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拼》[2]

十岁的时候，父亲托了很多的关系，终于把我从小镇接到了城里。此后，我就在城里读完了小学，升入初中。

刚进初中的时候，我非常瘦小。还记得当时体育课上，老师说要加强体育锻炼，不要做豆芽型的小朋友，我就是不折不扣的豆芽型。这样的体型，和好动的性格，再加上略带土气的乡音，让我成为当时学校的小混混们欺负的最佳对象。

从小我就受欺负，但是小时候受的欺负和初中两年的遭遇却完全不同。

小时候因为彼此年纪都小，只能说是单纯的打闹。而初中之后，大家已经到了青春期，开始有了各自模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单纯的打闹也开始变味，成为带有功利性质的弱肉强食。

那是一段让我痛不欲生的日子，时至今日，我还会偶尔想起那些强烈的羞辱，以及噬心的仇恨。

我想，我性格的偏激，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当时我们学校有几个特别霸道的小混混，其中最凶的一个叫做莫林。他的哥哥是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混混，仗着哥哥的势，莫林在学校横行霸道。

我已经不太记得和他是怎么结的仇了，只记得当时的我确实被他欺负得够惨。

学生最盼望的就是下课和放学。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却非常害怕下课。因为下课后，我经常被莫林和他的几个小弟抓住“打鹅”。打鹅是我们那边的土话，就是几个人分别抬起一个人的四肢，然后合力摇晃，像扔沙袋一样奋力扔出去。被扔的人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被猛地摔在坚硬的地上，感觉可想而知。

这样的事情通常是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引来一阵阵欢快的笑声。那些笑声让我觉得自己像只猴子，莫林他们则是耍猴的人。浑身剧痛地躺在地上，身旁只有冷漠和戏谑。不会有一个人来帮我。

如果当时有人过来帮我一下的话，我想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血案生。那么今天的一切也许都会改变。

可惜最终这一切都只是如果。

每次，当我稍有反抗，放学后莫林和他哥哥带的几个小混混，就一定会在学校门口等着我，给我更厉害的一顿暴打。刚开始我还像小时候一样叫妈妈来学校，但是很快我就现这招不再管用了。老师批评了他们之后，放学等着我的又是一顿暴打。

在这样的绝望之中，我越来越厌学。我讨厌去学校，更讨厌每个人都敢踩在我头上，但是我却无能为力。

成绩越来越差，长辈们问起理由时，我也曾说过厌学的原因。但是无论家长和老师，统一的回答就是：为什么别人就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呢？你安心只搞学习，谁都不会惹你啊？

这些困难的问题，我无法回答。在他们眼中，这只是小孩子的打闹，在这么深的成见下，我还能解释吗？我选择了不解释。

两年过了，我在打鹅和讪笑中慢慢地长大。仇恨已经在我心中芽，父辈遗传的某种基因开始激活。

初三的某天，刚下课，我又被他们几个抓着打鹅，这次我出乎所有人意料地还手了。我抓着莫林的脖子，手脚齐上，把他脸上抓出了一道道鲜红的印痕。他们在极端的震惊之后，一拥而上……

上课的铃声救了我。莫林进教室之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躺在地上鼻青脸肿的我说了句：晚上等着！

这句话让我恐慌极了，心上顿时像压了块石头。我甚至都可以想象出，晚上他和他哥哥暴打我的时候，他们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和言语。

我不敢再上学，从地上爬了起来，飞快地跑出了学校。

一个人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心里极度恐慌，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叫家里人吧，保得了我一天，保不了一辈子；老师，除了批评两句，还能怎样？

也许是命中注定，就在我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走到了一个改变了一切的地方。如果说当时我心里的恐慌和愤怒就像一桶炸药，已经达到了爆炸临界点的话，那么这个地方给了我一根导火线。

大家应该记得，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所有的学校都有一个口号——坚决抵制“两室一厅”。

这“两室一厅”指的是——台球室、游戏机室、录像厅。

现在遍地开花的网吧、酒吧和kTV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两室一厅”就是年轻人业余活动的天堂。

所以，尽管学校在大力抵制，这“两室一厅”在学校附近却分布最多。

我到现在仍然深刻地记得，当时我漫无目的地走到了学校附近的一个车站，而车站旁的街道边一排都是小饭馆和录像厅。

我鬼使神差地拿出一元钱，进了其中一家录像厅。在看完里面播放的一部香港电影之后，很冷静地走到学校骑上自行车回家。我拿了家里的一把水果刀，返回了学校，等在对面的一家小卖部，并且买了我人生的第一包烟。

放学时，学生们纷纷推着自行车从学校出来，我看到莫林的哥哥和几个小混混站在学校的门口，大多留着当时流行的郭富城式中分头，很是扎眼。

过了不久，我们班的同学都推着车走了出来，莫林也在里面。我知道他们在等我，捏了捏口袋里的刀，所以我快步走了过去。

第一刀捅进莫林哥哥的肚子的时候，他们还在聊天。

后来生的一切，大多已经模糊，只记得耳边瞬间响起的无数尖叫声，和当时一心要杀了他们的那种冲动。

以及那部电影！

对了，那部电影叫做《古惑仔之人在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