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2节

(10)

Tracey见杨红突然不笑了，问道：“怎么啦？被血腥味吓坏了？你知道我是晚报跑社会新闻的，写东西讲究轰动效应，不然发行量上不去。你担个什么心呢？以你跟Peter这种速度，再发展十年也到不了‘丈夫和第三者痛打妻子’的阶段。”Tracey很体己地拍拍杨红的手，“说真的，你在这个相恨阶段上，是不是停留得太久了？不就是为Peter说你‘鸡立鹤群’的事吗？”

杨红听她提起那件事，觉得自己被T从什么遥远的地方扯回了现实，不过谈兴已经大减，只懒懒地说：“不是那么简单。”

“我觉得Peter那天并不是针对你的，如果我没记错，他是这样说的，”Tracey用尖刻的腔调说，“大陆的女生呢，就不问是什么occasion，春夏秋冬，婚丧嫁娶，一律是西服对付你。哪怕是到野外烧烤，她也是西服革履，又怕冻了她那双老寒腿，就先来一条棉毛裤什么的，再在上面来一长统丝袜，那小腿上鼓鼓囊囊，象下肢静脉曲张一样。站在一群T恤牛仔的老美中间，有如鸡立鹤群。”

杨红说：“那天就我一个人穿西服和棉毛裤，如果你们觉得他说的不是我，干嘛都望着我笑？”

Tracey吃吃笑着说：“你还真穿了棉毛裤在里面啊？其实你是坐着的，我们只看见你穿西服，不知道你穿棉毛裤，估计Peter也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还有别的吗？”

杨红想了想说：“我就听不惯他那种口气，好像美国就什么都好，中国就什么都不好一样。自己也是中国生中国长的，一到了美国，就好像自己生来就是美国人一样。”

“Wow，这么大的帽子啊。”Tracey笑着说，“这又是为哪件事？是不是我走后发生的？”

杨红想了想，说：“这种事多哪，你走之前走之后都有，你不记得他第一天就把美国的老师捧上了天，把中国的老师贬下了地？”

Tracey想了一下：“Oh，Isee。你说那件事啊。那没什么呀，他说美国的老师怕学生说他讲课boring，所以就想方设法把话说幽默一点，让学生爱听，就像他们的药丸，总要包上一层糖衣，让你爱吃。如果学生说他boring，那他就感到无地自容，比被人说他没水平还伤心。”

杨红说：“但他是怎样评价中国老师的呢？说我们一天到晚拉长着一张脸，不苟笑，讲课枯燥无味。不管什么东西，都要制成一剂黄连苦药，叫你难以下咽。还动不动搬出个良药苦口的道理吓唬你，逼着你喝。熬剩的药渣都不让倒，期末拿出来，熬一熬，再喝一遍。”

Tracey说：“我敢担保Peter不是说你的，你肯定不是他说的那种老师，不过有些老师确实是那样，讲课象催眠曲，一听就想睡觉。”

杨红苦笑一下：“我觉得教书最重要的是传授知识，把知识性的东西讲清楚了就好。我们搞理科的，怎么把课讲幽默？难道你能把那些基因编成一个笑话讲给学生听？”

Tracey说：“那倒也是。”

杨红说：“这两件事，我虽然觉得他做得不对，但还可以说是我们两个人观点不同，但有些事，真是太过分了。”

“什么事，你这么生气？”杨红想到好几件事，可能都是Tracey走后发生的，她觉得那些话她没法对Tracey学说，就选了一件Tracey也知道的。“就说我问他动名词和分词区别的那一次吧，你也在班上的，你肯定知道我说什么。”

Tracey做个鬼脸，说：“是不是那个‘Iamf-ckingbusybutnotbusyf-cking’的例句啊？”

杨红红着脸说：“不是那句还能是哪句？你看，这样的东西也拿到课堂上来讲，还说是他的经典例句。”

Tracey说：“我记得他没有在课堂上讲噢，他说中国的考试题可能会问你一个词究竟是动名词还是分词，但美国人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他们不管它是什么词性，只要从上下文里知道意思就行了。Peter只把这句话写在黑板上，说你们把这句搞懂了，动名词和分词的区别就搞清楚了。”

杨红想起那天她因为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还把这个例句公公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以为得了真传，从此就知道动名词与分词的区别了。回去一查字典，才知道f-ck是那个意思，当时就觉得好像被人调戏了一样，怒不可遏，要去找新东方的校长。

周宁劝她再查查语法书什么的，说不定有什么别的意思。两个人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个名堂。

后来周宁用了一个文雅的词，试着翻译了一下，说“是不是应该理解成‘我做爱忙，但不是忙做爱’？”

杨红想，不管你忙什么，这样的句子拿到课堂上做例句就是不应该。英语里头动名词分词一大堆，你用哪句不行，偏偏用这句？

(11)

Tracey格格笑了一会说：“哎，你还别说，我想半天，还真想不出一个比这更精练的例句。同一个词在同一个句子里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分词，第二次是动名词，意思是‘我很忙但不是忙那事’。你能想出一个更好的例句吗？”

“我想不出。”杨红赌气地说，心里却想，看来周宁那个翻译是不对的。不过我的气也不是生得完全没理由，至少有一半还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

Tracey说：“其实很多人爱说这个字的。我们报社有几个家伙，嘴里经常是f-ck来f-ck去的，听惯了，也不觉得什么。可能因为英语是别人的语言吧，有很多词，你用汉语说不出口的，用英语说就不觉得什么。比如你用中文说‘性交’说不出口，但你用英语说havesex或者是makelove就觉得没什么。”

杨红想，你还说用中文说不出口，你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她不想指出这一点，因为要指出来，自己也要说出那个词，於是说：“那他也不该把这样一个句子给一个女人，叫她去查啊。”

Tracey诡秘地一笑，“说不定这正是他追你的一个办法呢！你没听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看了这样的句子，就在那里浮想联翩，想入非非，把个粉脸羞得通红—”

杨红找不出话来回答，只无可奈何地指着Tracey：“你乱讲些什么啊！”

Tracey涎着脸说：“你没听Peter说我们晚报记者擅长的就是写八卦文章？”

“他说你写八卦文章，你也不生气？”

“生什么气？八卦就八卦，有人看就有人写。”Tracey打个榧子，“好了，搞定！几个误会全部澄清，相恨阶段结束，进入相识阶段。正好你要去美国，而Peter已经在美国了。我跟你八卦一把：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推开房门，发现Peter就站在你门外，向你负荆请罪。”

杨红正想说什么，却被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打断了：“同志，请问你的座位是18B吗？”

杨红和Tracey循声望去，见是一位中年妇女，穿着银灰色西服，戴眼镜，脸上汗涔涔的，正指着Tracey坐的位子。

Tracey明白过来，说：“噢，我这不是我的座位，我在36A。”

“那这个就是我的座位了。”妇女如释重负，“我刚才被挤在外面进不来，起飞时间到了，我还连安检的门都没进。多亏一位空姐过去把我们领进来，不然有一、二十人都误了这趟飞机了。”

Tracey和杨红同时看看表，不约而同地叫起来：“晚点三十分了！”

杨红担心地说：“我在汉城还要转机的，现在晚点这么多，还能赶得上吗？”

Tracey说：“我也是在汉城转机的。”

前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转过头说：“我们都是在汉城转机的。机上刚才已经广播过了，说机票上写的飞行时间是两个半小时，实际只要一个半小时，早就留了一手了。你们刚才只顾讲话，大概没听见。”

杨红的脸腾地一红，心想，刚才以为邻座都是韩国人，讲话毫无顾忌，没想到这人是中国人，刚才说的话他肯定都听见了，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Tracey对那个妇女说：“可不可以跟您换一下？36A，是靠窗的。我想跟我朋友坐在一起。”

妇女顺着Tracey指的方向看了一会，摇摇头：“那边都是男的，又不象是中国人，我还是坐这里吧。”她指指杨红，“路上我还可以跟她说说话。”

Tracey站起身，说：“也好，我去泡那几个韩国哥哥。”她挤到通道上，对杨红说：“待会儿到了汉城再跟你聊。”说完便施施然朝36A走去。

杨红的邻座，大概四十左右，已把西服脱去，只穿一件很透明的衬衣，汗湿了，贴在身上，把里面的乳罩清清楚楚地印出来，因为有点发福，乳罩带子深深地陷在肉里。

杨红心想，这么热的天，还穿西服，也不管是什么occasion，还有那乳罩，真的跟朱Peter说的那样，象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身上的子弹带，只不过是换作两个手雷，暗藏在see-through的军服下罢了。刚想到这里，杨红吓了一跳，我这是怎么啦？真的被朱Peter洗了脑了，看不惯中国人了，连occasion都用上了！

(12)

飞机终於开始滑动。杨红的座位是18A，靠窗，机票是托她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买的。杨红选这个座位，还不光是因为它靠窗，主要是图个吉利，因为杨红的妈妈自从听说女儿要出国，就一直担心得不得了，老觉得女儿是要到那个人手一枪、黑帮泛滥的国家“头朝下在餐馆洗盘子”去了。签证还没下来，就跑到庙里为她求签占卦，结果求得一个“不宜出行”的中下卦，更加反对杨红出国。杨红虽然也有点信签语，但这次出国机会来之不易，特别是被check一通，反而坚定了出国的决心，滋生出一股逆反情绪，心想，你美国搞得那么神神鬼鬼的，不让人进去，我偏要进去看看。

杨红把头靠在窗上，看飞机慢慢滑向跑道，心想，不知儿子和丈夫这会儿在干什么？她知道儿子对她出国，其实并不伤心。每次问他“妈妈走了你想不想”时，他总是说“想”。问他哪里想，也煞有介事地指指胸口说“这里想”。杨红知道这是保姆教他的。当杨红换一个方式，问他“妈妈去美国好不好”时，儿子总是很开心地说：“好！好！妈妈去了美国，我就不用上幼儿园了！”把个杨红听得透心凉。

周怡从三岁开始上幼儿园，一年多来，差不多一直都是三天打鱼，十天晒网，或许晒网的时间比十天还多一些。有时是因为生病，周怡经常感冒，动不动就搞到要上医院输液的程度，从上医院到恢复总得一个星期左右，这段时间就理所当然地不送他上幼儿园。就算没病时，说服他上个幼儿园也象中东和谈一样，费尽口舌最后还是要动武，每次都是杨红把个大哭不止的周怡硬抱上车，嘴里还要加些“再哭就不给你买麦当劳”之类的威胁才能把他弄到幼儿园去。

杨红就不明白，赞助费交了大几千，平时也没少给儿子的老师送礼，怎么到头来幼儿园还是办得如此恐怖。光看儿子脸上的表情，你还以为不是叫他上幼儿园，而是拖他上杀场。

儿子对自己不留恋，杨红心里也不怪儿子，他还小，还不懂做母亲的当年怀他生他，受了多少苦，也不理解父母送他上幼儿园的一番苦心，他只能看见眼前的一点利弊，上幼儿园要受老师管束，在家就可以海阔天空，自由自在。但杨红心里还是有一点伤心，听说可能有半年见不到妈妈，儿子反倒欢欣鼓舞，拍手叫好，做妈的做到这个份上，说不伤心是假的。

丈夫周宁倒是说了好几次“舍不得你走”，但杨红觉得他舍不得的是两人的夫妻生活。她知道周宁有个毛病，如果他起了那个心，却又办不成那个事的话，他那左边的蛋蛋就会疼痛难忍，用周宁的话说就是名符其实的“受X罪”。

周宁说他这个病是跟她谈恋爱时落下的。那时候，两个人见面免不了要搂搂抱抱，一搂一抱，周宁那小弟弟就免不了蠢蠢欲动，但明知动的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只有镇压。有时候一次约会，是暴动数次，镇压数次，小弟弟仍是屡败屡战，周宁就觉得自己那地方疼痛。刚开始不知究竟是哪一块疼。疼了几次就摸出来个道道，不仅知道是左边那颗蛋蛋疼，而且也研究出来疼和约会的因果关系。

好在两个人一毕业就结了婚，结束了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杨红同意一毕业就匆匆结婚是因为不结婚就分不到H大那10平米的房子，就要跟人合住，而周宁那时候分在E城工作，回H市看杨红就会没地方住。

周宁一直夸赞H大的这条分房政策英明，可以与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相媲美，因为如果不是“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就打不下江山；而如果没有H大的这条分房政策，杨红的持久战还不知要打多久，那他可能就象日本鬼子一样，最终给拖垮打败了。

婚后周宁告诉杨红，说H大虽然把你留在H大，而把我分到E市，想拆散我们这对鸳鸯，但我对它没有怀恨，只有感激。H大开始了我们的爱情，也成全了我们的婚姻，如果恋爱再那样谈下去，我只有跟你摊牌：要么同居，要么分手，我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周宁说，那时候跟你约会真难啊！如果躲着你不搂不抱，你又会问“今天怎么啦？不喜欢我了？”抱你又要抱出问题来。而你又偏偏喜欢躺在人工湖边的长凳子上，常常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头砸下来，枕在我那要害部位附近，还要把你那头扭来扭去，看月亮数星星。你不知道被你躺在怀里，头又在我那禁区里磨来磨去，“爱情”两个字就变得多么辛苦。你在那里花前月下、诗情画意时，我却在担心，不知我的红旗到底还能扛多久。

杨红想，怪不得那时周宁坐在湖边那石凳上时，总是双手合十，放在自己的裆部，感情是怕我倒在他身上时，一头砸坏了那地方。我那时就奇怪，怎么这人跟女朋友约会，也摆出一个照全班集体像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