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妈妈——一喊这个名字，就像喊那永远忘不了的林红同志一样，我全身都感到温暖、感到力量。虽然她只有三十三岁，比我大不了多少。

她黄瘦、衰弱，年纪不大已经有了深深的驼背——这是因为长期住监狱和受了严重刑伤的缘故。她的经历是很不幸的：丈夫已经牺牲，儿子也找不到，没有亲属，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然而，你无论什么时候看她时，她那温柔慈祥的眼睛总是安静而愉快地看着你。她很少讲到自己，总是默默地、不声不响地工作着。

表面上我们是替人缝穷洗衣服的母女俩，实际上她是区委、我是交通。当她把一件重要而紧急的文件交在我的手里时，她那慈祥、坚定的目光就紧盯在我的身上，同时像妈妈一样温柔地低声嘱咐着我：“秀兰，把这件衣服给王先生送去——小心，别丢了。”每当我接受这种给“王先生”的重要任务时，我的身上就跃动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力量，她那慈祥、坚定的目光就像火焰一样烧着我的心。她那目光一直送我走出我们住着的破旧的大门。这时，我就在心里对她说：“亲爱的妈妈，我一定要完成任务。”

这是林道静调去和刘大姐住机关时随写随撕的片断的感想。因为刘大姐这个人使她感到了和林红相处时同样的兴奋和幸福，因此她忍不住要把心里的情感写一写。

我们的工作是艰苦而又困难的。人手少事情多，我又做抄写、又做交通，又要替人洗衣服缝破烂——因为我们的经费是困难的。有时我忙着写了一天一夜，肚子里只吃了点窝头，一到半夜常常觉得头昏眼花。这时妈妈总是陪在我身边，只要一看到她那安静慈祥的眼睛，看到她那衰弱的不应有的细碎的皱纹，我就忘掉了饥饿，忘掉了疲劳，立刻又勇气百倍地工作下去。每当这样连夜工作的夜晚，她就坐在我身边陪着我——我写，她读。半夜过了，她就站起身来对我笑笑，然后倒一杯开水，拿出两个干烧饼，她自己掰下小半个，把那一个半烧饼和白开水一齐递给我。

是的，妈妈常常这样自己饿着肚子，却尽量让我吃饱。我接过白开水，看着她那瘦削憔悴的脸，把烧饼塞给她：“妈，我不饿。白天你吃的少，你吃吧。”

“不，你年轻，身体要紧——我要对党负责呢。”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你是个怎样崇高的人呀！……

妈妈不但在生活上照顾我，而她给我的思想上的教育更是深刻而具体的。当开始到区委机关工作时，我并不是十分安心的。虽然我对江华说得很好。我的性格喜欢幻想，时常向往红军中或者激烈斗争中的战斗生活——狂飙式的生活，而不安于平凡的工作。这个毛病虽然经过几年的锻炼，也还没有完全克服。因此对于来机关后的抄写、送信、洗衣服这种平凡而琐碎的事务工作，我曾经有点儿暗中不满，甚至痛苦。虽然我没有说出来，可是后来妈妈看出来了。于是，有这么一夜，这是永远难忘的一夜！妈妈教育了我；他——我那永生难忘的朋友用他最后坚强的生命教育了我。我到现在才明白，多少年来，我是在怎样爱着他……如果他还活在世上，如果他不叫万恶的国民党刽子手夺去了宝贵的生命，那么，我将是灭世界上第一个幸福的人……可是，今天，我的希望完全破了，我和妈妈一样，我们都成为孤苦不幸的女人了……写到这儿，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如果我能够知道南京雨花台上哪座土坟是埋葬他的，我愿意把我的复仇心愿倾诉他的坟前………

…………

秋天的夜里，飒飒的凉风吹打着破旧的窗纸。月亮已经升得很高，晶莹的青光透过窗隙照见刘亦丰和林道静两个兴奋的脸。在这样美妙的夜，微带凄凉的夜，两个在一起作地下工作的女同志都长久不能入睡。她们低声谈着话，从工作谈到了私人生活问题。刘大姐躺在自己的小铺上仰过头来问道静：“秀兰——道静和刘大姐在一起住机关后仍改名叫张秀兰，——你什么都对我讲过，就是一样还没说过——你有爱人吗？”

说话从来都是干脆爽利的道静，沉了一阵才回答：“算有，也算没有……妈妈，我不愿意想这个问题。”

“怎么叫算有、也算没有？他是谁呢？”

道静披衣坐起来，接着又穿鞋下了地。刘大姐默默地望着她，在薄明的月光下，只见道静年轻俊美的脸上布满着愁雾。她轻轻坐在刘大姐的床边，双手拉住她瘦削的手指，声音有点儿颤抖：“妈，你想不到的……卢、卢——嘉川，我一直都在等着他。可是他……”

奇怪的是，刘大姐好像早就知道这些情况了。她用一种平静的口气缓慢地说：“嗯，是他吗？很好的同志！你们什么时候恋爱的呢？”

“没有恋爱过。不，表面上没有恋爱过。但是内心里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因此，几年来我都在等着他。”道静的眼睛在洒满月光的小屋里闪着泪光。她低下头更加用力地握紧刘大姐的手：“妈，请你告诉我，他还活着吗？你得到过他的消息吗？……”

刘大姐躺在枕上摇摇头。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那不幸的消息，告诉不告诉她呢？如果告诉她，那即将到来的幻想的破灭、绝望的悲哀，将怎样折磨这颗诚实的心呢？她还没有想妥，只听道静用低低的声音继续说道：“妈，我心里的秘密很少向人说过。真的，我平生第一次碰到这么可敬可爱的人，一见他我就好像早就认识他似的……”道静的脸是绯红的，声音里充满了遏制不住的激情。刘大姐抚摸着她的手，静静地听她讲下去。“那时候，那个余永泽正叫我苦恼——我多么不幸却先碰见了他。当姓余的告诉我老卢被捕了的那一霎间，我才明白我是爱上他了……”

道静伏在刘大姐的床边不再出声了。她竭力克制着自己，不让压抑了将近三年的情感放肆地奔腾。

刘大姐也缄默着。一阵凉风从窗口吹进来，她用被子盖上道静的上身，然后放下她的手，自己慢慢坐起身来，说：“孩子，我不能再瞒着你——他已经牺牲了。”

“他已经牺牲了？……”她机械地重复了一句，就用被子蒙住头，半晌没有声音。刘大姐穿上衣服开亮电灯，然后从破旧的柳条包里找出了一本线装的《古文观止》。她打开褪了色的黯旧的书本，裁开了其中的几页，这时就从裁开的书页里面露出几张粗糙的小块的旧纸来。看见道静仍旧蒙着头好像睡着了，她就走过去，揭开被子，小声地说：“秀兰，别难过。这是他给你写的信……请原谅，我一直没有交给你。”

道静霍地跳下床来，睁大眼睛看着刘大姐：“他给我写了信？”

“是的。”刘大姐慎重地说，“去年九月我接到他托人带来的这封信，他叫我斟酌情况交给你。那时你还在狱里。大概就在那个月里他就牺牲在南京了。你出狱后，不知道你对他的心情怎样，又怕你难过，因此，我一直没有交给你。”说着，她把那几张用铅笔写下的小块字纸双手郑重地交到道静的手里。

道静接过来，像筛糠一样，她的双手簌簌地抖着。还没有看眼泪就滴到信纸上。终于，她还是鼓着全身的勇气读了下去：

如果你能够看到我这几张字纸，我相信你已经是我的好同志了。几年来虽然在黑暗的监狱中，可是我常常盼望你能够成为人类最先进的阶级的战士，成为我的同志，成为我们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因为每天每天我们的同志都在流着大量的鲜血，都在为着那个胜利的日子去上断头台……同志，亲爱的小林，也许过不多久这个日子就要轮到我的头上了——我在北平没有死掉，偶然的机会让我又多活了几个月，又多战斗了几个月，这在我说来是非常高兴的。现在，我等着最后的日子，心中已然别无牵挂。因为为共产主义事业、为祖国和人类的和平幸福去死，这是我最光荣的一天。当你看见我这封信的时候，也许我早已经丧身在雨花台上了。但是我一想到还有我们无数的、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革命同志前仆后继地战斗着；想到你也是其中的一个，而最后的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时候，我骄傲、欢喜，我是幸福的。

你的情况我是听到过一点点的，你的信我也看到了。可惜我们已经不能再在一起工作了。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很想把我的心情告诉你。不，还是不要说它的好……只可惜、可恨刽子手们夺去了我们的幸福，夺去了多少亲人们的幸福。小林，更加努力地前进吧！更加奋发地锻炼自己吧！更加勇敢地为我们报仇吧！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吧！你的忠实的朋友热烈地为你祝福……

看完了这第一封也是最后的一封信，道静的眼泪反而停止不流了，她的脸色突然变得异常冷静。她站在地上好像一座美丽的苍白的大理石塑像。虽然他已经牺牲了，不在人世了，但她没有白等，多少忆念的眼泪没有白流。他是无愧于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好同志，他是默默无声地爱着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想着自己的人。这时在绝望的悲哀中她反而感到了深沉的慰藉与温暖。这温暖和慰藉是和那个不朽的人同样永不衰朽的呵！

第二天晚上临睡前，道静低着头坐在床边沉思着。不能自抑的泪珠又悄悄地流在衣襟上。她曾经爱过吗？不、不，她再也不愿回忆和余永泽那噩梦一样空虚无聊的爱情。当她年事稍长，当她认识了生活，当她真正碰到了值得深深热爱的人，当她正准备用她那温柔、热烈的情感——只有成熟了的、经过了爱情的辛酸的女人才有的那种真挚炽烈的情感去爱卢嘉川的时候，他却突然被捕了。她没有来得及对他有任何表示，他就被反动派夺去了。朝朝暮暮，在每一个空闲的时刻，或者每一个艰难、危急的时刻，他就出现在她的面前，他就给她无限的力量和勇气。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年、两年、三年……终于，回答她的是：“他已经牺牲了”、“我早已经丧身在雨花台上了……”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她的心痛苦得燃烧起来了！她要报仇——为卢嘉川报仇，为千千万万牺牲了的革命同志报仇，为她那失掉了的幸福报仇……于是，她突然站起身来，用力捏住站在她身边的刘大姐的手，用红肿的眼睛盯着她，说：“妈妈，允许我到苏区去吧！我要拿起枪来，我……我不能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了。……”

大姐坐在床上，半晌没有出声。她黄黄的脸上浮现着一种柔和、宁静然而又深深悲伤的神色。

“秀兰，这还有一封，你也看看吧。——你的痛苦我已经先经历过了。”大姐从贴身的衣兜里又掏出一张旧纸来。

“信？还有一封？”道静从大姐的手上又接过一张斑斑点点褪了色的旧信纸。她无意识地望了她一眼，就默读起来：

梅祥：我意料中的结果已经宣布了，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你不要过于悲哀，因为你即将临产。你将来的任务还沉重得很。好好地保护孩子，保护你的身体，准备为我复仇吧！

我的命运不决定于今天，早在平时我就估计到了。这就是我最后的归宿——光荣地死。我现在并不难过，相反的，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了最后一息，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无上的欢乐。梅祥，你是忠实的经得起风浪的好同志，那么我们欢忭愉快地来道别吧。

只有一点我不放心你：你那种痴情，你那种主观的不顾一切的莽撞劲头，我很不放心。革命是长期的、艰苦曲折的。老老实实地投到群众当中去吧！老老实实地埋头苦干吧！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牺牲而冲动乱来呀！

如果孩子累赘，你可把他送给别人。千万不要因为他影响你的前途。不过为了纪念，我请求你把我们唯一的孩子叫做念林。

我最后的一句话是：你要奋斗到底！你要锻炼自己成为更加坚强的布尔塞维克战士！你要勇敢地把我未完成的一份工作担当起来！

文林一九二八，三，二十七

两个运命相同的女人，在寂寞的深夜里，悄悄互相谈着她们的衷曲。大姐擦着不知不觉流下来的泪珠说：“文林的遗嘱鼓舞着我，从他牺牲，从看见了他这封信以后，秀兰，我的变化是很大的。过去，我虽是女工出身，但却有许多不踏实、粗鲁、逞英雄、为个人得失闹情绪的毛病，可是从这以后，我一步步地变得沉稳踏实了，工作也比较深入了。在极危险的斗争中我保存了他这封信。因为我要把它当成我们进军的号角，当成我的座右铭。”大姐站起身关了电灯。在窗隙透进的晶莹的月光下，她拉着道静的手，眼睛忽然射出异样的光彩，好像要燃烧似的。可是声音却很低、很慢。“秀兰，我经受过很多很多的痛苦——真是很难很难忍受的……文林牺牲了；许多亲爱的同志，几天之前还在一起开会、谈话，几天不见却听说已经叫刽子手杀死了；我的孩子——文林要叫他念林的那唯一的儿子，生下后把他寄养在上海一个工人同志的家里，后来组织突然遭到了破坏，工人同志搬了家，儿子就再也找不到了。我为找儿子，挎着买小菜的篮子，装做买小菜的，在念林住过的弄堂里来来回回走过多少趟呵，可是念林——我那唯一的孩子却再也找不到了……”

道静以为大姐会痛哭的。她探头望望，大姐却还是那么镇静、安详，仿佛在讲别人的事。只有嘴唇微微颤抖，眼睛也许因为泪光显得更加明亮。她还想说什么，一时说不出，苦笑笑，就沉默了。

道静紧挨在大姐的身边。自从昨夜听到卢嘉川牺牲的消息以来，她的身体一直有点颤巍巍的。她望着大姐憔悴的脸，竭力迸出了一句话：“妈，这些年你是怎样过来的？爸爸已经牺牲七年了。”

大姐好像恢复了平静，慢慢地说：“文林牺牲后，我也被捕了。孩子生在监狱里。三年监禁、非刑拷打，肋骨折了好几根，出得监狱，身体坏透了。秀兰，你以为我有四五十岁了吧？其实我只有二十三岁呢。”她突然笑了一下，笑得很微妙，“年岁并不老，可是，我已经不可能再享受家庭的幸福了。不过，秀兰，我希望你幸福……”说到这里，大姐的态度突然变了，变得严肃而冷峻。她看着道静的眼睛说：“文林当年劝我的话我要拿来劝你。踏踏实实地工作吧！党需要你在哪儿，你就在哪儿。不拿枪，但是你可以用笔、用思想、甚至用我们的洗衣服板子——它也是武器——和敌人战斗！”

“妈，你放心！”道静的态度也变得严肃冷静了，“看见了念林爸爸的信，我明白了自己……妈妈，我保证向你学习，永远向你们这些老同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