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你知不知道阮籍的痛苦

我们在前面几篇里写到的，都是西晋的皇帝或者皇朝的奠基者。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名人辈出的时代，值得一写的，可绝不是仅有那么几位皇帝。说到魏末晋初的名人，恐怕没有人的知名度会过“竹林七贤”那七个牛人。其实同样是以集团形式出现，稍早一点的建安七子也是颇有知名度的。不过建安七子都是纯粹的文学之士，相比之下，竹林七贤更能代表当时社会的精神文化气质，是魏国正始时期（魏齐王曹芳的第一个年号，公元24o年―公元249年四月）的标志性人物。从这一篇开始，我们向大家6续介绍一下这七位代表了魏晋风流的名士。

竹林七贤有名，而七贤中最有名的，又得推阮籍和嵇康。嵇康的广为时人所知，跟金庸先生武侠小说的宣传不无关系，确实，一曲《广陵散》，曾经弹断了几多豪杰的肝肠。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嵇康的帅和个性也是让他被古今无数人激赏的原因之一。在爱耍个性这一点上，阮籍跟嵇康有相似之处，关于他的特立独行，正史如《晋书》，小说如《世说新语》，皆有记载，这些记载后来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可是实际上阮、嵇两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两人截然不同的结局。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东南）人。他老子阮?，就是建安七子之一，曾经帮曹操写过那篇著名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由此看来啊，这个遗传基因还真是很重要：老子文章了得，儿子也一定不是凡品。阮籍人长得相当不错，《晋书•阮籍传》里说他“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由此可见，阮籍他已经不单单是长得帅了，还颇有清识和雅量呢，这大约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性格魅力罢。

我估计，阮籍该是当时小学老师们教育孩子的绝好典范：他从来都是该学时好好学，该玩时狠狠玩。想学的时候，他经常关闭门户，读书不辍，好几个月都不**趟门的；可是他不想看书的时候，就跑出去，登山临水，一连在外头玩上好几天都不着家。悠游山水并没有妨碍阮籍博览群书，他最喜欢读庄老之书，而他身上那股尘脱俗的气质的形成，多半也与此有关。此外，阮籍还特别嗜酒，其实竹林七贤差不多人人嗜酒，这已经成为古代文人骚客或是风流之士的标志性喜好了，不过阮籍还有一招绝活是七贤中其他几个人比不了的，那就是“啸”。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书里看到跟“啸”有关的词语，比如什么“龙腾虎啸”啊，“仰天长啸”啊。那么到底什么是“啸”哩？这个就比较难以定义了，大约就是撮起嘴唇，以雄浑的真气将声音从双唇间推出来时所出的尖利而悠长的声响。在那个年头，会不会啸，往往是评判一个人够不够in够不够潇洒的标志，就好比现在专门唱歌的不会vitas就不够厉害一样。跟阮籍同时代的人里头，会啸的可能不少，可是能啸到他那个水准的估计不多。跟嵇康一样，阮籍也擅长弹琴。他常常是席地而坐，地上放一壶酒，身前的案上放一把琴，几口酒下肚，遂运指抚琴，弹到得意处，忘其形骸，仰天啸歌，琴韵如流水，汤汤不绝，而啸声如投石入水，激起阵阵水花，斯情斯境，直与神仙无异。

阮籍没怎么出门，名声却就渐渐传了出去。因为他书读得好，行为也异于常人，太尉蒋济就派人前来征辟，请他去做官。蒋济字子通，他可是从曹操那时候就开始服侍魏国的，先后辅佐过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任皇帝，资历非常老。可就是这么一位四朝元老，阮籍居然不给人家面子。他给蒋济写了封信，信中谦虚客气了一番，可是最后也没明说他是乐意还是不乐意去，然后就收拾收拾东西，又跟人跑到山里玩去了。蒋济看到回信，以为阮籍答应来做官了，很高兴，于是派人去他家接他。下人到了阮籍家，等半天，又一个人回来了，跟蒋济说，人家阮籍已经上外地旅游去了。这下可把蒋济气得够呛，说我见过不懂事儿的，还没见过这么不懂事儿的呢。

乡亲们听说这件事以后，都害怕了，他们跑到山里，把阮籍给找回来，劝他说，太尉有权有势的，把他惹火了可不得了，别说你得吃不了兜着走，我们也得受牵连啊。没办法，阮籍只好乖乖去就任了。阮籍的职务，是在蒋济的幕府中任尚书郎。之后不久，大将军曹爽辅政，他把阮籍召为参军。再后来，曹爽司马氏诛杀，大权在握的司马懿又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辅政，他们也都先后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阮籍所任的这些官职，无论是尚书郎，或是参军，还是从事中郎，那都是幕府的属官，主要职责都是掌谋画和文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事参谋和文字工作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挂名秘书。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了，秘书就秘书呗，怎么还挂名呢？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阮籍虽然挂了专职秘书的名头，其实他却并不需要去做什么具体的工作，甚至连文书也很少起草。他做这些官，无非是为了领一份俸禄，以解决生计问题。而任用他的那些人呢，其实也只是图个虚名，表明他们爱惜人才，能用人才，从而收到笼络人心的目的。因此啊，他们并不指望阮籍去做什么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于是乎阮籍这个挂名秘书，还是照样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做他的名士。

啥事都不做，却可以拿到一份优厚的俸禄，这乍一看是件美事，多少人梦寐以求想获得这样的待遇呢。实际上呢，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魏晋之际天下纷扰，朝中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那些当权人物们为了争取民心，取得朝臣的支持，竞相拉拢名士以壮其声威。他们在位时还好，一旦失势的话，被他们拉拢的那些名士往往也就跟着倒霉。所谓“名士少有全者”，就是那个时代名士们的普遍遭遇。阮籍知名度那么高，自然就成为了各方拉拢的重点对象。为了争得像阮籍这样的名士的支持，那些权臣们是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坚持不从的话，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呢。所以说啊，阮籍的这些秘书职务，大都是在迫不得已、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才担任的。

现在大家知道了，阮籍担任这些职务，虽然也是为了混口饭吃，可是他这样一个人，其实是并不在乎生活是奢糜一点还是清寒一点的，再考虑到那许多的风险，因此他这官做的那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一旦有适当的理由，他便会推辞不干。比如在曹爽手下任职时，他逐渐看出来，曹爽跟司马家这爷仨早晚得干起来。阮籍心想，就曹爽那傻劲儿的，他哪是司马氏的对手啊？因此他装作病得快要完蛋的样子，请求离任，然后就跑回家去静观其变了。果然，一年之后，曹爽服诛，当时那些被他提拔重用的人都受到了牵连，阮籍却一点都没有被波及，于是时人无不佩服他的远识高见。虽然后来阮籍被司马氏逼迫，又任了职，他何尝不想从他们身边离开呢？只是一时找不到恰当的理由罢了。

阮籍不想做官，可是直接辞官的话，显得太不给司马昭面子，风险太大。他脑筋一转：只要不在司马昭身边做官，跟他保持一种不远不近的态度，风险总是小一些罢。于是他冥思苦想苦想，终于找到一个理由，这理由一经向司马昭提出，便顺顺当当地得到批准。那么这究竟是个啥理由呢？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兵营的伙夫善于酿酒，而且那里存有三百斛的正宗好酒，于是灵机一动，心说我何不借这喝酒的名义，辞掉从事中郎这个敏感的僚属职务，去担任那个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呢？这计划成功的话，虽然还是没有完全脱离司马氏集团，但和他们的关系毕竟拉开了一段距离。报告打上去后，他果真如愿以偿了。

就为了喝酒而要求调动工作，这简直是个荒谬至极的理由，可是司马昭为什么偏偏就同意了阮籍的这个要求呢？这里头的原因，就在于阮籍先前已经用行动为这一次的申请调职做好了铺垫。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竹林名士个个善饮，而阮籍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仙。有一回，司马昭打算聘阮籍的女儿给他儿子做老婆。阮籍对司马昭避之惟恐不及呢，这种攀亲戚的事儿，他哪里肯答应呢？可是直接拒绝又是不可能的。关键时刻，他决定用酒来挡事儿。他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的好酒都找出来，通通灌了下去，于是阮籍这一醉啊，那就是俩月人事不省，中间司马昭好几次派人来跟他谈这事，每次都是看到他趴在桌上，一嘴酒气的那副德行，最后只得作罢。

司马昭手下有个人名叫钟会的，前面的文章里已经提到过，灭蜀战役的功劳也有他的一份。其实钟会这人也颇有才气，可是他心胸狭窄，最见不得别人比他有才。再加上阮籍和嵇康这伙人都比较清高，根本没把他瞧在眼里。因此钟会对阮籍衔恨已久，他经常跑到阮籍家里，装作要跟他聊个天，套个辞什么的样子，事实是打算引他说出些不恭谨的话来，他回去好添油加醋地向司马昭渲染一番，以此来治阮籍的罪。可是钟会随后就万般无奈，极其郁闷地现，来到阮家后，阮籍他老人家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沉醉了……没办法，钟会只好十分不甘地把陷害阮籍的计划放弃了。一个人嗜酒到了这个程度，那么为了要更方便地喝酒而申请调动职位，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司马昭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另外阮籍也不是存心不给他面子，于是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我们看这个官职的名字，“步兵校尉”，就算是对古代的官制没有多少了解，也该知道，这是个武职。阮籍乃是一介书生，他哪里做的来这个啊？事实确实如此，他到了任上，啥事不管，只管喝酒。中国古代向来有以其所任官职称人的习惯，加上这件事情确实有趣，后世人因此称他为“阮步兵”。这大约也是“官本位”文化的一种表现罢。

有了更多好酒喝的阮籍，从此更加地遗落世事。他不去处理政事，可是赶上谁家请客，或是朝中摆宴，他是场场不拉，每去必醉。有人可能会说，弄了半天，这阮籍不过是个酒鬼啊，喝就喝呗，他还爱贪小便宜，喝免费酒，这人不咋地。其实阮籍的苦衷又有几人知道呢？酒入愁肠，却消不去胸中之块垒。阮家从阮籍他老子开始，就是魏国的臣子，可是到了此时，司马氏已经大权独揽，曹家的子弟颇受压制，曹家的基业早晚会被司马家篡取。当时政治**，民生凋敝，阮籍就是想在家安安稳稳做个名士，过过喝酒弹琴，清啸赋诗的日子都不行。在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挂名秘书还有很多，这是只有在动乱的封建社会才会产生的现象，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残是多么地残酷无情。这种状况下，无论阮籍内心有多少的不满与不甘，却一点都不敢显露出来，除了恃酒佯狂，他还有什么选择呢？醉酒时，没人计较他一个醉汉的胡言乱语；不醉酒时，他也是如《晋书•阮籍传》中所说，“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其实以他那样率意的性格，就真的那么不喜欢评论人物吗？那其实不过是为了避免惹祸上身的韬晦之举罢了。其实阮籍跟嵇康一样，有良心，有志向，有抱负，可是他比嵇康谨慎得多，他懂得在这样的时势下要想自存的话，绝不能一味地耍个性，这当中还有个范围和底线的问题。该聪明时聪明，该糊涂时，就得糊涂。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阮籍先后给五个人做过私人秘书，然而史书上却没有记载他在做秘书期间具体做过什么事情，倒是在他辞掉秘书工作，去担任步兵校尉之后，阮籍却实实在在地写了一篇公文。这件事生在公元258年，这时候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时，魏国已经差不多要完蛋了。这一年，魏国的傀儡皇帝曹髦下令，声称要为司马昭加九锡。所谓九锡呢，就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象征着至尊的地位。后世的权臣们打算篡位之前，一般都要先逼迫皇帝给自己加九锡。因此，加九锡也就成为了一种保留曲目，乃是皇帝移位的预演。本来，曹髦要给司马昭加九锡，那就加九锡好了呗，但司马昭却非要装腔作势地再三谦让，于是满朝文武打算联名劝进，可是劝进得有篇说辞啊，最好能把司马昭夸得跟朵花儿似的，而且还得夸得比较有水平，不能露出太明显的马屁味道，这么有水平的事，自然得找个有学问有水平的人来做，他们看中了阮籍，一定要他写这篇辞文。阮籍接到这邀请后，左右为难：写吧，有为司马氏吹喇叭、抬轿子之嫌，这自然要毁坏自己的名士地位和声誉，当然是他所不情愿的；不写吧，就等于明确告诉司马昭，他阮籍不肯拥护他的统治，事后小昭还不知道想出什么损招来对付他呢。大家之所以推举阮籍来写这封劝进表，主要是考虑到他名声高，影响大。他们哪里晓得，阮籍虽然身不由己倒向了司马氏，但内心里，他对司马氏的政治野心一直是有所不满的，更何况阮籍这个人本来就不是惯于阿谀奉迎的小人呢。因此这件事真是使他伤透了脑筋。

阮籍左想右想，怎么都是不行，最后他决定故伎重演，还是去借助他那位老朋友的力量。他喝得酩酊大醉，然后伏案而眠。打算借此蒙混过去。朝中百官不知他这边儿的情形，派个使者到他家中查看。使者到了阮籍家里，看见他在那儿趴着睡，既不喊他，也不走，只是搁那儿冷笑。阮籍知道这回无论如何是蒙混不过去啦，于是醉态可掬地爬起来，一挥而就，写成了那篇辞文。使者把文章拿回去，大家一看，辞甚清壮，想改动一字都很难，遂啧啧称赞，高高兴兴地捧这这篇辞文去巴结司马昭去了。

给司马昭写劝进表，这是阮籍平生最觉耻辱的事；而他平生最受打击的一件事，是与高人孙登的那一场邂逅。孙登乃是是当时一位著名的隐士。我们知道，古时候的隐士是个很牛拜的职业，不是随便什么人在山里盖个茅草房子，弄几卷破书，把头披散开，几个月不洗澡，就可以自称为隐士了。想做隐士的话，最起码得具备几个必要的条件，比如必须得博览群书，通晓古今，还得有高远的见识，还得志行高洁，不慕名利。不过这些在山里做隐士的，多半并不是真的甘于寂寞，他们还得想办法制造点舆论，让世人知道，山里藏着他那么一位特牛拜的隐士，这样的人物一旦出山，那绝对是朝廷之幸，黎民之幸。这风儿一传出去，自然会有慕那爱士之名的君主、王侯或是大臣，派了人来，八抬大轿地请他去做官。做官不用考试，还要人巴巴地来求，你说这人做得有多成功呢？这是真正的以退为进的高招，所以在中国古代，人们把这种“由隐而仕”的路线称为实现士子梦想的“终南捷径”。而那些已经功成名就，帮助君王实现了大业的，为了免得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往往会选择在恰当的时间辞去官位，不受封赏，纵情于湖山之间，寄名于烟波之上，历史上著名的范蠡、张良等人都是经典的案例，这叫做“由仕入隐”。有些人一心想成就一番功业，却因为忤逆权贵，屡遭贬谪，因而感觉生不逢时，遂生出些归隐山林，诗酒终老的念头的。这类人壮志难遂，乃是“求隐不得”，精神非常痛苦。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就是这一类的代表。还有些人官做的很大，到了晚年，照样领着朝廷的俸禄，可是实际上已经不理什么政事，于是在山间水边起个别墅，悠游卒岁，把仕官的实惠和归隐的美名占个齐全，做它个“亦仕亦隐”，唐代诗人王维就这一类的代表。另外还有些人，一辈子生活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时隐时仕，这两种人生状态交替成为主旋律，反映在他们的为人或者诗文中，比如李白。总之，中国古代的隐逸主题是非常复杂的，它牵涉到从个人到到社会一系列非常深刻的命题。几千年来，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把仕和隐分得明白，毕竟像陶渊明那样的人物，实在是太罕见了。

不过阮籍在苏门山遇到的这位孙登，他倒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隐士。孙登在《晋书•隐逸传》中名列第一，乃是魏晋时期隐士中的隐士。阮籍对这位孙爷是久慕大名，好不容易碰上他一回，有心要跟他好好攀谈一番。他先是跟他谈论古今之事，随后又向他询问栖神导气之术（类似于后世道家的吐纳养生之道）。然而阮籍现，无论他跟人家谈什么，对方都是一副爱搭不理的表情。阮籍是当时的名士，哪受过这种待遇啊？他生起气来，心说你装啥深沉啊，其实是你根本都不知道答案吧？于是他蔑绝人寰地转身走了，边走边啸，这啸声里的涵义可就丰富了，有自得，也有不屑。孙登站在原处，目送他离开，还是一声不吭。

阮籍沿着山路向下走着，刚下到半山腰，突然听到头顶传来一阵响亮的清啸，啸声连绵不绝，如鸾凤之音，响彻山谷，把个阮籍听得呆在那里，心中情感异常复杂，最后才缓过神来，长叹一声：“这才叫啸哇……”简简单单一声啸，就把阮籍刚才那么多问题的答案涵盖在里头了，孙登不愧是隐士中的老大。

这次经历以后，阮籍终于明白，他一直引以为傲的清啸绝技，跟人家孙登一比，根本不算什么。可也是这一回的经历，让他见识了真正的隐士风范。他大受启，回家后就写出了他那许多文章中最著名的一篇，这就是那篇《大人先生传》。这篇文章比较长，我们在此无法尽引。文章中，阮籍假托“大人先生”之口，谈到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意在揭露封建礼法的虚伪本质。

阮籍认为，上古社会原是最为自然淳朴的，自从有了君臣，这才有了那些欺诈和残害别人的行为。那些统治者制定礼法来束缚老百姓，诳骗愚拙的人们，于是强者横行无忌，弱者则只能劳苦困顿地受人奴役。统治者借了廉洁的名义实现贪心，内怀凶险而外饰仁义，搜尽天下财物，用来填塞自己的无穷之欲。这些议论尖锐而透彻，表现出对封建统治者的批判精神和不肯与其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同时其中也可清晰见出老庄之说对他思想的影响。除此之外，文中还辛辣地讽刺世上所谓的礼法君子：“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中乎！”这一段，用通俗的语言翻译出来，意思就是说：“那些所谓的君子们作出一副谨慎庄重的样子，去博取人们的美誉，其实呢，他们不过是为了贪图高官厚禄罢了。他们自以为这样就找到了藏身之地，其实不过是像虱子钻在裤子缝里。一旦大火烧了城郭房舍，就好比人身上着了火。裤子都烧着了，那寄居其中的虱子还能逃到哪里去呢？”尖刻的语言体现出的是阮籍的远见卓识，而借着这样的描写，他对于伪善者的痛恶也就自然地寓于笔端了。

通观这篇文章，那所谓的“大人先生”，其实是作者理想的化身。这是一个魁然独存，世绝群，飘?乎天地四极，与造化相推移的神人。他不为世情礼法所左右，也不会为统治者所戗害，他是《庄子•逍遥游》里那种“不假于物”的神人，也就是那种处于“绝对自由”状态的人。这种人，其实只能存在于他的幻想中。特立独行的阮籍，对他周围切近的矛盾冲突，只能采取隔远和逃离的态度。对于自己所厌恶的现实社会，他也终究是无能为力的。整体来看，正始年间，政治窳败，在司马昭的恐怖统治下，文人士子们惶恐终日，生怕哪一天灾祸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这些残酷的社会现实，阮籍非但无力改变，甚至不能直接地加以批判，否则就会被戴上一定表反动言论的帽子，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都是两说。因此他也只能抓住封建礼法这个跟司马氏的统治关系较远的题目大做文章，借以表现自己的不同流俗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这就是为什么那组可以代表他最高文学成就的八十二《咏怀诗》大都写得幽深隐晦的原因所在了。阮籍的这些文学作品又一次使我们了解到，在他那些“任性不羁”的言行之后，其实隐藏着怎样深沉的无奈与悲哀。

文如其人。阮籍的事迹当中，可以说明他蔑视礼法，不为名教所拘的有好几则。比如有一回，他在司马昭手下做大将军从事中郎的时候，有属下来向他汇报，说有个做儿子的把他妈给杀了。阮籍听后，语出惊人：“有这等事？！把爹杀喽也就算了，怎么能把他妈给杀了哩？！”听到这话的人都惊得面面相觑。司马昭一向对阮籍比较宽容，听到这话以后也很不痛快，责问他道：“杀父乃是天底下穷凶极恶的行为，你怎么能说‘把爹杀喽也就算了’这样的话呢？”阮籍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您有所不知，天下的禽兽都是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因此一个人杀父的话，可以视作与禽兽无异；而他如果杀母的话，那简直就是禽兽不如了。”众人听到这个颇为巧智的回答，无不心悦诚服。可是仔细想想，阮籍对那套“父父子子”的礼教制度的蔑视态度，并没有因为这一句机巧的回答而有丝毫的改变。

阮籍是个大孝子，他侍奉母亲甚为恭谨，在乡人中颇有口碑。这样一个人，按说在他母亲过世的时候，该是恪守丧礼，哭丧甚悲的，可是阮籍就是阮籍，在这种礼俗的事情上，他绝不苟从。阮籍他老娘死时，他正在跟人下围棋。家人跑来跟他说，“主人，别玩儿啦，老夫人没啦！”跟他下棋的人听了也说：“快别下啦，赶紧回去料理丧事吧，等你出了孝期咱再来。”此时的阮籍一下成为了几十年后名相谢安效仿的对象。他听了下人的汇报，面上丝毫没有哀色，而且坚决要对方留下来决个胜负再说。等到棋下完了，他回到家中，也没有急着去宣泄情感，而是从厨房捧出酒来，一口气狂饮二斗。等到把酒“咕咚咕咚”地全喝下去之后，他这才悲号一声，大哭起来。这一哭可就收不住啦，他想到母子二人相处的情景，越想越悲，越悲越哭，哭到痛处就开始吐血，狂吐数升不止。等到母亲要下葬的那天，他也不披麻戴孝，而是放量大吃，抱起一头蒸小猪来就啃，边吃边喝，一天之内，又灌进去二斗好酒，大约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化悲伤为食量吧”。开始填土的时候，他看着下面的棺材，想到老妈对他的好，连连说道，“老妈啊，你这一去，教我可怎么活啊――”说着说着，又开始大放悲声，悲到极点，又是一连吐血数升。这样几次折腾下来，阮籍很快就把自己搞得形销骨立，差点把小命儿也搭在那儿。

阮籍这么不遵礼法，大多人对他都表示不能理解，不过也有真懂他的人。当时朝中有位大臣，名叫裴楷，此人是“三裴”（裴秀、裴?、裴楷）之一，我们后面会专章写到。他去阮家吊唁的时候，阮籍正摊开腿坐在那儿，披头散的。裴楷进得门来，阮籍就瞪着一双醉眼直勾勾地看他，根本不是欢迎来客的架式。裴楷也不理他，径直走到灵位跟前，吊唁一番，悲哭几声，转身便去。有人问裴楷道：“按一般吊丧的礼节，应该是死者家属在那儿哭，客人去了行个礼就该出来的。现在可好，阮籍是死者家属，他都不哭，你在那哭个啥劲哩？”裴楷说道：“阮籍是方外之士，所以他可以不遵礼典；而我呢，不过是个俗世中人罢了，所以还是要按规矩仪法来办啊。”大家听了都赞叹道，“这俩人真是各得其所啊！”

说到阮籍的不遵礼法，我们就有必要提一提他除了“啸”以外的一项绝活儿了，那绝活儿就是“做青白眼”。我们都知道，人们见到自己讨厌的人或者事，往往会翻个白眼，表示嫌恶或者轻蔑；而对待看得起或者是比较重视的人，则要投以青眼，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青睐”或者“青眼有加。”所以呢，这“青白眼”，乃是人人都会的一种肢体语言，并不稀奇。阮籍的“青白眼”之所以这么出名，大约是他的青眼特别青，白眼特别白的缘故。阮籍一见到那些所谓的礼俗之士，就会对他们大翻白眼；只有那些不拘常法的人，才能破例享受他青眼相对的待遇。因此，当嵇康那个在朝中做官的哥哥嵇喜规规矩矩地去他家吊唁的时候，阮籍却翻出一对白眼泡子来给人家看，哎，那白眼翻的，真是教人看不见一点黑眼珠子。人家嵇喜好心好意地前来吊丧，却受到他这种待遇，心里当然是十分不满了，于是转身就走了。相比之下，嵇喜的弟弟嵇康却是个妙人。他了解阮籍的脾气，于是干脆不穿礼服，而是左手提酒，右臂挟琴，大摇大摆地去找阮籍。阮籍一看大喜，把他那对青眼在嵇康身上色眯眯地扫了半天，后来两人甚至在灵堂里喝着酒弹起琴来。阮籍这种形式风格，可把那些礼法之士给气坏了，他们一起跑到司马昭那儿告他的黑状，说他行为乖张，目无纲纪。司马昭看重阮籍的才气和影响力，因此只要阮籍不对政治说三道四的，他倒是显出罕见的宽容和大度，对这些事，他只是微微一笑了事，不予追究。

蔑视礼法的行为背后，彰显出的是阮籍的个性。有一回，阮籍的嫂子要回家去见她父母，阮籍跟他这位嫂子感情不错，跟她谈得来，于是他亲自去送她，俩人一路走一路说，旁若无人。按照古代的礼法，小叔子哪有去送嫂子回家省亲的道理啊？多犯男女大防的忌讳啊！后来这件事给人知道了，纷纷笑他不懂事，丢了大人。听到那些人的评价，阮籍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礼岂为我设邪！”听了这话，那些礼法之士直接无语了。

另一件事更加有趣。阮籍家的隔壁是间酒垆，酒垆的老板娘是位少妇，颇有姿色。阮籍经常跑到人家家里去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她旁边呼呼大睡。这事第一次被那位少妇他老公现时，他直接怒了，心说，“这男人想干啥？挨我老婆这么近。今天你一个人睡，明天会不会想我老婆跟你一起睡？！”可是后来时间长了，他现阮籍除了爱喝，爱醉，爱睡之外，确实不像打着什么歪主意的样子，因此也就不再怀疑他了。有时候俩人都喝多了，干脆陪跟他一起睡……

离阮籍家不远的一处人家，家里有个闺女，才貌双全，可是还没来得及嫁人，就不幸生病死了。阮籍跟这女孩子并不熟悉，更加不认识她的父亲和兄弟，可是他听说这事以后，径直跑到人家里，大哭一场，尽哀而还，把那女孩子的家人全都哭傻了。阮籍的这些不遵礼法的行为，现在看来，已经是可爱多于怪诞了，行为的背后隐藏的是他那至真至性的情感。《晋书•阮籍传》里评价说他“外坦荡而内淳至，”这是十分贴切的。

我们已经知道，阮籍的无奈与失意，缘自现实与期望的巨大反差。他其实是很有抱负的。司马昭辅政的时候，阮籍曾对他说自己特别喜欢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请求到那里去做官。司马昭于是拜他为东平相。一般人被任命了官职，前去赴任，我们说他“走马上任”。阮籍比较有个性，他也不需要人接，自个儿骑头毛驴，慢慢悠悠地就去赴任了。来到东平，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把官邸中的所有隔墙都拆掉，使得内外相望，左右贯通。从他上任以后，当地的大小官员就都在这样一个空旷的场地里办公，彼此看得见对方在做些什么。这一举措非常具有创性，堪称现代现代企业管理中开放式办公环境的先驱，正因为这一举措，有人遂将阮籍称为“历史上最牛的拆迁办主任”。这一拆，拆掉了人与人之间心灵的隔墙，拆掉了一切不透明的办公环节，拆掉了官文化带给人们的层级观念和心理压力。有人说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罕见的，并且是空前绝后的自由民主精神兴起的时代，看看阮籍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这种说法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阮籍在东平任职期间，法令清简，政治开明，没有多久就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不过这样的小成绩并不足以实现阮籍的抱负。有一次他登上广武山（在河南省荥阳市东北），远眺当年楚汉争雄的古战场，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刘邦、项羽，乃至三杰、范增，这么多独领一时风骚的大人物，在他眼中却都是“竖子”，这口气可真是够大的。然而，阮籍的抱负，在那样一个时代，注定是无法实现的了。对现实失望到极点时，他常常一个人乘着车子，没有明确的方向，就那么信马由缰地走着，走到一点路都没有的时候，他就痛哭而返，《晋书•阮籍传》中的原话是：“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这样的举动，有的人看了可能会觉得纳闷，心说这有啥好哭的，这路总有走到头的时候嘛，走到头以后那就回家呗，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其实呢，阮籍为之怆然落泪的“迹穷”，哪里仅仅是指那条野外的小路走到了尽头呢？他哭的乃是曹魏政权的迹穷，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迹穷啊。

阮籍死时年五十四岁，虽然也算是寿终正寝，可是他内心的彷徨与痛苦，或许并不比那个最终死于司马氏屠刀之下的嵇康少许多。竹林七贤中大部分的人，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其实都是异于后人所标榜的“魏晋风流”，而是一声沉重的叹息。最后我们且借着他那八十二《咏怀》诗中的一，于千载之下，去体味这位竹林中的领军人物的内心世界吧：

咏怀诗之七十九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

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

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