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詹姆斯·吉尔伯特

在我开始把20世纪60年代当作一个历史时期来写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着一种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只是感受到像一颗催泪弹一样笼罩着这一时代的悲剧和暴力，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带来的不快。我不是说我以前曾经经历过，毕竟，我们难免会相信我们曾置身其中的历史有其不同凡响处。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发现了一些惊人的轮廓。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角度看，60年代有一个熟悉的轮廓，很像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那时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一种相似而莫名的不安。我像尼克松喜欢大选一样欢迎这种思想；我知道有些事不会发生，直到它真正地发生了我才意识到它为什么发生，为什么必然发生。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被已有的看法烦恼着。

我以为最让我不安的是不能相信国际的团结，使国际团结成为一个令人愉悦的概念。在中国文化革命发生过火行为之前，1968年我的法国朋友们向驻扎在巴黎索邦大学的学生们讲了几个小时（总共）的话，青年起义才成为一种互变意义上的革命。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都同意这一点。有时，我会受这种不和谐的影响而动摇，当时我正在参加的哥伦比亚国际学生大会出发去集合纽约的工人阶级，准备包围墨西哥大使馆以支持那个国家的一场罢工。我几乎不怀疑在学生宿舍和公寓的墙上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新国际英雄们的脸代表着各种截然不同的力量，但却没有我希望的那一种。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出了历史，超越了美国文化的阈限。我的推断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现在很容易看出，这些国际激进分子的脸确实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被我们自己的信仰改变和统一过；就像20世纪助年代青年人的反叛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真正国际性的一样，或者说是一种美国的出口。因而，革命热情的些许微光便成了被反射之后的余光了。

在我试图用一种仔细而又保持距离的观点通过历史的双焦镜严肃地、不掺杂情感因素地审视过去的时候，我意识到，虽然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的看法也需要纠正。有两个结论看起来是肯定的。那一时期对美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一如果你愿意，不妨想像一下现在与过去的回应，特别是这些回应与“至善论”的伟大时代相联系。在至善论的19世纪30和40年代，公有制的实验、性别乌托邦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保守的福音派宗教和废奴主义，使美国历史进入一个直接走向内战的轨道。这一阶段迅速燃起宗教复兴之火的地区被烧过了头，正如我们时代的政治或道德家们一个接一个地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被烧出了政坛一样。最重要的问题是60年代杂糅了激进政治与解放了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混合体，表面上特别，古怪，独一无二，但结果证明它根本就不特别，也不独一无二，因为它的前身是通过年轻的美国人的起义确立起来的，而这与维多利亚早期的情形是相似的。第二点是不管我们时代的国际关系如何，也不管我们会放弃多少文化上“城市走向农村”的观念，我们都不能这样做。左派可能是新的，但是美国还是原来的那个美国。

回顾过去，20世纪60年代现在最吸引我的是我和很多朋友所做的努力，我们曾极力绕开可能损害我们自己目标的其他组织。这意味着要么否认当代音乐、毒品文化、宗教复兴、女性解放与激进政治的任务有很大关系，要么任何称为“青年运动”的东西最终都将脱下它轻浮的衣着和派头这种政治的外衣。当我听到相反的意见（我半信半疑）说新左派与美国文化、代沟政治、新宗教的唯灵论、毒品文化，以及一百种我不喜欢的其他表现相关的时候，我肺都气炸了。

像任何研究政治的人一样，我用政治的术语来看美国，努力避免持不同政见者的冲动陷入对平息文化差别的盲目追求之中。这是为什么我这么不喜欢赖希的《青春美国》（GreeningofAmerica）。不是因为它正确（它不正确，事实上他的主要前提几乎是180度的错误）；而是因为他的书象征着一个政治上的巨大失败。1969年，这本书出现的时候，新左派的政治方面已经转向衰落和消亡。好坏不说——结果证明是坏的——重点放在了文化变革和一种新的意识上面。尽管赖希的乐观主义是温和的，但他正确地预见到激进的文化思想将被纳入美国的文化主流，就像许多鸡蛋都放进了一个筐子那样。

以今天的观点回顾历史，我们一定要努力理解60年代所有持不同政见的运动和组织的特征，包括左派和右派政治上的至善论和激进主义分子的道德主义。这种奇特的美国现象在面临奴隶制深厚的道德危机的时候曾经发生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面临分离主义危机的时候它再次爆发，越南战争使其更加复杂，而冷战和核武器的威胁又起了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有逃进某种绝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传统，但逃避的人仍然是少数而不是多数，这无疑会让人十分惊讶的。

共同的因素是他们都有道德上求全求美的思想，这使成员可以在各种各样政治文化团体之间自由变换自己的组织身份。这一点与新教徒文化传统有着很大关系，与当时的特别事件也有着同样程度的关系。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求善求美，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中发展起来的老传统，它经历了清教主义、至善主义、绝对戒酒主义、禁酒主义和一千种其他改革和计划。当时我们没有认识到的是，我们需要隐蔽的美国主义。要求平等的精神口号；对特权与精英主义的憎恶；我们否定旧左派（意即妥协的左派）的燃烧的激情。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更传统、更有美国特征。

我想我对这个问题的低落情绪大约出现在1963年为越南战争而举行守夜期间。那是一个很冷的星期二的夜晚，我们一小组人聚集在威斯康辛大学校园，林德（StaughtonLynd）向一小群人讲话，他的开场白是：“今晚，我们像以前的废奴主义者一样—…·”我不记得他还讲了其他的什么，但我的愤怒使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当然，他是对的，虽然并不完全就他向一个受人尊敬的传统表示敬意的本意而言。他用一种奇怪而又直接的方式提出了当时的一个重要的两难问题，承认我们在一个文化中的存在，而这文化只能把改革与道德革命等同起来。我们假定需要一种纯洁的政治，让我们安全地置身于道德风暴之外，也远离美国亲教知识分子的妥协。但纯洁性——不是政治——却是我们抗议活动的真正标志——我们抗议得也太多了。

现在回顾60年代，我认为不论那个时期是好是坏，都应该看到文化一旦被赋予政治变革的任务，就从根本上模糊了文化的精神性。对此也有一些很积极的因素。例如马丁·路德·金意识到并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世俗的宗教虔诚的力量和矛盾。新左派和学生运动使越南的战争显得更不明朗，葬送了一个总统的政治权力，也断送了另一个总统精神方面的稳定。但是新左派永远不能掌握它自己的激情和灵性，永远也不能固守一个政治轨道。我相信，它也不会比今天的新右派更能够经受得住道德主义的诱惑。

回顾19世纪60年代，我把它看作是一个产生巨大能量和变革的时代，一个在改变美国历史方面不输于任何其他事件的民权运动的时代。但我还把它视为一个深刻地反政治的时代，其前提和后果一点都不像旧左派高潮时的30年代。而且，我不得不怀疑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仍然可能发生——如果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力量辅之以30年代的政治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