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 政变失败 纳粹党举步维艰 演讲惑众 希特勒登上宝座
在战火中，通讯兵希特勒下士眼睛被炸得一团黑。听了牧师的话，他觉得更加黑暗。政变失败后，他被关进了监狱。当上总理后，希特勒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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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墨索里尼夺取意大利政权，穷凶极恶地推行法西斯主义后，在北方的德国，希特勒也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与墨索里尼遥相呼应。他的手段，他的动作，较之与墨索里尼有过之而无不及。
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９日是个星期天，柏林的上空，乌云翻乱，北风刺骨。阿道夫·希特勒在距离总理府不远的总理广场上的凯撒霍夫饭店房间中，正和戈培尔及其他助手喝咖啡吃蛋糕。纳粹党内的第二把手德国议会议长赫尔曼·戈林突然冲进来明确地告诉他们，"明天，总统就要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了。”
在这之前，也就是１月２８日这天，年迈的共和国总统冯·兴登堡突然免去了冯·施莱彻尔将军的总理职务。当时，德国最大的政党社会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要求担任他原来立誓要加以摧毁的这一总理职务。
在那个命运攸关的寒冬的周末，关于德国未来局势，首都谣言纷纭。但从后来情况看，这些荒诞不经的谣言也不是一点没有根据的。
有谣言说，施莱彻尔将军同陆军总司令库特·哈麦施坦因互相勾结，打算在波茨坦卫戍部队的支持下举行政变，逮捕总统，建立军人独裁政权。有的谣言说纳粹党人要举行政变。
不过，现在看来，情况有所好转，希特勒放下了心。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午前不久，希特勒坐上他的奔驰牌防弹轿车去总统府觐见兴登堡总统。这次觐见对他本人、对德国、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次命运攸关的事。
戈培尔、罗姆和纳粹党的其他头子在凯撒霍夫饭店的窗口，焦急地翘望着总理府的大门，他们的元首不久就是从这扇大门里出来。
当天，在日记中，戈培尔写道：“我们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已获成功。"直到此时，他的心里依然没有把握。他接着写道：“我们内心的各种情绪此起彼伏，有时感到怀疑，有时感到希望，有时欢欣，有时失望。我们过去失望的次数太多了，这使我们不敢真的相信会发生伟大的奇迹。”
但是，仅仅是几分钟后，戈培尔亲眼看到了这个奇迹。那个年方４３岁、留着查理·卓别林式的胡子的人，那个年轻时候在维也纳做过一事无成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无名小卒的人，那个在战后最初那些黯淡的日子里在慕尼黑无人问津的倒霉蛋，那个啤酒馆政变中有点滑稽的领袖，那个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煽动家，已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了。
希特勒驱车来到数百码以外的凯撒霍夫饭店，马上就回到他的老伙伴戈林、戈培尔、罗姆等人中间。他一言不发，伙伴们也一言不发，但希特勒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这天晚上，从傍晚到午夜以后很久，乐极忘形的纳粹冲锋队员在街头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庆祝胜利。他们在欢呼希特勒的胜利，在欢呼纳粹党人的胜利。
在威廉街另一头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希特勒站在总理府一扇打开的窗户前，乐极忘形，手舞足蹈，不断地举起手臂致纳粹党的敬礼。他时而微笑，时而大笑，时而狂笑，眼睛里不时涌出泪水。
这天晚上，戈培尔直到三点钟才回到家，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几乎如同梦境一般……如同童话故事一般……新帝国诞生了。１４年的辛勤工作终于得到了胜利的结果。德国的革命已经开始了！”
这天晚上，希特勒整个一宿没睡。他的恶狼一般的目光在黑夜中闪烁着。他回首往事，看见了自己风风雨雨四十年的艰难历程。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第三个孩子。所以说，他是一个纯种的奥地利人。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０日晚上６点半，他在勃劳瑙镇一家名叫波麦的小客栈里呱呱坠地。在他满６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一家公立学校读书。恰好，这年正是希特勒的父亲从海关退休的时候，那是１８９５年，他刚５８岁。
在此后的四、五年中，这个按奈不下心的靠养老金为生的人，在林嗣附近的许多村子里搬来搬去。到他儿子１２岁的时候，已搬了七个地方，换了五个学校。希特勒在兰巴赫附近的本笃派修道院学习了两年，他参加了唱诗班，选了唱歌课。据他自己记载，他梦想将来做牧师。
１１岁的时候，希特勒被送到林嗣上中学。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也说明他父亲有志让儿子走自己的道路——做个公务员。但是，这却是做儿子的最不想做的事情。
他的父亲为了使希特勒热爱这个职业，对他讲了一些他自己一生经历中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起反。希特勒不想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不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不得不把自己的一生花在填写各种各样表格上面。
到了１９０６年，希特勒满１７周岁后，林嗣这个小城市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了。他想到更大、更辉煌的世界里去闯荡。于是，他带着母亲和亲戚们凑的一些钱物，到维也纳混了两个月。这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惨淡的日子。由于穷困，他几乎流浪街头，但首都的热闹非凡的景象却使他如醉如痴，留连忘返。
在这里，希特勒要当艺术家的梦想被敲得粉碎，他参加几次美术考试都失败了。
不久，他的母亲患上了致命的乳腺癌，他只好又回到林嗣。自从他离开学校以来，是母亲含辛茹苦养育了他三年之久，结果却一点成绩也没有，他觉得有些对不住母亲。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１日，人们正在准备庆贺圣诞节时，希特勒的母亲去世了。
埋葬了母亲后，希特勒拎起一只装着换洗衣服的箱子，和众亲友告别。他又要去闯世界了。
“若不得志，决不回乡！"他当着众人说。他决定还到维也纳去。
对于许多人来说，维也纳是个天堂，是寻欢作乐的最佳场所。但是，对于希特勒来说，它是个地狱，那儿，给他一生最悲哀的记忆。从１９０９年到１９１３年这五年期间，希特勒开始当小工，后来当小画家。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他每日辘辘的饥肠。
但是，希特勒不愧是一个盗世奸雄，饥饿从来没有逼得他设法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得很清楚，他有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入骨的恐惧，深怕自己去老老实实地去当一个"工人"来挣钱糊口。
在维也纳这些流浪的年代中，希特勒穿着一件破旧的黑大衣，长至足踝，很像一件土耳起长袍，这是一个匈牙利籍的犹太旧衣商送给他的。这个旧衣商也住在那所简陋的单身宿舍里，同他颇为友好。
但是，希特勒却不像同住在一起的一些潦倒的年轻人。他毫无恶习，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不搞女人。业余时间，他读了大量的书，为以后积累了知识。
年轻的希特勒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奥地利的政治，但是已经开始在维也纳的穷客栈、施粥站、街头巷尾的听众面前练习他的讲演术了。他的演讲才能，对他后来取得的一次次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希特勒在阅读中，看了大量的反犹书籍，从而增加了他的种族偏见和对犹太人的仇恨。他说，他发现这一"上帝造民"的道德污点，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诸如卖淫和贩卖妇女大部分是犹太人干的。
１９１３年春天，希特勒带着悲观失望的情绪，离开维也纳到德国去了。据他说，他的心一直是向着德国的。
这一年，希特勒２４岁，除了他自己以外，别人都认为，他从各方面来说都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当上建筑师，他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个流浪汉。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居处。不过，在反动思想的驱使下，他有一样东西，就是：“对自己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的炽热的使命感。”
但是，在１９１３年春季，希特勒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在慕尼黑同在维也纳一样，他依旧囊空如洗，举目无亲，也没有正式职业。接着，１９１４年夏天爆发了战争，把他像千百万人一样卷了进去。８月３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
这是个天赐良机。现在，这个年轻的流浪汉，不仅能够满足在一场他认为是生死存亡的战争中为他所热爱的第二祖国服务的愿望，而且也能够逃避他个人生活中的一切失意和烦恼了，包括最致命的贫困。
在军队里，希特勒当上了一名下士通讯兵，吃尽了苦头。１９１８年秋季，在同英国人的一次作战中，他因中毒，双目失明，只好到柏林附近的一家陆军医院治疗。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０日，是个星期天，秋寒风冷，希特勒尝到了平生最大的失望和仇恨的滋味。一个牧师告诉伤兵们，这个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经退位，逃到荷兰去了。在那天前一天，柏林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
果然，第二天，交战双方在法国的贡比臬签订了停战协定。德国人宣布失败了。
希特勒差一点没有喘过气来，他的眼前又是一起昏黑。他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病房，倒在床上，把发烧的脑袋埋在毯子和枕头下，他痛哭起来。
据美国战地记者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介绍说，希特勒也像其他德国士兵一样，是个"无畏的战士"。他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后，于１９１４年１０月底到达前线，担任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十六团第一营的传令兵。第一次伊普来斯战役的四天激战中，希特勒所属的部队伤亡惨重。根据希特勒写给他在慕尼黑的房东一个名叫波普的裁缝的信说，他的团一共３５００多人，在四天激战后只剩下６００人，军官只剩下３０名，四个连的番号不得不撤销。
希特勒在战争中一共受过两次伤。一次是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７日在松姆战役中腿部受伤。在德国医疗复原后，他于１９１７年３月回到以该团原来团长名字命名的李斯特团，这时，他已被提升为下士，同年夏天参加了阿斯战役和第三次伊普来斯战役。
在１９１８年春、夏德军最后一次全面攻势中，他所在团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第三次伊普来斯战役中，一个晚上，英军向瓦尔维克以南的一个小山头大放毒气，他当时中了毒。他跌跌撞撞地回来时，感到眼睛火烧一样痛。此时，他的身上带着他平生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战况报告。几个小时后，他的眼睛烧得像通红的煤块一样，周围一片漆黑。
在战争中，希特勒曾两次受奖励。１９１４年１２月，他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１９１８年８月，又获得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前帝国军队中，后一种奖章是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同他在一个团里的一位士兵说，他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奖章是因为他只身俘获了１５名英军。他一直自豪地佩带着这枚奖章，直到自杀。同团士兵都说，希特勒是个奇怪的家伙。他从来没有后方寄来的信件和礼物，也不要求休假。对于前线的肮脏、虱子、泥泞、恶臭，他从来不抱怨诉苦，而最勇敢的军人对这些也是难免有怨言的。
士兵们咒骂他，觉得不能容忍他。他所在的那个连队中的一个士兵追忆说，"当我们都诅咒战争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有个白乌鸦不同意我们咒骂。”
另一个人说，“他常常坐在我们食堂的角落里，双手抱头，默默沉思。但他也会突然跳起来，懊丧地走来走去，说我们尽管有大炮，还是得不到胜利。因为德国人民的威力比敌人最大的大炮还要危险。”
接着，他就对这"无形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场恶毒攻击。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希特勒听到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更加不能忍受。他固执地认为，德国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箭。这种荒唐的观念在希特勒的头脑中牢牢扎了根，逐渐形成了他的病态心理。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底，极端失望的希特勒又回到了慕尼黑。他发现，曾经寄居的这个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了。这里也发生了革命，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国王也已经退位。巴伐利亚现在落入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他们成立了一个巴伐利亚共和国，以库特·艾斯纳为首，他是生于柏林的一位流行的犹太作家。
艾斯纳在慕尼黑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长着一脸灰白色的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头上是一顶黑色的大帽子，个子却特别矮小。他在１１月７日那天，带领几百个人大摇大摆地经过街头，不发一枪就占领了议会和政府的所在地，宣布成立共和国。
三个月后，艾斯纳被一个年轻的右派军官娄东·阿尔科一凡雷伯爵所暗杀。工人们于是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好景不长。
１９１９年５月１日，柏林派来的正规军和巴伐利亚"自由团"义勇军开进了慕尼黑，推翻了苏维埃政权，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巴伐利亚的权力又落入右派之手。
巴伐利亚右派，除了竭力主张复辟王室的保皇派外，还有一批为数众多的复员军人。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变化，他们找不到工作，无处安身，堵塞了他们回到战前那种和气社会中去的道路；战争使他们变得性格粗暴，正像后来希特勒所说的，他们"变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为一种永久存在的状态。”
当时，武装的自由团体在德国各地纷纷建立，由国防军秘密提供装备。起初，他们只是被用来在发生纠纷的东部边境同波兰人和波罗地海一带的人斗殴，但不久他们就卷入支持推翻共和政体的阴谋中了。
１９２０年３月，自由团的一个声名狼藉的埃尔哈特旅，在一个叫做埃尔哈特上尉的冒险家率领下，占领了柏林，让一个昏庸无能的右派政客沃尔夫冈·卡普博士担任总理。正规军在冯·西克特将军率领下却按兵不动，共和总统和政府则仓皇逃向西德。只是靠各工会举行一次了总罢工，才恢复了共和政府。
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举行的另外一次军事政变却比较成功。
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４日，国防军推翻了霍夫曼的社会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首的右翼政权，现在这个巴伐利亚首府，已经成为德国国内各种决心要推翻共和国，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否认凡尔赛和约束缚的一切势力的磁力中心。
野心勃勃的希特勒下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当他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底回到慕尼黑后，他就投靠了第二兵团调查委员会，为其镇压革命左派提供情报。
显然，希特勒在这件事上所做的努力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因此陆军继续雇佣他，派他在当地军区司令部政治新闻局工作。后来，又送他进了"政治训练班"，在那里，希特勒的反犹谬论得到上级军官的赏识，不久就提拔他到慕尼黑一个团里当教官，其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危险思想"，即和气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
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他抓住一切机会，发表他的演讲。他过去一直担心他的嗓子可能由于在前线中了毒气而永远被毁坏，现在他觉得嗓子已经复原了。他的口才，使他日后几乎发挥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电台里他用声音诱惑倾倒了千百万听众。
１９１９年９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调查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
开始，希特勒并没有感觉到德国工人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去参加该党集会是带着调查任务去的。这次参加集会的一共只有２５个人，地点是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
希特勒从开始一直坐到散场，觉得会议开得很沉闷，大家谈得没什么独到的东西。他觉得，这是一个与其他许多组织没有什么不同的新组织。
希特勒正要离开时，一个教授站起来说，建议巴伐利亚同普鲁士脱离关系，另外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国家。这在当时的维也纳是一个很流行的主张。它激怒了希特勒，他站起来，对教授大声痛斥。那个教授吓得溜走了，其余的人都目瞪口呆望着这个陌生人。
这时，有个人从后面走过来，把一本小册子塞到了希特勒的手上。
这个人就是安东·德莱克斯勒，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１９１８年３月７日，他组织了一个"独立工人委员会"同马克思主义的工会组织进行斗争。但是，他所拉到的会员从来没超过４０个。
１９１９年１月，德莱克斯勒的委员会同一个称做"政治工人集团"的团体合并。后者原来是由一个名叫卡尔·哈勒的报社记者领导的。新组织的成员不到１００个，名叫"德国工人党"，由哈勒担任第一任党的主席。
这个组织规模很小、默默无闻的德国工人党，后来发展为制造恐怖、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德国纳粹党。
第二天清早，希特勒起床后记起了那本小册子，于是取出来阅读。
小册子的书名叫《我的政治觉悟》。令希特勒惊奇不已的是，这本小册子里所反映的许多思想正是他本人过去曾蒙发、确立起来的思想。德莱克斯勒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然而不像社会民主党，却要保持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政党。这引起了希特勒的极大兴趣。
恰好这一天，希特勒又收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受为德国工人党。希特勒当时无意参加一个现成的政党，他想自己创建一个。他本不想理会这一帮人，但出于好奇心，他又去参加了他们的委员会会议，会上，他说明来意和不想参加组织的原因。
会议是在一家酒馆举行的。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下，围着桌子坐着四个青年，他们先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对秘书投了信任票。接着，司库作了帐目报告——这个组织一共只有７马克５０芬尼的经费——也对司库投了信任票。这也记入了会议记录。
希特勒看着这样一项一项的机械程序腻烦极了，"讨厌啊，讨厌！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俱乐部生活！难道要我参加这个组织吗？”
回来的晚上，希特勒辗转不眠。他再三考虑：“我不名一文，没有收入，这一点在我看来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较困难的则是，我是个无名之辈，侥幸活着或者死去，连最近的邻人也不会加以注意。此外，还由于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的困难……”
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后，希特勒终于决定要参加这个党。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阿道夫·希特勒终于成为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
诸位切切不可小看这个第七名委员，这已成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重要转机。
在这个微不足道的政党中，有两个人对日后希特勒的崛起起了重要的作用。
恩斯特·罗姆，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部的上尉，他在希特勒之前参加了这个党。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得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脸上伤痕累累，上半截鼻子在１９１４年被子弹打掉了。这家伙生性爱斗殴，有“天赋的组织能力。”
如同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十一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他是一个狠毒、无情、敢干的人。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的打手，后来扩建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１９３４年被希特勒处决为止。
罗姆不仅给纳粹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伐利亚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和支持。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无法施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伐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狄特里希·埃卡特比希特勒大２１岁，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
这家伙是一个机智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翻译过易卜生的作品，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穷困潦倒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说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当演员。
战争结束后，埃卡特回到故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艺术家汇集的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群钦慕者面前，宣传亚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太人，推翻柏林的"猪猡"。
“我们需要一个头子，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
这个酗酒的诗人，在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他成了这个新起的年轻人的亲密顾问，借书给他阅读，帮助他提高文化，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广大朋友，其中不仅有愿意出钱捐助该党经费和维持希特勒生活的阔佬，而且有像鲁道夫·赫斯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未来的助手。
希特勒对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没有减退过，多次表示对这位古怪的导师的感激，称颂他是"最优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后在他的行动中，一生致力于唤起我国人民。”
创建国家社会党的人就是这么一批无奇不有的失常的怪物，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开始形成一个在十三年内将席卷欧洲的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为德国建立第三帝国运动。
思想混乱的锁匠德莱克斯勒提供了一个核心，酗酒的诗人埃卡特提供了一部分"精神上的基础，"经济学怪人弗德尔提供了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上尉罗姆提供了陆军和退伍军人的支持。至于将一个原来不过是酒馆小房间的辩论会的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政党，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现在就落在这个年纪不满３１岁、以前完全默默无闻的流浪汉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了。
在维也纳挨饿的日子使希特勒的心中沸腾着各种各样的思想，现在可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他要把缩手缩脚的委员会组织或规模较大的集会。但是，他的工作经常碰壁，有一次他发出８０份请帖，而到会的仍旧是他们自己的人，他并不因此灰心。
后来，希特勒筹集了一些钱，在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开会的通知。这次，他没想到来的人竟有１００多。希特勒原定在一位教授发表主要讲话后，作第一次公开演讲。没想到，该党的名义首脑哈勒表示反对。他认为，希特勒搞别的名堂还可以，但演讲却绝对不行。
希特勒冒着失败的危险，试着讲了３０分钟，却收到难以预料的效果。他善于煽动的雄辩使听众像"过电"一样激动万分，其反应之热烈，从会后人们捐献３００马克这一举动便可以证明。
这是纳粹党第一次获得的重大胜利，也暂时减轻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困难。
在这以后，希特勒的每次讲演都收到了可喜的效果，他成了他们中最会讲话的人。
１９２０年初，希特勒就把党的宣传工作接了过来。他开始组织这个小得可怜的党做梦也想不到的最大规模的集会。这次集会的时间订在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４日，会场设在著名的霍夫勃劳豪斯啤酒馆的宴会厅，可容纳２０００人。希特勒在委员会中的同伴都认为他这样做是发疯了。哈勒辞职表示抗议，由德莱克斯勒继任。
希特勒强调说，准备工作是他个人负责进行的。对于别人如何看，他是不在乎的。
在这次集会上，希特勒第一次阐明了德国工人党的二十五点纲领。这个纲领是由德莱克斯、弗德尔和希特勒三人匆匆忙忙拟写出来的。会上的狂呼声、嘘叫声都是针对他宣读的纲领的内容发出的，纲领在会上获得通过。
从此，工人党名声大震。
希特勒说：“从这次集会以后，党摆脱了小俱乐部的狭隘束缚，第一次对我们时代的最有力的因素——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德国工人党正式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ｎａｚｉ）。
其实，希特勒所宣布的纲领只不过是欺骗工人、下层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大杂烩，到纳粹党执政的时候，大部分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但是，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重要原则一样，这个纲领中最重要部分，第三帝国是执行了的，对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特别是欧洲人民带来了灾难深重的后果。这就是希特勒所宣布的第一点，要求所有的日耳曼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统一起来。
至于希特勒在纲领中宣布的所谓"社会主义"的东西，显然是仅仅投合下层阶级情绪的仆人玩艺儿。
希特勒煽动人心的演讲能力和他的激进态度、面面俱到的纲领，对于一个努力想要吸引人们注意和取得群众支持的新成立的政党来说，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仅仅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他觉得，群众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不断打入他们心坎的一些简单的主张，而且也需要标志和象征，那样才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需要有声有色的大场面，那样才能够唤其他们的热情；需要暴力和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如果成功了，就能够吸引追随者并且使他们感到有压倒弱者的力量。
希特勒把一大批膀大腰圆的退伍军人组成"纠察队"，由曾经坐过牢的钟表匠艾米尔·莫里斯指挥。为了逃避柏林政府的镇压，他们有一个时期曾伪装为该党的"体育运动部"。但是时隔不久，他们就正式称名为冲锋队。这些穿褐色制服的无赖，后来已不满足于在纳粹党的集会上维持秩序了，便开始去捣乱其他的集会。
冲锋队的队员大部分是自由团中的冒险家，负责指挥的是约翰·马里希·克林茨赫，他是声名狼藉的埃尔特上尉的一名手下。后来曾因为谋杀埃尔兹伯格案被判徒刑。
１９２０年夏天，希特勒制定了一面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个黑万字的旗帜。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的思想，万字象征争取亚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
这面旗帜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战后初期混乱的年代中一直彷徨不定、生活没有保障的下层中产阶级，鼓舞着他们朝着一个新的方向采取行动。他们开始在它的旗帜底下聚集起来了。
希特勒就是这样其他的机智狡猾和反动宣传鼓动才能。为纳粹党而奋斗。他想为日后篡党夺权铺平道路。可是，一到大权在握时，他立刻让他的"同志"尝到了冷酷无情和奸诈狡猾手段的滋味。
１９２１年夏天，希特勒作为纳粹党领导人来到柏林。
从此，"元首"在德国政治舞台上出场了。
希特勒开始改组纳粹党。
施端纳克勃劳酒店后面的酒室，阴暗狭小，希特勒认为是一个停尸间，而不是一个办公室。他放弃了它，另外在科尼利斯街的一家酒店里设立了新的办公室。这里地方比较宽敞，光线还明亮。办公室里先赊购了一架打字机，后来又逐步添置了保险柜、文件柜、家俱，安装了电话，起请了专职秘书。
金钱也渐渐有了来源。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纳粹党买下了一家负债累累的亏本报纸，名叫《人民观察家报》。这是一张每周出版两次的反犹小报。收买这家报纸的六万马克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希特勒严守秘密，但是据说，这是靠埃卡特和罗姆劝诱里特·冯·埃普少将筹集来的。埃普少将在国防军中是罗姆的指挥官，本人也是纳粹党员。这金钱很可能来自军方的秘密经费。
１９２３年初，《人民观察家报》改为日刊。这样，希特勒就有了所有德国政党所必备的条件——一家报纸来宣传党的主张。
这个时期，希特勒网罗了一批铁杆党徒，他们是鲁道夫·赫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赫尔曼·戈林及尤利与斯、施特莱彻。
鲁道夫·赫斯是在１９２０年加入纳粹党的。他是一个居住在埃及的德国批发商的儿子，１４岁以前是在埃及度过的，１４岁后回来因兰上学。战争期间，他一度同希特勒一起在李斯特团服役。虽然当时并不相识。两次受伤后，他当上了飞行员。
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学经济，但大部分时间似乎在散发反犹小册子，和同巴伐利亚当时极为猖獗的各色各样武装团体殴斗。
１９１９年５月１日，慕尼黑苏维埃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他正处在枪火密集的地方，腿部负了伤。一年后在一个傍晚，他去听希特勒演讲，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参加了纳粹党。不久，他成为希特勒的亲密朋友、忠实信徒和私人秘书。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常常被称为纳粹党的"思想领袖"。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１８９３年生于爱沙尼亚的塔林，后在莫斯科大学学建筑，十月里命后来到慕尼黑，通过狄特里希·埃卡特的介绍认识了希特勒。
１９１９年底，罗森堡参加了纳粹党。
对于罗森堡的学识，希特勒特别佩服。１９２３年底，派他担任了《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在以后许多年内，希特勒继续吹捧这个"哲学家"，把他当作纳粹运动的思想导师、外交政策的权威人士。
赫尔曼·戈林是德国著名的战斗英雄，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最后一任队长，德国战时最高奖章功勋奖章的获得者，他回到和气时期单调的平民生活中来，比一般的退伍军人更觉困难。１９２１年，戈林认识了希特勒，参加了纳粹党，并且用他过人的精力帮助罗姆组织了冲锋队。
１９２２年，戈林担任了冲锋队的队长。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是个道德败坏的虐待狂，原先做小学教员，从１９２２年起，他成为希特勒周围名声最臭的人员之一。
施特莱彻自己吹嘘是个出名的私通能手，甚至能敲诈他情妇的丈夫。他盲目狂热的反犹活动，不仅使他臭名远扬，而且还搜刮到大批钱财。他办的一个著名黄色周刊《冲锋队员》，专门靠刊载所谓犹太人的性罪行和犹太人的杀人故事卖钱，其内容之淫秽猥亵，甚至使许多纳粹党人也感到恶心。
希特勒就是依靠这帮人，于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８日，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勒酒馆发动政变的。他们通过哄骗的手段，拉来鲁登道夫将军与他们合作，劫持了巴伐利亚三巨头：邦长官卡尔、驻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和邦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上校。但不久，三巨头趁希特勒离开时逃走，政变失败。
１１月９日，希特勒率３０００余人举行示威，结果遭到镇压。除戈林逃跑外，希特勒及其同伙大部分被捕入狱。纳粹党被勒令解散，《人民观察家报》被迫停刊。
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希特勒获准出狱，继续从事推翻共和国的阴谋活动。
此时，外面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纳粹党和它的报纸已被取缔，原来的一些头目不是发生了内讧，就是倒戈了，他本人则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讲。
更为麻烦的是，希特勒面临着被驱逐出境、押解回故乡奥地利的威胁。甚至他的不少老哥们也认为他已经完蛋了，他以后将销声匿迹，默默无闻。正像其他的政客，在共和国似乎摇摇欲坠、充满明争暗斗的时期，曾名噪一时而后又很快归于无声无息一样。
在希特勒被关在监狱的一年多里，货币开始稳定，资本从美国流进来，经济开始恢复。被希特勒和社会民主党所称的"十一月罪人"，在一次票选中，为维护共和而进行的斗争，结果所得选票较过去增加了近三分之一，而纳粹党和北方一些种族主义团体联合，所得选票却下降了一半以上。
面对着日益衰败的形势，希特勒并不气馁，更没有动摇，他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在铁窗之内，希特勒仔细地回顾了他本人的过去，他的成功和失败；也回顾了德国动乱的过去，他们的成功和错误。回忆过去，使他更加坚定了信心，他要图志谋划坚信自己一定会成为拯救德国的英雄。
在这种狂热的情绪下，希特勒结束了《我的奋斗》第一卷的口授工作。接着，立刻进入第二卷的口授工作。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希特勒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我的奋斗》全书的撰写工作，为日后纳粹党夺取全国政权，并进而蹂躏欧洲奠定了理论基础。
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９年，是希特勒和纳粹运动时运最糟的几年，但是希特勒不屈不挠，执着地等待着，准备重新杀上政治舞台。
希特勒认为，目前德国的繁荣是靠从美国借来的大量贷款来维持的，是无本之本，无源之水，无底之楼。在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３０年期间，德国借了大约７０亿美元的外债，大部分用来偿付战争赔款和庞大的社会服务。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债，不仅从事必要的建设，也从事飞机场、戏院，运动场和豪华游泳池的建设。
在通货膨胀期间，轻易偿清了债务的工业部门，也借了数以１０亿计的外债来更新装备和把生产过程合理化。工业生产得以恢复，１９２８年比１９２３年的工业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失业人数也大大下降。下层中产阶级的生活也因此得到某些改善。
在１９２８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增加了１２０万张选票，总数达９００多万，在国会中占据１５３个席位，一跃而成为德国第一大党。
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努力，使德意志共和国似乎终于站稳了脚跟。
面对如此不利于纳粹运动的形式，希特勒决定改变斗争策略。
１９２１年底，出狱两个星期后，希特勒就去见巴伐利亚总理、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人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证以后行动一定要循规蹈矩之后，赫尔德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取缔。
“这头野兽已经被制服了。"赫尔德对司法部长古特纳说，“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
这位巴伐利亚总理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后来，还有其他一批政治家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人民观察家报》于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６日复刊，发表了希特勒写的长期社论《新的开端》。第二天，复活后的纳粹党布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第一次集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
这个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的１１月９日早上希特勒和他的忠实的信徒们出发举行游行的地方。那些忠实的信徒，这时已有许多没有在场。埃卡特和施勃纳——里希特已经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鲁登道夫和罗姆已同他决裂。罗森堡同施特莱彻和埃塞发生了内讧，心怀不满，有意避开。
尽管如此，在啤酒馆里还是聚集了４０００多信徒，来听希特勒演讲。他没有使他们失望，他像以前一样口若悬河，一气讲了两个小时。
群众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感到自己雄风犹在。
希特勒仇恨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并视共和政体也是“敌人"。在演说结束时，他高呼，"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由于希特勒的"狂放"，巴伐利亚政府立即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这次禁令的期限是两年。其他各邦也相继效法。对于一个靠三寸不烂之舌达到目前成就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又犚桓鲋旅打击*
打碎了牙咽进肚里，希特勒咽下了这口不得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怒气，发愤从事纳粹党的建设事业，决心把纳粹党建设成一个德国前所未有的强大组织。
过了两年，党员果然从二万多人发展到７万多人，到了１９２９年，已发展到十七万八千多人了。
希特勒决心建立一个复杂的严密的党内机构，这个机构相当于德国政府的组织。也相当于德国社会的组织。他把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德国国会原来的３４个选区，每一个区有一个希特勒任命的区领袖。另外还有奥地利、但泽、萨尔、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等７个区、每个区又设分区，由各区领袖领导。再底下的党内单位是分部，在城市里各分部又进一步分为街道支部和小组。发展对象除了吸收信仰纳粹主义的青壮年外，还广泛吸收妇女和儿童，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
纳粹党的政治组织分为两个部：第一部负责对付和破坏政府，第二部负责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因此，第二部下面设有农业、司法、国民经济、内政、劳工等部门，而且考虑到将来的情况，还设有种族、文化、工程等部门。政治组织第一部设有外交、工会等部门，还设有一个全国新闻局。宣传部是个单独设立的复杂机构。
经过反复努力，希特勒将冲锋队改组为一种武装团体。这个团体拥有几十万人，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和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
冲锋队的一些领导人，也希望希特勒上台以后以冲锋队来代替正规军的位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由弗朗兹·冯·埃普将军领导，名叫国防政治处，下设五个部门，分别负责国内外防御政策、国防部队、民防后备力量等问题。
不过，身穿褐衫的冲锋队，自始至终是一批杂七杂八的打手。它的许多高级领袖，包括冲锋队头子罗姆，都是臭名远扬的流氓恶棍。慕尼黑冲锋队长埃德蒙·海因斯中尉还是个被判过刑的杀人犯。这两个人同其他几十个人都一直在发生争吵和内讧。
希特勒在冲锋队之外，又建立了一个更可靠的武装团体——党卫队，队员身穿黑色制服，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相同，并且要他们特别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起初，党卫队不过是希特勒的卫队。队长经几次更换，最后选中了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刚接手时，一共只有２００名左右的队员，到他结束党卫队工作时，党卫队已经统治了整个德国，而在整个欧洲德占区成了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可怕组织。
在希特勒加强他的政党以便掌握德国命运的那些年代里，纳粹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各路污泥浊水纷纷注入纳粹党中。希特勒的一些主要助手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有时也同希特勒发生摩擦。为了使纳粹党这些野心勃勃、竞争激烈的头目的行动不致逾越界限，希特勒专门组织了党内法庭，借以排解纠纷。
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表面上的和谐团结，也是为了防备自己的咽喉被人割断。
在这个时候，戈培尔来到了希特勒身边。
戈培尔１８９７年１０月２９日生于来因兰一个约有三万居民的纺织中心雷特。他先在一个天主教教区小学上学，后来上雷特的文科中学。天主教艾伯特·马格努斯协会给了他一笔奖学金，使他能继续入大学深造。结果上了八个大学，先后在波恩大学、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求学，最后于１９２１年２４岁那一年，在海得耳堡大学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这些著名大学里，戈培尔专修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兼修拉丁文和希腊文。
戈培尔想当作家，写出的小说和剧本没人愿意出版。他投寄《柏林日报》的许多文章也都被退回。
他的个人生活在初期也充满了挫折和失意。因为他瘸了一条腿，不能参军作战，因此没有能够具有他那一代年轻人认为非常光荣的战争经历，而这却是要在纳粹党内占据高位的一个必要条件。
戈培尔并不是像大多数人认为那样是天生瘸腿的。他７岁的时候患了骨脊髓炎。左臀开力不很顺利，结果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而且有点萎缩，走起路来一看便知是瘸子。这个残废是他饮恨终生的憾事，也是他早年心中满怀不平的原因之一。当时他常常想和一些女人睡觉，但那些漂亮的姑娘都怀疑瘸子的能力。当他担任法西斯德国的宣传部长后，他便将德国的女演员统统控制在他的手里，不愿与他上床睡觉的，绝不让她成为电影名星。那些年，这瘸子过足了瘾。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底，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柏林纳粹党区领袖。他指示戈培尔要肃清那些妨碍纳粹运动发展、争吵不休的褐衫队员，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把德国的这个首都拿下来。
柏林当时是红色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影响很大的地方。柏林大多数选民都投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票。戈培尔这时刚满２９岁，他轻易就完成了希特勒交给他的任务。
纳粹运动一天天进展，希特勒已初步完成了他重建纳粹党的任务。他认为，建立独裁政权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１９２９年底，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全世界，希特勒更加意识到，夺权的机会来了，纳粹党的机会到了。
１０月２４日，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了。德国国内马上出现一种瘫痪的局面。德国的"繁荣"主要是靠从美国那里借来的外债和对外贸易来维持的。一旦贷款断绝，旧债到期，德国金融结构就无法承受这种负担。一旦在总萧条后世界贸易一蹶不振，德国就无法出口足够数量的东西来购买所必需的原料和粮食进口。
而没有出口，德国的工厂就无法开工，工业产量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２年下跌近一半，对外贸易减少了三分之二。全国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工业生产能力闲置不用，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破了产。国民收入从１９２９年的７６０亿马克下降到１９３２年的４５０亿马克，国债高达１４０亿马克，失业人数突破８００万大关。工人和职员的收入，几乎下降了一半。
农业危机也很严重，农产评价格暴跌，大批农民破产，被迫出卖土地。
庞大的经济危机和高涨的革命运动，动摇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感到，再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老办法已经不能维持其统治了，因而决心采用独裁统治和暴力镇压来维护其政权。在对外政策上，一般的外交手段已经不够用了，决心采用侵略扩张和战争政策，靠掠夺别国人民来摆脱经济危机。
于是，德国资产阶级右翼便祈求公开鼓吹恐怖独裁的法西斯分子，岂不及待地把法西斯纳粹头子希特勒扶上台。
经济危机给共和政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德国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最后一届政府的首脑赫尔曼·缪勒，由于各党派在失业保险基金问题上发生的争吵，于１９３０年３月辞职。
继任者是海因里希·勃鲁宁。这个天主教中央党议会领袖在战时是一个机枪连的一名上尉，曾获得铁十字奖章，他在国会中表示的保守稳健的观点颇得陆军的好感。他希望在德国能够恢复稳定的议会制政府，把国家从越来越萧条的经济恐慌和政治混乱中拯救出来。
勃鲁宁无法争取到国会议员中多数人批准他的财政计划中的某些措施。他因此请求兴登堡援引宪法第四十八条，根据这一条规定的紧急权力，由总统下令批准他的财政法案。
议会紧接着来了一个对抗，通过一项要求撤销总统令的决议。
为了找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勃鲁宁在１９３０年７月要求总统解散国会，于９月１４日举行新的选举。
希特勒敏锐地意识到，他自己的机会出乎意料地提早出现了。
苦难深重的德国人民要求摆脱他们的困境。千百万失业者要求工作机会。小店主要求得到帮助。刚达到投票年龄不久的新选民——四百万左右的年轻人，要求至少有个能谋得生活温饱的前途。
希特勒向选民们保证，如果他上台，将使德国恢复强大，拒付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就范，尤其是那些可恶的犹太人，一定要做到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
那些绝望、饥饿的人，不仅希望得到救济，而且也希望得到新的信仰和新的神祇，对于他们来说，希特勒的保证充满了魅力。
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４日晚，选举揭晓。令希特勒自己都没敢想的是，纳粹党选票增加到六百四十万九千六百张，可以取得国会中１０７个席位。
这样，纳粹党从国会中位居第九的小党一跃而为第二大党。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却大大下降了。从此以后，勃鲁宁或其他任何人，要在国会中取得稳定多数比以前更加困难了。
但是，没有稳定的多数，共和国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这是当时国家两大支柱——陆军和大工业家金融家集团——越来越关心的问题。这两大支柱的领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共和国，除非是把它当作德国历史上一种暂时的不幸现象。
在选举胜利的鼓舞下，希特勒开始转移注意力来争取这两个有势力的集团。他不厌其烦地向军方指出：他们现在所支持的，而且对军官阶层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毫无感情的共和国在背后刺了陆军一剑，把陆军出卖了。接着他又恐吓军官们，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胜过纳粹党人，将是"德国陆军的末日。”
在希特勒蛊惑人心地宣传下，许多年轻军官不仅为希特勒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吸引，而且也为他所展示的前途所倾倒。这个前途就是，陆军将恢复昔日的光荣和规模，那样他们就有提升的前程，而在目前这样小规模的一支陆军中，他们是没有指望的。
纳粹党打入各军种的情况日趋严重，有些年轻的国防军官热衷于纳粹党的政治。这一点在德国引起了吵嚷，在军官团最高级军官中间引起了分歧，而纳粹党却很兴奋。
１９３０年春，乌尔姆卫戍部队有三名年轻的尉官卢丁、施格林和温特被捕，因为他们在军队里宣传纳粹理论，企图劝诱其他军官答应：一旦发生纳粹党武装起事，他们不向起事者开枪。这后一项罪名是叛国大罪，但是国防部长格罗纳将军不想把军队里有叛国行为这件事声张出去，企图把事情掩饰过去。他安排让被告在军事法庭上只受违犯军纪的审判。可是，施林格中尉却满不在乎，他偷偷地向《人民观察报》投了一篇煽动性的文章，使格罗纳将军的打算落了空。
在１９３０年９月纳粹党选举获胜一个星期后，这三个尉官被解到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叛国罪审判。他们的辩护律师中间有两个刚刚出名的纳粹律师汉斯·弗朗克和卡尔·沙克博士。
但是，在审讯时，吸引人们注意的不是律师，也不是被告，而是希特勒。
希特勒的出庭是一种有意的冒险。要是抛弃这三个中尉不顾，对纳粹党是相当难堪的事。这三个中尉的活动证明了陆军中纳粹党的影响的增长，而这正是希特勒所不希望予以打击的。但是，纳粹党要篡夺陆军领导权的活动被揭露出来也是相当难堪的事。而且，检察院方面控诉纳粹党是个一心一意要武力推翻政府的暴力组织，这件事对于希特勒目前的策略也是不利的。为了要否认这一指责，他同律师合计好，要出庭为被告作证。
实际上，希特勒的出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在选举中获得惊人胜利的政治运动的领袖，他要向陆军，特别是向陆军的高级将领保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对国防军来说，不仅不是像这三个纳粹党卫官条件所表示的那样是一种威胁，而且实际上是国防军的救星，也是德国的救星。
证人席成了向全国发言的讲坛。
在这里，希特勒充分利用了他的诡辩才能和巧妙的政治手腕。如果说他的精彩表演尽是欺骗之能事的话，那么在将军们中间，是很少有人识别这点的。希特勒向法庭保证，冲锋队也好，纳粹党也好，都不反对陆军。
“我一直抱有这种看法，"希特勒说，"任何想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取代陆军……我们将努力做到，在我们执政以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
希特勒再三向法庭重申，纳粹党只想通过合乎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这三个年轻军官如果期望会发生武装叛乱的话，那是他们自己错了。但是，希特勒讲话的主要对象虽然是陆军和德国国内其他保守分子，他还得考虑一下他自己党内徒众的"革命"要求。他不能使他们失望，像他已经使三个被告失望一样。
因此，当法庭庭长提到他在１９２３年举行政变失败以前说过：“人头将会落地"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庭长问：“你今天对那句话怎么解释？”
希特勒马上回答：“我可以向你保证，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取胜的时候，届时将会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法庭。那时，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的革命将会受到报复，人头将会落地！”
没有人能够说，希特勒对于一旦他上台以后要做的事情事先没提出警告，但是，当时亲纳粹的听众显然很欢迎他的这番威胁，他们以热烈和持久的鼓掌来表示欢迎。
就这样，许多德国人作了希特勒的俘虏。
１９３０年９月是一个转折点。纳粹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惊人胜利一事，不仅欺骗了千百万普通人保，也说服了企业界和陆军中的领袖人物。他们可能不喜欢纳粹党蛊惑人心的做法和它粗鄙下流的作风，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唤起了在共和国六十年中曾经受到严重压抑的德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感情。
由于这一点，加上希特勒在莱比锡审讯时对陆军方面所作的公开保证，有些将军开始考虑，国家社会主义可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用来团结人民，恢复德国原来的地位，再一次使德国军队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使国家摆脱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的桎梏。
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们在政治上的愚蠢不亚于将军们，他们错误地以为，只要付给希特勒足够的金钱就能把他笼络住，一旦他当权之后，就会按他们的命令办事。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二十年代还把他看成是个奥地利的暴发户，但是纳粹党在１９３０年９月选举中获得惊人的胜利后，企业界的领袖人物逐渐意识到，这个暴发户很可能接掌德国的控制权。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７日，在杜塞尔多夫召开的垄断资本家会议，对希特勒夺取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是由垄断巨头蒂森主持的。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长期讲话，和盘托出了纳粹党的反动纲领。希特勒根据垄断资本家的愿望，在内政方面提出要彻底取消德国劳动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他说：
“我们已作出坚决的决定，要彻底根除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结束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希特勒提出的对外政策是用武力夺取别国土地，然后用全面利用被奴役国家的工业、人力和物力，为德国统治阶级谋利益。
他说：“如果我们要解决生存空间问题，我们就要运用整个民族积累起来的政治力量。所以现在大家争吵我们的军队是１０万还是３０万，这完全无关痛痒，问题在于我们的军队至少是８００万。”
８００万军队的建设和夺取别国领土的战争对于垄断资本家来说，那将意味着神话般的巨额利润。所以，希特勒的讲话征服了德国垄断资本家的心，博得了他们的热烈掌声和喝彩。
在这一次会议上，垄断资本家们就纳粹党执掌政权的问题，原则上达成了协议。第二天，钢铁托拉斯的经理蒂森等人甚至还同纳粹党的三个头目希特勒、戈林和罗姆讨论了未来的法西斯政府的人选。
从１９３２年１月起，希特勒及其党羽同德国有代表性的工业巨头进行了一系列会见和谈判。纳粹党何时执掌政权的问题，是他们谈判的主题。为了换取垄断资本家的支持，希特勒向他们许下了种种诺言。
希特勒除了得到本国垄断资本家的支持外，还得到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美国大老板的支持。美国大垄断巨头麾根、洛克菲勒、杜邦、亨利·福特，英国报业大王罗特米尔，瑞典火柴大王克雷格尔和法国军火商康采恩施赖德尔·克雷佐等，都给希特勒提供了大量金钱。
一些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公然支持希特勒上台。《纽约时报》于１９３１年６月１日写道：“假使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那就显然在华盛顿更孚众望了。"美、英垄断资本家把希特勒看成是把德国和欧洲从无产阶级革命危险下拯救出来的救星，他们希望希特勒上台执政，消灭德国的革命民主力量，以确保他们在德国的大笔投资和贷款。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的叛卖政策，也为希特勒的上台帮了大忙。由于他们的破坏，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以致不能阻止法西斯夺取政权。
１９３２年３月，德国总统选举时，反动派曾提出兴登堡和希特勒为总统候选人，德国共产党当时指出：“谁选了兴登堡，就是选了希特勒；谁选了希特勒，就是选了战争！”
可是，社会民主党却提出"取小害（兴登堡）而避大害（希特勒）的理论，支持兴登堡。正是这帮家伙选举了支持保皇派和法西斯组织的兴登堡，希特勒才很快上台。
这时候，希特勒的纳粹党，不仅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党，而且造就了一批狂热骨干，尤其是施特拉塞、罗姆、戈林、戈培尔和弗立克这"五虎上将"，成了希特勒的左膀右臂。
戈林是在国会通过一项政治大赦令后，在１９２７年底回到德国的。自从１９２３年政变以来，他的大部分流亡生活是在瑞典度过的。在瑞典的兰格勃罗疗养院，他戒掉了吸毒的恶习，病愈后在一家瑞典飞机制造公司供职。回柏林后，他在巴登大街租了一套公寓，广交朋友。
１９２８年，在希特勒的力荐下，戈林被选为国会议员，在１９３２年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时，戈林也就成了国会议长。正是在国会议长的官邸中，举行了许多次会谈，策划了许多次阴谋，最终导致了纳粹党的上台。
恩斯特·罗姆在１９２５年与希特勒闹翻后不久就去参加波利维亚军队，当了一名中校。到１９３０年底时，希特勒请他回来，重新担任冲锋队的领导工作。当时，冲锋队已不大听话了。冲锋队员，甚至一些队长，也一致认为纳粹党将用暴力夺取政权。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经常在街头闹事，同政敌捣乱，甚至暗杀他们。每次选举，不论是全国选举还是邦选举，总有街头惨剧发生。
在罗姆接管冲锋队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无疑是纳粹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他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一个干练的组织者，担任了党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政治组织的首领。这个职务使他在邦和地方党的领袖中间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因为他们的工作都要受他的监督。他有多巴伐利亚人随和的脾气，除了希特勒以外，他是党内最有影响的领袖，而与希特勒不同的是，他得到大多数政敌的个人信任，甚至喜爱。
当时，党内外有不少人认为施特拉塞很可能代替这个奥地利来的脾气乖戾、性格捉摸不定的领袖。在国防军和总统府中，这种看法特别强烈。至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这时已经失势了。他由于当真相信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块招牌中"社会主义"和"工人"这两个字眼，曾经支持社会党工会所主持的几次罢工，而且要求纳粹党公开主张工业国有化，最后作为异端被希特勒驱逐出党。
“五虎上将"中的第四号种子选手是戈培尔，自从１９２６年同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闹翻后，一直是后者的敌人和对手。在闹翻两年后，施特拉塞升任政治组织首脑，戈培尔继他为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戈培尔仍兼任柏林区党组织的领袖。他的宣传才能和改组柏林党组织的成绩，希特勒颇为赏识。但是他那一张油滑而刻薄的嘴和灵敏的头脑，却讨不到希特勒其他助手的欢心，他们都不信任他。
不过，希特勒很愿意他的主要部下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因为这也是防止他们联合起来篡夺领导权的保障。他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施特拉塞，但是戈培尔的忠诚却是他完全相信的；此外，这个瘸腿的狂热分子，常常有些奇异的思想，这对希特勒来说是颇有用处的。
为了扩大宣传，戈培尔在柏林办了一张《进攻报》，他天才的办报才能和善于煽动群众的演讲本领，对希特勒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五虎上将"的最后一员威廉·弗立克是其中最无特色的一个。他是个典型的德国公务员。１９２３年以前，他在慕尼黑当青年警官，曾经给希特勒在警察局里当过密探，因此希特勒一直很感激他。
在希特勒的吩咐下，弗立克是纳粹党人中担任地方公职的第一个人。后来，他成了纳粹党的国会党团主席。他忠诚不二，办事很有效率，而且由于他外貌给人以与世无争、和蔼可亲的印象，在同共和国政府那些左右摇摆的官员打交道时特别有用。
除了"五虎上将"之外，在希特勒周围还集合有希姆莱、罗森堡、莱伊等一批乌七八糟的怪物。
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这个冬天的早晨，希特勒在德国军人和右派的支持下登上了这个国家总理的宝座。
却说希特勒登上了国家总理的宝座后，纳粹党在新的政府中仍居于少数地位，在内阁１１个职位中，他们只占了３个，除了希特勒担任总理一职外，弗立克担任内政部长，戈林担任不管部长，同时兼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几个重要的部都交给了保守分子。他们颇有把握地认为希特勒已被笼络住，可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了。牛赖特继续任外交部长，勃洛姆堡任国防部长，休根堡任经济部长，巴本本人是联邦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而且兴登堡向巴本保证，除非由副总理陪同前来，否则他不会接见总理。
巴本认为，这种独特的地位，使他能够对难以捉摸的纳粹党领袖增加一种奇制。而且这个内阁出自巴本的构思，是巴本力荐的产物；他相信，在保守派同僚的坚决支持下，他又据有八比三的优势，他完全能够控制希特勒。
巴本和他所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乖乖听话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毁灭共和国只不过是第一步。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德国，这个德国在国内不再搞什么民主的"无聊玩意儿"，要剥夺工会的权力，对外能废除１９１８年的判决，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重建一支强大的陆军，以其军事力量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也是希特勒的目标。
但是，巴本并不真正了解希特勒，也不了解支持他的势力有多大的力量，更不了解现有的强大势力的机构：陆军、教会、工会、政党，或者广大的非纳粹党的有产阶级，他们难以解释的软弱已经到了近乎瘫痪的程度。正如后来巴本哀叹道的：他们到了不击自败的地步。
希特勒清楚地知道，他是靠着总统、陆军和保守分子的支持上台的，而这三个方面却置身于纳粹运动之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还是不信任的。因此，希特勒当前的任务是迅速地铲除他们的势力，使自己的党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然后以集权主义政府及其警察的力量，实行"纳粹革命"。他一上任，就鼓动了一系列不是由他主使就是由他控制的事件，并且在六个月之后终于使德国完全纳粹化，他自己也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和取消了联邦的独裁者。
为了一举消灭共产党，铲除在德国实行纳粹主义的最大障碍，希特勒及其一伙精心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
原来，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办公室地下有一条暖气管通道，一直到国会大厦。一个曾在旅馆担任过侍者的柏林冲锋队长卡尔·恩斯特，在２月２７日晚上，带领一小队冲锋队员，经过这条地下通道到国会大厦，在那里洒了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然后派人放了几把火，顷刻之间，雄伟高矗的国会大厦化为灰烬。
事件发生后，戈林声嘶力竭地叫嚷：“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
纳粹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大声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
这是希特勒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他的目的是以"国会纵火案"为借口，对德国的革命力量进行残酷镇压。他们贼喊捉贼，把纵火的罪名加到共产党身上，诬蔑这是共产党发动武装暴乱的信号。可是，还在２７日中午，柏林的所有冲锋队员，就已奉命进入戒备状态。起火后两个小时，法西斯分子便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行了大逮捕和大屠杀。仅仅在２７日晚上，他们就逮捕了一万名反法西斯战士，在以后的三、四个月里，被捕人数达到六、七万人。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德共主席台尔曼遭到非法逮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领袖季米特洛夫也遭到了德国法西斯的非法审讯。季米特洛夫利用莱比锡法庭作讲台，义正辞严地揭露了纳粹分子是真正的纵火犯。
为了进一步镇压人民的反抗，打击革命进步力量，在起火后的第二天，２月２８日，希特勒又诱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所谓"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
这项法令不仅暂时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项条款，取消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而且还授权希特勒在必要时接管各邦的全部权力，对某此所谓“严重扰乱治安的人"判处死刑。
这样一来，希特勒就能够合法地任意钳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数天内，就有大批的共产党干部和许多民主党的领袖遭到逮捕和惨遭杀害。
这是德国人第一次尝到在政府支持下的纳粹恐怖的滋味。满载冲锋队员的车辆，在德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中横冲直撞，未经许可，破门而入，进行搜查，把受害者带走，投入冲锋队营房中，严刑拷打。共产党的报纸和政治集会被取缔，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和许多自由主义的报刊也被勒令停刊，群众集会不是遭到禁止就是遭到破坏。
纳粹党人现在手里掌握了全国政府和气鲁士政府的一切权力，经费由大片业财团给予支持。因此，他们在３月的竞选宣传达到了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
国营电台第一次把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的声音传送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一边是装饰着万字旗的街道上，冲锋队员列队而过的皮靴声不绝于耳。一边是成千上万的群众集会和火炬游行。
１９３３年３月５日，在希特勒一生中最后一次民主选举的那天，纳粹党人赢得了１７２７７１８０张票，占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四十四。但这与国会授权法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票数相差甚远。
希特勒并没慌张，他采取国会中８１个共产党员"缺席”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不让社会民主党人入场。这样，希特勒便可稳操胜券。他踌躇满志，根据他在国会纵火案后第二天诱使老糊涂蛋兴登堡总统签署的２月２８日法令，他可以肆意逮捕任何数量的反对党议员，以保证他那三分之二的票数。
经过和戈培尔密谋，希特勒决定新国会的开幕式要在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举行。这个教堂是普鲁士主义的圣地，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能够唤起对于帝国光荣伟大的回忆，因为腓特烈大帝的遗体就埋葬在这里，霍亨佐伦王朝的历代先王都曾在这里做过礼拜，现任总统兴登堡也于１８６６年来这里做过第一次朝圣。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禁卫军军官，刚刚参加了给德国带来第一次统一的奥普战争而凯旋归来。
第三帝国第一届国会，选定３月２１日作为隆重的开幕日期是有深远意义的。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俾麦斯宰相在１８７１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的开幕日子。
当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的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元帅们，和头戴骷髅骠骑兵头盔的海陆军将领们，在身穿威武制服的前王太子冯·马肯森陆军元帅的带领下进入会场时，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的威灵赫然如旧。兴登堡大为感动。布置这次演出并指导向全国广播的戈培尔，在仪式进行中一度注意到老元帅热泪盈眶。
这个总统身穿灰色军服，胸佩黑鹰绶章，一手捧着尖顶头盔，一手执着元帅节杖，在穿着正式礼服显得有点拘谨的希特勒陪同下漫步进入会场，中途停下来向皇室旁听席上空着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座位敬礼，然后到祭坛前宣读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表示支持希特勒的新政府。
希特勒马上说：“由于过去几星期中发生了一个独特的变化，我国民族荣誉得以恢复，而且由于您，陆军大元帅阁下，往日的伟大象征和新的力量的象征联合起来了。我们向您致敬。感谢上帝的保佑：我国新的力量能由您领导。”
为了表示对总统的敬意，希特勒走下讲台，到兴登堡面前深深一鞠躬，紧紧地同他握手。这时，戈培尔布置的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都同时开动起来，镁光闪闪，机声隆隆，把德国陆军元帅和奥地利下士象征着新德国和老德国团结的庄严握手场面记录下来，让全国和全世界都能看到听到。
当希特勒在波茨坦做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保证以后，国会于３月２３日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讨论通过所谓授权法。它的正式名称叫《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一共只有五节，把立法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正权都从国会手中拿过来移交给内阁，为期四年。
此外，这项法律还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且可以不同于宪法。
从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３日期，希特勒成了全国不受任何约束的独裁者。德国最有权势的机构现在一个接着一个倒向希特勒，一声不吭、毫无反应。
在德国历史上始终坚持自己单独权力的邦政府首先被解散，重新组织由希特勒一手控制的纳粹政权。
战争的风云在德意志上空聚集，法西斯主义的恶势力在欧罗巴横行，欧洲告急，世界告急，一场由法西斯撒播的空前的灾难已经开始降临。希特勒贪婪的手伸出来了，他要干什么？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