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不白之冤
从鸿新回家那天，我抱着我爸泡药酒的大玻璃罐子咕噜咕噜地猛灌了起码半斤白酒，还没灌完头就开始晕了起来。然后我就蹲在地上开始哭，哭了一会儿觉得蹲着太累了我就干脆躺在地上哭。反正老子现在一个人在家，姿势难看点也不怕影响形象。
我记不得自己哭了多久，然后跌跌撞撞地爬起来，翻箱倒柜地翻出了我和董娟从认识到现在写的所有的信、合影的照片、上课偷偷传的小纸条、互送的小礼物等等。
喜欢保留过去的东西，一直被我视为自己的一个好习惯，我总想着等我老了还指着它们来勾起点什么美好或者有意义的回忆。可是现在我不想再保留和董娟有关的任何东西了，这是我人生一段耻辱的痕迹，一道丑陋的伤疤，我永远都不想再想起。
我找出家里早就废弃不用的一个瓷盆，把那些东西统统装进去，用一把火就将它们轻易地变成了灰烬。原来一起都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我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哭得接不上气。
我妈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挺尸一样挺在了床上，用被子把自己从头到脚裹得像个大粽子。我妈妈小心翼翼地喊我：“蒋芸，你在杂子？”我强打起精神说，我在睡觉。我妈又问：“你打电话给我杂子？”我说，呵呵，逗你玩儿。
我下午喝醉后实在想找人说话，找了半天电话本没有找到，除了几个高中同学其他人的电话我又一个都记不住。可是我不敢给她们打，怕自己一不小心把董娟拱了出来。我还是想给她留点余地，免得她以后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
想来想去只好给我妈打了。于是我将电话打到了我妈单位，可是接通后我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胡乱地说妈今天我做晚饭，你回来就可以吃了。我妈当时就听出不对劲，审问了我几句什么也没有审出来，骂了一句“毛病”就把电话挂了。现在她回家了，等待她的不是一锅香喷喷的白米饭，而是满屋的酒精味儿和呛人的浓烟。
吃晚饭的时候我妈进来喊我，我说我想睡觉，不想吃饭。我妈顿了一会儿犹犹豫豫地问我：“蒋芸你在家里烧了什么？”我说，香肠。我妈说：“放你妈……放你的屁！家里哪里还有香肠？”我闷在被子里瓮声瓮气地说，那就是火腿肠。听见我妈边朝外走边碎碎念：“在家里烧东西多危险啊，何况你死鬼鬼儿还喝了酒的……”
第二天清醒后我开始细细回想那个导致我失业外加失友的偷衣服事件，越想就越觉得可笑：
那天我去酒楼的洗手间上厕所，刚开门就看见门后的把手上挂着一件旧啦吧唧脏不溜秋的棉质T恤，我想肯定是谁换了衣服忘了拿走，于是拎起来走到门口向过道张望。过道上一个人也没有，我拎着它又转身回洗手间，想着是把它挂在原处呢还是拎出去问一问？正想着洗手间的其中一格子间忽然开了门，一中老年妇女一个箭步冲了出来，身手矫捷地简直可以和运动员媲美。她一把夺过还拎在我手里的衣服，戒备地看着我质问：“你干什么？这是我的衣服！”我说，哦，你的哦，我还以为是谁忘了拿走。当时还心想，你不会以为我是想顺手牵羊吧？你一个老大娘的一件旧T恤，还是贴身的，我拿来做什么哦。
之后我也就把这事儿忘了，顶多也就觉得这个大娘也把人想得太坏了，生生把一个厚道人想成了顺手牵羊的社会不良分子。我完全没有想到她会跑去经理哪里告我，并且不是说我想顺手牵羊，而是说我想偷她的衣服，刚好被她撞见。
我至今提起都还想痛扁这个歹毒的大娘一顿。真的是太毒了，我就碰了一件她遗落在公共场所的土里吧唧的衣服，她就能把我想成小偷，并且居然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跑去经理那里告状，她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小偷”的罪名可能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光鸿新酒楼在这个城市的店面就有四家，每家光服务生都至少2o个人，不说多了，光是我工作的分店和这个总店的4o多个服务生之中的任何一个今后如果碰巧再成了我的同事，那么是不是又会有几十个人知道我曾经是个“小偷”？
在我心中，5o岁左右的女性都是慈祥而善良的，尤其对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更是能充分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母性，因为她们的孩子，也正好差不多是我们这个年龄。而这个污蔑我的傻逼大娘，真的是太毒了，太***毒了，居然能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
这个事情让我悟出了一点，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朋友们编入了“蒋氏经典语录”，那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多了什么鸟人都有。
我在家休养了好几天，心里想着这下糟了，好不容易找到个工资高点的工作，刚刚给杨木说了我一个月能挣1ooo元钱，现在工作就黄了，让我下个月拿什么给他送钱进去？
钱钱钱，自从我毕业以来，我一提起钱就脑壳痛。而现在让我一提起就脑壳痛的，除了钱，还有董娟和杨木。真是作孽。
想起董娟我就想起了鸿新，想起鸿新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虽然说我已经被辞退过n次，但没有一次是走得这样窝囊的。
然后有一天我闲的无聊忍不住给蒋娇打了个电话。我其实是从不喜欢主动给谁打电话的，但是我忽然很想知道总店的同事是怎么看我的？蒋娇是怎么看我的？她们会相信我是个小偷吗？董娟有没有私下帮我给大家解释解释？
我犹犹豫豫地拨通了蒋娇家里的电话。电话里蒋娇的语气冰凉陌生，而且，从她那寥寥几句简短而敷衍的话里我就已经明确感觉到，同事们都知道我其实已经明了自己被辞退的原因。我心里凉飕飕的不是个滋味儿，胡乱扯了几句之后就匆匆地挂了电话，从此再也没有和她联系过。
看来我真的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小偷了，而我现在已经没有机会解释。谁会相信一个被冤枉的人会这样悄无声息不愤怒不争辩？这口沉重的黑锅，我这辈子怕是摘不下来了。
我又羞又愤，一把把电话撸到地上，站在原地啪嗒啪嗒地掉眼泪。
董娟在这几天里也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彻底不理我也做不出来，只好冷冰冰地敷衍她，她却不懂似的一次次地打。
死缠烂打一直是董娟的强项，好几次我被她彻底整失望了对她冷处理的时候她都这样锲而不舍。她知道我心慈手软，扛不住。可是这次我警告自己必须扛住，否则就太没有原则太没有脾气了。
我在家呆了一个多星期，天天白天抽抽烟看看电视，晚上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样一直拖到马上就快没有钱花了才开始重新出去找工作。我现在跟得了上班恐惧症似的，每天出门找工作之前我都要努力说服自己一两个小时才能出门，甚至曾经有一次已经穿戴整齐出了门了，想了半天又折回来，重新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睡大觉。
我越来越依赖床和厚厚的被子，一睡下去就再也不想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人都像我这样，我只知道自己彻底变了，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转眼到了这个月的2o号，2o号是我自己承诺的给杨木送钱进去的日子，而我如今却刚刚丢了工作。
我打传呼给甄大哥，约好时间在看守所门口见面。甄大哥是看守所的狱警，和杨木是老乡，杨木进去不久就和他混的很熟。杨木绝处求生的本事真的是一流的，不仅让甄大哥对他关照有加，还让甄大哥甘心情愿地成了我们之间捎钱捎信的使者。每次给杨木送钱，我只需给甄大哥打个传呼，他保证会准时准点地杵在看守所门口等我。
杨木从不让我去看他，总怕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并且，用他的话来说，“那些犯人，一看见楼下有女的走过，一个个就叫得跟狼似的。”我也不坚持去看他，我怕杨木说我又长胖了，然后日复一日地担心我的啤酒喝得太多。
我到看守所的时候，甄大哥已经像往常一样等在门口了。我走过去，照例先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摸摸索索地从口袋里掏出5o元钱递了过去。甄大哥有点惊讶地接过那5o元钱，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红着脸说：“麻烦甄大哥给杨木说一声，这点钱先将就花，我很快就能再给他送钱来……”声音小得自己都有点听不见。
甄大哥像明白了什么似的轻轻地点头，然后叹气。我说甄大哥我有事先走了，谢谢你。然后转身拔腿就走，生怕走得慢了甄大哥会说点什么体谅或赞美的话出来。
以前送钱给杨木我总会请甄大哥捎带一封信，这次却没有。我不知道应该写什么，我无法为这少的可怜的5o元钱找出任何合理的理由。
在无话可说的时候我永远都是选择不说，这一直这是我的优良品格。在现实面前语言永远是苍白而无力的，当你无法改变现实，你再怎么豪情万丈柔情蜜意的话也是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