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6节

(13)

周宁说的这种疼痛，杨红是相信的，因为婚后她也有幸(不幸)见识了不只一次。

新婚第一夜，杨红没觉得太疼，因为一心想能够落红，所以越疼越放心。但到了第二夜，第三夜，还是疼，就觉得有点不妙了。虽说是行鱼水之欢，但每次就好像只有鱼，没有水，不仅不欢，反而火辣辣的疼。周宁也觉得举步维艰，连自己都弄疼了，还是只在外围攻城。有时好不容易进得城去，杨红已是眼泪婆娑，周宁一动，杨红就叫痛，搞得周宁只好弃城不攻。兵马齐备，粮草充足，就是不能攻城略地，他自己就开始疼痛不堪，躺着痛，站起来又坠又痛。

周宁不解地问：“怎么回事？你怎么还疼呢？是不是处女膜还没破？”

杨红忍着疼出来的眼泪说：“怎么会没破？你不是看见了血了吗？”

周宁说：“我知道，不过书上说有些女人的处女膜厚，有韧性，虽然破了一点，出点血，因为破得不够，还是会阻在那里碍事。”

杨红想，早知你对处女膜有这么百花齐放的知识，我那时也不用瞎操心了。

“要不让我伸个指头进去查一查究竟有没有破？”周宁试探着说。

“伸个指头到哪里去？"杨红惊讶地问。

“当然是你那里啦，”周宁知道这个建议在杨红看来很下流，连自己也觉得离经叛道。

杨红脸一红：“伸到那里干什么？”

周宁解释说：“看看处女膜到底破没破啊？如果没破只好用指头捅破了，我—”

杨红听得莫明其妙，问：“处女膜在哪里啊？需要伸指头去查？”

“不是说在里面一两寸的地方么？”杨红想，这何止百花齐放，简直是异端邪说，忍不住嗔道：“还说你当年对女性生殖器作过透彻研究，连处女膜在哪里都不知道。”

“你说在哪里？”周宁迷惘地问。

“我不知道在哪里，不过肯定不是在里面一两寸的地方。”杨红不想说出自己曾对着生理卫生书观察过自己的处女膜，但她记得书上说是在阴道口，而不是阴道内的。“你听谁说是在里面的？”

周宁摸摸头，实在想不起自己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知识的，就说：“我也想不起来了，有这个印象就是了。感觉处女膜就是象个内城门一样，隔着护城河，关得紧紧的，不过那门不是两扇，是一扇，而且自己是不会开启的，要到新婚之夜才由男人来攻破。不然别人怎么说新婚之夜男人要攻城破池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脱离了具体的个人，抽象到整个女人，有点科学实验的感觉了，所以杨红说话也比较大方了。“那不是个比喻吗？我听说处女膜应该是象个橡皮圈，护在城门那里的，大多数在新婚之夜破裂，但也有人因为剧烈运动不到新婚之夜就破裂的。你想，骑自行车都能弄破的东西，会是深藏在里面一两寸的地方吗？”

周宁点点头，觉得推论有理，但他又不解地问：“但你是城里疼，不是城门疼呀。”

杨红想了想说：“反正处女膜不应该象城门，你想，如果象一扇城门，挡在那里，那女人每个月‘老朋友’来时，血怎么流出来？”

周宁想想也有道理，就说：“那还会是什么原因？同房不应该疼的嘛，如果这么痛苦，那你们女人不早就闹翻天了？以前在乡下时听过洞房，也听结过婚的男人叫苦，说女人对房事，就象抽鸦片一样，没抽过时，不知其味，也无兴趣。一旦抽开了头，就容易上瘾，戒都戒不掉。都说开始时还能战得老婆嗷嗷求饶，战到后来，女人总是赢家，做丈夫的要鸣金收兵，老婆还穷追不舍，搞得男人未老先衰，腰酸背痛。可你这也抽过鸦片了，不光没上瘾，反而越来越痛。这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听了周宁这最后一句，杨红就怔住了。杨红最怕别人说她不正常，因为她有个心病，常常连自己也觉得自己不正常。

(14)

杨红担心自己不正常，是因为一直以来她的“老朋友”都不怎么守时。她十四岁初潮，在她那个年代也挺正常，不算晚。妈妈告诉她，从此以后，你这个“老朋友”就会每月来拜访你。

等到第二个月月底，离初潮已经一个月了，但杨红的“老朋友”失了信，没来拜访她。再过一个月，还是没有“老朋友”的踪影。大约过了半年左右，“老朋友”才露了个面，也只是匆匆点个卯就逃之夭夭了。杨红的妈妈开始着急，请镇上的医生看了，只说是没什么，女孩儿最初几年因为身体内部还未发育完善，常常会颠三倒四的。

杨红就这样颠三倒四地过了一两年，“老朋友”多半是避而不见，要见也是选在最不适宜的时候见：春游啊，扫墓啊，下雨下雪啊，体育课考试啊，反正是杨红最不方便的时候，“老朋友”就来了。后来动不动就半年没有音信，象把杨红忘了一样。

杨红的妈妈更着急了，怕杨红得了“干病”，就带杨红到H市去看病，先是吃中药，没用，又找西医看，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最后，妈妈找到H市最好的医院，请最有名气的妇科医生看。医生看了杨红这些年的病历，问了数十个问题，最后说：“做人工周期吧”，就开了几十瓶针药，让杨红当时就打一针，把药带回去，在当地找个卫生所，一天一针，连着打半个月。

杨红回到学校，也不敢到校医务室去打针，怕传出去自己没脸见人。她只好请了一节课的假，到镇上的卫生院去打针。

镇卫生院那天值班的是一个姓李的护士，四十多岁，长得很漂亮，是那种漂亮到时不时就会有人说闲言碎语的女人。李护士的女儿读小学时曾是杨红妈妈的学生，所以李护士也认得杨红。李护士看了杨红的处方单，又看了杨红带来的针药，惊讶地问：“姑娘，你为什么要打这个针？”

杨红心想，今天倒霉，遇到这个多事的人，就半天啃不出一声。

李护士说：“这是黄体酮，是用来保胎的，或是做人工周期的。你有什么病？要打这个针？谁给你开的药？”

杨红见她这样一说，赶快声明：“是做人工周期的，H市医院的医生开的。”

李护士就问为什么要做人工周期，杨红就把这些年来“老朋友”擅自迟到旷课的事大略讲了一下。

李护士把针药放回杨红的药盒里，说：“姑娘，这针我不能给你打。你妈妈是我女儿的老师，我才多这个事，这个针打了不好，是人为地造成月经，就我所知，打一个周期的针，你来一次月经，停针了，又恢复原样，反而影响内分泌。月经不规则没什么，只要自己没什么不舒服就没大事。我一辈子都不规则，我还不一样结婚生孩子？啥事没有。”

杨红听了这话，心想，李护士不仅没事，还生得这么漂亮，说不定就是因为“老朋友”颠三倒四的原因。这样一想，就觉得心情轻松，扔了那盒药，跑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妈。妈妈去找了李护士，两人谈了很久，似乎也不那么担心了，又见药也扔了，就由杨红去了。

后来，杨红的“老朋友”还是那么懒惰，不过时间长了，似乎也形成了规律，有点象当时的大型刊物《当代》《收获》什么的，不是月刊，而是双月刊。有时竟象《译林》，是季刊。杨红也没什么不适，“老朋友”来了，她也不象有些女同学那样，或腰酸背疼，或冷汗直冒，她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老朋友”不来，她倒落个清闲。

但这个事却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除了李护士，她从没听说过任何一个人是像她这样的，书上也从没说过这是正常的。她看到过的书都是说这叫月经不调，是一种妇科病。进了大学后，起初她还有点担心，怕同寝室的人觉察到她的与众不同。但后来发现其实没人注意她，可能因为她离家近，周末常常可以回家去，同寝室的大概以为她在家的那些天已经被“老朋友”拜访过了。

以前这事不影响读书高考，又有李护士那个绝色先例，她也没特别为它着急，现在连正常的夫妻生活也过不好，就害怕起来：看来自己真的是不正常了。

(15)

杨红的蜜月正是在暑假里。那时她刚留校，还没开始上课。周宁分在E市的一所中专里，也有暑假，所以也留在H市。两人天天呆在一间十平米的房子里，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周宁就难免有所想望。但每次才起个头，杨红已是苦不堪言，周宁只好作罢。周宁这样多次希望，多次失望，也疼痛起来，弄得坐立不安。

杨红见周宁疼痛难忍，就建议周宁去看医生。周宁说，不用看，我这应该不是病。我不起那个想头，根本不会疼的，但心下也有点惴惴，好像没听其它男人说他们有这毛病啊，这种事又不好去问他们。一般人总认为男人在一起，什么都说得出来，其实那是议论女人，胆子大的也可能吹嘘一下自己的性能力。但如果担心自己生理上有毛病，男人是不会说出来与他人求证的。

杨红觉得既然已是夫妻了，那自己“老朋友”的事，就不应该瞒着周宁，而且瞒也是瞒不过的，於是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周宁听了，就建议杨红去看医生，说是不是因为内分泌有问题，才会这么疼呢？杨红抵死也不愿去看医生，因为要看医生先要去校医院。校医院的医生都是H大的家属，你认得我，我认得你，三传两传就传到自己系里头去了。这种事情找他们看，还不如自己到学校广播站去宣讲，至少还可以实事求是。让那些医生护士一传，还不把我说成一个怪物了？那我还要不要在H大呆？

周宁说，那就到外面去看，不就是自费嘛，花钱治病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杨红就更正说，我这不是病，有李护士的话为证。周宁听她说已经看过各种医生了，也想不出还有什么高手可以去请教。

两人都不愿去看医生，也都不勉强对方去看医生，心想如果对方真是有病，传出去自己也不光彩。於是两人就决定还是靠自己，去找些书来看。杨红去图书馆查，周宁就去书店找。最后，还是周宁买的一本《家庭生活大全》讲得比较详细一点。里面有一章是有关夫妻生活的。两个人把那一章通读了一遍，觉得找到了原因，书上说那叫“阴冷”，就是女人对房事一点没兴趣，所以没润滑，就会觉得疼痛。

周宁就拿着书，挑几条妻子方面的原因问杨红：“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性是件丑事脏事，同房时有犯罪感呢？”

杨红想了想，说：“我觉得我没有。如果是婚前做，我可能会觉得羞耻，但现在婚都结了，我也想把事做好，怎么会有犯罪感呢？”

周宁想想也是，就再读一条：“是不是小时候受过性侵犯，有过什么痛苦的性经历呢？”

杨红急忙摆手说：“别乱往我身上套了，你知道的，新婚之夜是我第一次。在那以前，连手都没有男人碰过。”

周宁再看看丈夫方面的原因，担心地说：“难道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第一夜太鲁莽，使你产生了惧怕的感觉？”

“也不是。”杨红想，你那时就是再鲁莽，我也不会介意的。

周宁说：“那就只能是这最后一条了，说女人性兴奋来得比较慢，如果做丈夫的事前爱抚不够，而妻子又太害羞，不够投入，就会缺少润滑。”

杨红想，这个理由还令人满意，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丈夫和妻子的责任是一半一半，就说：“应该是吧。”

周宁就说：“还好，书上说了解决办法。”两个人对文字都是极敬畏的，书上说的，还会有错么？於是两个人就把书上提供的解决办法仔细研读一遍，最后得出结论：其实也不难，就是丈夫事前多些爱抚，而妻子也以“荡漾的春心”迎接丈夫的爱抚。

找到了答案，两人都很高兴，当场就决定理论联系实际，亲自试一试。到这时才发现书上开的处方也很含糊，只讲做什么，却不讲怎么做。周宁就试探着在杨红身上四处乱摸，一边急切地问：“有没有感觉？有感觉没有？”

杨红看他这样急切，好像一个懒惰的学生，做作业不愿自己独立思考，只一迭声地问老师答案一样，除了觉得很滑稽，没什么感觉。而她自己也正在那里冥思苦想，怎样才算是“荡漾的春心”，结果越想越觉得象是在做考试题一样，拟出的答案都是文字在脑海中漂浮，跟身体象是完全无关。试着试着，两个人就忍不住笑起来，

杨红说：“我们两个真是书呆子。”

周宁说：“我们算什么书呆子？听说有两个学物理的，新婚之夜就并排躺在那里，中间隔着二十厘米，手握着手，等着阴离子阳离子从他们手上传给对方去交合呢。”

(16)

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红和周宁两个人，一个想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另一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都坚持在那里做功夫，做得多了，杨红觉得自己也渐渐适应了，不仅不觉痛苦，也慢慢有了一点淡淡的，说不清楚的舒服感觉。

杨红一面高兴，一面心下疑惑，这好像也不至於要象抽鸦片一样上瘾啊。杨红当然没抽过鸦片，但也经常听妈妈讲，说她的外祖父就是抽鸦片上瘾，把祖上传给他的几十亩良田都抽光了的。妈妈讲起外祖父抽鸦片时，脸上一般都是感激不尽的表情，说要不是他为抽鸦片卖光了那些地，解放初期家里划成分时就会被划成地主了，文革当中肯定会被揪出来批斗，我一个地主的女儿，你爸爸就不敢跟我结婚了，那就没有你们兄妹两了。

所以杨红自小就对外祖父抽鸦片上瘾心存感激，没有外祖父的抽鸦片上瘾，就没有自己这条命。上小学时，有一次用“没有就没有”句式造句时，还被这个强烈的感激之情逃逸出去，一不小心，造了一个“没有外祖父抽鸦片，就没有今天的我”这样的句子。幸好那时妈妈就是杨红的语文老师。这个句子被妈妈批改作业时看见，一顿臭骂，威胁说再不许造这种句子了，就红笔一挥，改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

杨红对外祖父的兴趣并未因此而减，常常缠着妈妈要她讲外祖父的事。妈妈总是说，有什么好讲的，他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只记得那时已经解放了，禁了鸦片了，他弄不到鸦片抽，就比死了还难受，形容枯槁，脸上总是一把口涎两挂鼻涕，人见人嫌。有时瘾上来了，要叫人把他捆在门前的大树上，怕他自杀。后来有一次，看得不紧，就被他逃出去，跳了门前的小河，死了。临了，妈妈总要加上一句，共产党就是有本事，禁烟禁睹禁娼，国民党办不到的，共产党都办到了。

虽然杨红的妈妈讲起外祖父，一贯是用这种平淡无奇的口吻，但外祖父抽鸦片上瘾的故事还是在杨红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上瘾”两个字，是跟要死要活、投河上吊连在一起的。现在联系到自己，就觉得诧异，就这样一种淡淡的舒服感，值得周宁说的那些女人上瘾吗？扪心自问，充其量也就是一种“您来了，请坐请坐；您走了，不送不送”之类可有可无的感觉。

杨红就把那本《家庭生活大全》再搬出来看，感到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读书不认真就是不行。书上赫然写着，夫妻生活，男女都会有“高潮”的。杨红就把描写女性高潮的那一节认真读了一遍。书上说得极中肯，说女性的高潮因人而异，难以一言以蔽之，但不外乎以下种种。然后就“有的……有的……还有的……”地罗列了十几条。

杨红就一条一条地读，一条一条地对照自己，回答是“没有……没有……更没有……”。读完了，心里就非常恐慌，因为自己一条都没有，感觉象过党组织生活时，发现自己没有按党员守则去做一样。

周宁的表情倒是很符合书上对男性高潮的描写，眉毛拧得够紧，气也喘得够响，汗也出了，人也瘫了，就象写书人是站在旁边，一边观察周宁，一边记录的一样。

杨红是个好胜的人，可能是父母经常说：一个人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而杨红不知怎么的，就在里面加了一个“最”字，变成“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所以一直以来，就在为这个“最”字努力。幸好“最”总是有个范围来限制的，而且杨红还没有把这个范围扩得太大，总算得以幸存下来。如果她一心要做全世界第一，可能早就大失所望，一死了之了。杨红不过是要做一个小范围的“最好”，在班上一贯都是前几名。而周宁一直都是最后几名，因为周宁小学时有个老师说过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就一直把这个评语断章取义地记在心里，觉得自己是聪明的，学习也就不大用功，成绩一直就不是很好，好像不把自己的前程误掉就不足以证明自己确实是有小聪明一样。

现在这情况好像调了个个，周宁这个全班成绩最差的人做得如《家庭生活大全》上写的一样标准，而杨红这个尖子生呢，做了这许多次，没有一次够得上“高潮”二字的。如果打起分来，肯定是不及格。杨红就开始发愁，女人应该有的，我没有；别的女人上瘾，追着男人要，我觉得可有可无，为什么我会这样呢？联想到自己的“老朋友”问题，杨红就后悔当初听了李护士的话，把那些药扔了，如果那时坚持打下去，说不定自己早就正常了。你想想，一边是名医院的名医生，另一边是小镇上的小护士，谁对谁错，不是昭然若揭吗？

再到做爱的时候，杨红就免不了仔细观察自己，看有没有书上说的那种“高潮”，观察来观察去，就很失望，只有承认自己确实是“不正常”，对周宁就生出很深的感激，觉得他不嫌弃自己，从来不用“你有没有高潮”这样的问题来为难自己，实在是非常大度，非常体贴。什么叫知己？知己就是那个知道我的缺点甚至我的不正常还能爱我的人。杨红就很有“知我者，周宁也”的感觉，决心要好好爱周宁，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报答他的知遇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