这次运动的民族主义色彩造成的吗？

大卫：不，我不认为它是民族主义的。正好相反，它是反民族主义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它也反美国，反工业化，但不一定反现代主义：他们不是怀旧的，他们不是环境的浪漫主义者，也不是塞拉俱乐部那一类型的。这一较大的群体不同于派别本身，但都认识派别中的人。派别的成员都来自于同样的家庭和大学。实际上，公务人员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有着相同的素质。

日本的新左派运动是建立在旧的对抗论的基础上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都反对国家。即使保守的方式也必须反大公司、反官僚、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有些法西斯的成分在里面，尽管不一定是法西斯主义者。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新右派（例如三岛现象）已逐渐变得更强大了，下一代学生就是今天这一代，已逐渐滑向右派，与有些右派人士的转向左派有着相同的基础。大的不同的是民族主义或重新军事化。老一代包括这些新左派分子的父母有着某种恐怖的反映，很多人不想看到这种事发生。有很多反国家主义走向极端右派，也反议会。因此，在它衰落的时候，人们有一种感觉，新左派比以前更容易接受了。它拥有更稳定的特点。它的力量不取决于它的受欢迎程度和加入该组织的人数。

这还有另外两种后果。一种是它使左派摆脱恐怖主义。日本红军的三个翻版已经完全被摧毁。即使那些远赴贝鲁特的人，特别是联合红军，他们的重要理论家已经在巴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承认现了很多错误，他们头脑简单地期望发起一场革命。这一被称为日本阿拉伯人的群体，可以相当残酷，他们与在以色列向机场扫射的人是一样的。我遇到过一些这样的人。今天，我要说他们对他们的过去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孤立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那些当年在山区藏在山洞里的人，今天如果不死的话，差不多都在监狱里度日子。相反，新左派可以是暴力的，但它不是恐怖分子。

记者：另一个基本问题将与消费主义和日本美国化的到来有关。美国化到什么程度将会引入一种媒体政治（恐怖主义经常被用这些词来解释）？到什么程度会使这种运动与美国或消费社会的反传统文化有根本的联系？

大卫：它并不像美国的反传统文化。我想把它描述为老左派各种特征的混合，有着惊人的真诚和相当程度的个人尊重，还有实际经历的共同生活：为了在某种事业框架下集体生活，他们放弃了很多东西，而不只是聚在一起放荡，沉湎于批评的欢乐。举例说，几乎谈不上吸毒，几乎从未听说过；也很少饮酒；如果你在这些共处的小屋里喝酒，那就一定要在晚饭和会议后。

记者：他们是怎样过文化生活的？他们听音乐吗？他们对政治剧感兴趣吗？

大卫：不，很少。第四国际的知识分子领导者受过很高的教育。其他大多数人并非如此。你必须记住他们长期生活在警察的监视之下，虽然不是逃犯，但总是感到自己会被骚扰。他们可以很有文化，很有教养，愿意谈论有关文化的问题。在社会生活的随意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美国反传统文化抹杀个性的特点面前，不管他们将看到什么，他们都不会有所作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很日本化。

记者：但是就最广义的文化而言，举个例子，既然他们与农民一起工作，他们对农民文化感兴趣吗？或者他们根本对文化就不感兴趣？

大卫：很少，而且不是真正的激进人士。外围人士感兴趣，如记者，职业艺术家。举个例子，小川公司拍了一部极好的电影，片长差不多四个小时。故事集中发生在一个小村子里，片中都是远景镜头，农民的脸，很有风格，几乎就是一部能乐剧。可以说，人们只是摘下了面具。片子拍得很好，虽然可能不吸引美国的观众，因为影片有长时间没有声音的片段，让人困惑，故事进展也很慢。日本人完全迷住了。但是在激进分子当中，对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偏见；我曾经翻译过一些刊物，很像是工会的刊物——它们讨论一些实际的事情，游行、示威、罢工，但是几乎没有文学或文化的甚或历史方面的内容。至于日外的支持者，那些人倾向于很好地生活，报传统地生活。有些人有自己的出版物和唱片集。了解爵士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文化人。但是他们确实对作为语言新形式的文化、农民信仰或其他此类的东西不感兴趣。无论如何，农场主不适合于农民这个范畴。他们实际上是小农商人。

记者：接下来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日本的女权主义及其在这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卫；当然，日本的女权主义的力量还很薄弱。在这些运动中也有个别的女权主义者和女强人。但女权主义运动本身还没有得到很多支持，还没有引起什么问题。你知道知识分子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了，在各种事业中出现了很多女教师、女教授、女作家和女活动分子。山林佐贺的运动试图唤起妇女的意识，而且，它也确实鼓舞了激进的青年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