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的闪击战

今年夏，中共军头迟浩田出访印度，中印双方就边界的驻军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两国30余年来剑拔弩张的态势首次得到了缓解。自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以来就跟中国结下的领土纷争及长达半个世纪的宿怨，终于有了转机和彻底解决的可能。

10月份广岛亚运会“亚洲和谐”的会歌与主题，看来也超出了一般煽情宣传的意义。“回到亚洲”似乎是21世纪亚洲诸国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我们来回顾发生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是不无意义的。

影子战争

本文将错综复杂、旷持日久的中印领土争端完全略过不提，只从战争爆发之前双方的形势说起。

中共进军西藏后，中印两个亚洲新兴的重量级巨人第一次有了面对面互相端详的机会，传统的缓冲地带--西藏，实际上已从政治地图上消失。然而，俩巨人都在忙着裹创和喘息，无暇他顾，于是整个50年代，都是中印友好的全盛时期。然而，异民族间的猜忌和防范，则始终是凌驾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之上的文化“深意识”。试举两例：

1950年印度立国还不太久，就派军开进未划定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占领了达旺。中共政府虽然默不作声，却并不意味着它承认和接受了这一现实。

1952年，中共军队入藏立足未稳，藏人纷纷囤粮积水，商店关门。军委也驰电不许进藏的第18军就地买粮筹粮，连街上的零售食品也不能买，以免人心浮动加剧。而汉兵除了几块压缩饼干，别无长物，加上“高原反应”，军营中浮肿和昏厥者不在少数。此时外交部长周恩来与印度政府协商购粮，运入西藏，以济燃眉之急。岂料军队吃了印度大米后普遍愈见浮肿，贺龙及驻藏部队司令张国华都怀疑印度方面下了毒(有来往电文为证)，要求内地火速援粮以代替印度大米。后因康藏线大雪封山而作罢。再经化验，才明白印度大米缺少维生素B族，必须辅以含有大量维生素B的青稞才能食用。这种“友邦”关系及其心理，听起来这很象是《三国演义》里的蜀国和吴国之间的故事。

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大出风头，似乎一夜之间成了和平共处的楷模。但同在这一年，中印开始就边界摩擦问题交换外交照会，此后不厌其烦，越演越烈。

1956年，印度尼赫鲁总理亲自写信邀请达赖、班禅两尊活佛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的宗教大法事。印度虽是佛教的发源地，但印度人绝大多数信奉印度教，不信甚至是歧视藏传佛教。尼氏及整个印度政界无疑是支持“藏独”的，这其中并无道义可言，有的只是现实的政治考虑。于是很多种势力都在游说达赖留居噶伦堡，以至周恩来亲赴印度劝说达赖回藏，并当面指责尼赫鲁及印度政府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达赖喇嘛回藏了。然而，1959年的西藏事变，达赖终于逃亡印度，而中共的“平叛”一直延续到1960年8月才基本肃清藏人的武装抵抗。

关于西藏的历史地位问题，不是本文要讨论的。笔者只在回顾和记录当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那一场短促的高原战事。

兵戎相见

1959年8月，与西藏“平叛”的同时，中印边境(朗久)发生了首次武装冲突，揭开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序幕。印度军人的一死一伤，令新德里朝野哗然。

事情最基本的实质是：中方认为边界未划定，我方是呆在自己的实际控制区内；印方认为边界已划定了(就是中国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共政府都未予承认的麦克马洪线)，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受到攻击。象这样根本的分歧，凭双方火气冲天的来往照会事实上已无法谈得拢。人们不妨再参照另一宗事件--1960年7月，西藏军区边防部队在巡逻时不慎将一位前来洽谈盐粮交换的尼泊尔尉官击毙了，北京即向尼国道歉并赔偿5万卢比。而当时中尼的边界也并没有划定。中共的厚此薄彼，显然是对印方不假以词色，并随时准备以牙还牙了。

印度方面完全不在乎中方的态度，在边境上全面推进，广设哨所，武装巡逻也一再深入禁地。印方何以如此有恃无恐？很奇怪的是它并非源自真正的军事实力，而是本着一种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万隆会议后，最耀眼的光环是落到了和平使者尼赫鲁的头上，周恩来只是他的配角，连整个中国也只是排行第二的老弟并领受着印度的恩宠和提携。这当然不是笑话，印度其时是不结盟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中共因中苏和中朝的政治、军事条约，根本无缘挤进这一集团，只能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何况中共正内外交困，国际社会的禁运和制裁犹未有穷期，1960年的中苏决裂及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更令中共的国力降到最低点……

1962年，西藏党政军的第一把手张国华中将回京出席了著名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了“罪己诏”，并引咎“退居二线”。张将军会后暂留北京调养他积劳成疾的“高原病”。然而就在此时，印军先后在朗久和空喀山(边境西段)越界攻击，中共边防军虽一直奉命龟缩在实际控制线的20公里之后，并有与敌遭遇50米外不许打枪的规定，但对奔袭至眼皮底下的印军还是作出了火力回击(毙敌9人、俘敌7人)。9月20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对中方的尺冬哨所发动围攻。至10月中，中方已有47名官兵伤亡。中共中央及军委总部三天两头招集紧急会议，并都召来张国华列席。意气本有点消沉的毛泽东也抖擞起来，他显然乐见全党的注意焦点都从大跃进失败的阴影中转移到一场迫在眉睫的对外战争之上。毛亲自主持中央常委会，作出了“自卫反击战”的最后决策。

身经百战的张将军要重披战袍了。

绝地战将

张国华指挥的18军，在国共内战时与国军的五大主力“整11师”和“181师”都展开过血战。181师是西北军的精锐，于1947年被18军的前身部队所歼灭；整11师是18军的死对头，曾捉对厮杀多次，最后整11师在淮海战役中被歼。

18军虽没参加韩战，但1951年还跟藏军会战昌都。1959年“平叛”，一直打倒1960年底。可以说它是一支打仗年头最长的部队。但18军也不是没有弱点。初入藏时，毛泽东亲自许诺过驻军“三年一换”，不止一个“三年”过去了，丝毫不见换防的意思。加上内地家乡大饥荒，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驻藏官兵军心浮动已非一日。中央军委对此也是知道的。所以，在中央常委会上，贺龙元帅说：“如有临阵脱逃的，要象内战时期那样，抓回来，执行战场纪律！”徐向前元帅说：“要选兵选将，干部不但要军事上行，还要有政治头脑，要勇敢。”刘伯承元帅则说：“要明确，这次不是和他们的边防警察打，是和他们最好的、曾经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正规军打。要告诫部队，不要骄傲。”

张国华表示有信心打赢。罗瑞卿总长问根据何在？张说：“敌人虽然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打过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没来过高山，我们却长年驻守高山……”

毛泽东则对着地图沉思，他说：尼赫鲁的底牌是以为中国不敢打他。然后毛指着地图上印军的据点，用湖南高腔说：“扫了它！”

周恩来接着说，中共已将决策通知了苏联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没表示反对，还对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也得到了类似情报，如果中国受到了攻击，反击是很自然的事。至于美国，周恩来分析说，它不可能以很大的力量支援印度。

张国华受命后即刻飞返前线，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对首战之21平方公里作战范围里的2000多印军，张说：“我的决心是，准备干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战斗团满员。”他指示，军区指挥所前进到麻麻，由他亲自指挥东段达旺方面的战斗。必要时副司令员一级的干部可以下到团里去加强。张将军又问西藏工委的侯杰，能否在24小时之内运送50车炮弹到前线？侯杰面有难色：“190公里呀！路况你也清楚……”张怒目一瞪：“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

侯杰指挥藏汉民工，马拉骡驼，攀过险峻的冰山绝谷，仅十多个小时就把军火送上去了。“军中无戏言”，我们可以看到，张将军这种灭此朝食的气概，对后来的战事进程产生了很直接的影响。

巅峰战士

这时，中央军委的诸将帅对这场边界战争相当审慎，发出了“慎重初战”的指示。中国和印度打仗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印军实力怎样？谁也没底。估计没有国民党的主力强，但也不能估计过低，最好死猫当老虎打。军委的意见是，初战只打沙则一个点，围歼敌人一个营，这是个很保险的作战方案。

张国华作为一位沙场悍将，又长年驻守西藏，此时内地的现实是国库空空，民不聊生，张将军只是从文件里知道个大概，作为一个戍边“节度使”，他事实上置身于最复杂和棘手的政治之外。而这时刚刚从“七千人会议”后缓过气来的稳健派并不想再惹太多的麻烦，与邻国开战毕竟不是一碟小菜，小打一下，见好就收，当为上上之策。但张国华并不这样想，他认为吃掉一个营，不痛不痒，要打就要把印军的王牌第七旅连锅端！

这一方案在前线指挥部也并非人人赞同，但张得到了政委阴法唐的支持。张谓：一般说来应先打弱的，但我们受地形限制，不如先打强的，吃掉主力，敌人就乱了，容易各个击破。张亲自点将从政治学院调回来参战的155团政委乔学亭也说：经侦察发现只打一个点部队拥挤，敌军还可能从两面侧射和出动增援，不如采取中央突破，穿插纵深，羌登、卡龙一齐打。前指的其他将官认为，仗既然打大了，战役发动的时间就要推迟两天，好让部队作更充分的准备。阴法唐政委则坚决反对，他说我军一万多人已进入阵地，不动烟火，再隐蔽两天，容易暴露作战意图。张将军说：不能再推迟，要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两种方案均电告军委，多数军头认为张国华是“冒险主义”，毛泽东却一言九鼎：“他是前线指挥，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张得到尚方宝剑，即掷下军令：要打的好，打的狠，打的快，速战速决，务求全歼，不要怕伤亡，准备伤亡2000，打起来不受麦克马洪线的限制！

1962年10月20日7时，中方的炮火突然向克节朗的印军阵地猛烈倾泻。至9时30分，第一个据点已被攻克，被俘虏的印度兵果然还穿着睡衣。至晚8时许，克节朗战役结束。同一天，中共军队向东西长达21公里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发起了总攻，分多路向纵深快速穿插。

前线指挥部向前推进时，因山高路险，连骡马也不能逾越，警卫要用担架将发着高烧的张国华司令抬过冰峰山口，却被张斥退：“这成何体统！让战士看到了会有什么影响！”军事首长亲临战地视事，加上这时火线上出了个战斗英雄谢顺银，从班、排、连逐级上报，到张国华批准记功嘉奖，仅用了30分钟--全军士气大振！

22日，印军王牌第七旅全军皆墨，旅长达维尔准将被擒，另一准将旅长辛格被击毙。在为期一个月的“自卫反击战”里，中方于边境东、西两段发动的二次战役和一些局部的战斗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共歼灭印军三个旅，击毙、俘虏敌人7000多人，中方伤亡1460人，无一兵一卒被俘。

至11月初，印方在东北各邦(省)一片风声鹤唳，无兵可战之下，连交通警察也配发了武器，以死守危城。11月21日，中方突然宣布全线停火，并开始撤退到1957年中方实际控制线的20公里以后。

至此，中印边界战争已降下帷幕。

名将之死

在整场战事过程中，唯一让张国华忐忑不安的一则插曲是：10月23日，中共中央曾发来嘉奖电，“前指”还未来得及转发各部队，中央又通知收回该封电报。此前，战场上有一支突击分队因穿插过猛而跟上级一度失去了联系，这事曾上报了军委。北京是否因此不悦呢？后中央电报又至，与前一份电文内容相同，只多了一句：“中央、军委极为高兴”。显然，第一封电报未经毛亲阅，而加上的那一句正是毛本人的意思。

1963年2月，中印边境余波已靖。张国华奉召回京开会，毛即亲自接见他。毛笑吟吟地说：“井岗山同志(张是红军出身)，一打仗，你那个病就好了！”毛又说了一段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语录”，他谓：“……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我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然而，张将军最后的命运结局竟然并不比岳飞好多少。那段史实虽与本文的题目无涉，却也不妨将它简录之，谨作为本文的“附记”。

1965年，“西藏工委”改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张国华任第一书记。次年“文革”爆发，张抱病被多次揪斗，扣到头上的“帽子”多达13顶。1967年初，周恩来指示空军派出飞机把张国华接来北京。张在京的家人还未见到他，西藏驻京办事处的造反派已闻讯抢先杀上门来，他们出击未果，悻悻而去。张半夜才归家，家人发现他已全身浮肿，连毛裤都脱不下来了。张说，他在拉萨有四个月没脱过衣服上床了……凌晨，接周总理来电，他即刻赶到人民大会堂。原来是毛要召见18名军队将领。毛才现身，性情火爆的许世友上将就抢上一步，气呼呼地质问毛：“我们犯了什么罪？！”张国华正站在许上将身边，连忙拉住许的衣角，示意他噤声……其时正要肃查“二月逆流”，张因是贺龙的嫡系旧部而受到林彪等人的猜忌和排拒。

3月间张国华欲返藏，周将他留住，要他以中共西南局书记的身分，入川主事。“天下未乱蜀先乱”，周希望张能扭转四川乱得一塌糊涂的局面，周绕过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取得了毛的首肯。林彪为此极为恼怒。5月，张国华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而该军区的司令是林彪原“四野”的爱将梁兴初中将，加上四川有名的极左“搅手”、被江青称为“两挺机关枪”的刘结挺、张西挺处处与张国华作梗，他在蜀中的日子并不比在西藏时好过。后张又出任四川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未几，某日凌晨张在军区大院5号楼住所的床上遭到狙击手的枪击，子弹穿过蚊帐幸未射中。天明在后山发现树杈上架着一杆步枪，杀手早已逃之夭夭，且现场在第一波搜索时遭到破坏，已无从追查。这是继云南省革委会主任阎红彦上将(此人倒也并非善类)遇害之后的又一起政治暗杀事件。周恩来接报即指示张国华调换住所，张却一笑置之。

1971年9月，林彪暴卒。1972年2月21日张国华在主持收拾四川大学残局的会议上突然昏厥。周恩来特派的中央医疗组尚未飞抵成都，张已去世，享年不到58岁。周指示：查明死因；骨灰送回北京。

3月11日，周恩来在与美国总统尼克逊的紧张会谈中抽身亲赴西郊机场迎接骨灰盒。此举在周的一生中仅有两例，一是亲迎陈庚大将的骨灰；另一位就是张国华。

“天下大治蜀后治”，不久，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特别工作会议，周问毛是否接见与会的四川党政军干部，毛沉吟片刻，黯然道：“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严格地说，张国华治蜀也并无什么建树。时世如此，这位武夫纵然“有心杀贼”，到底“无力回天”。富庶的天府之国凋敝如斯，近亿人民竟至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四川局面的改观，一直等到1977年文官赵紫阳入蜀主事，实施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才立收其效。这恰好应验了成都武侯祠的那一副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