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那是在三年后，也就是在我几乎彻底淡忘了胡闯空荡荡的衣袖时，一个衣装松垮的中年男人出现在修理站附近。他和胡闯有着一个牵强的共同点：胡闯的衣袖空荡荡，他的肚皮空荡荡。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高傲的乞丐。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听见他如同街边小贩高亢叫卖一般的乞讨声。他白天总是精力充沛地在附近的大街小巷里流转，然而我几乎没有亲赌过他在垃圾桶或者垃圾堆里像条流浪狗一样翻找残羹剩饭。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我随处便可遭遇他底气十足的乞讨声和乐此不疲的流离身影。

当深圳这座不夜城，华灯初上时，我知道这里将上演一场灯火辉煌、歌舞升平的闹剧。形形**的人们，戴上或者摘去面具，展露或者夹起尾巴，接踵而至，粉墨登场。

也就是在这座夜市变得骚动不已时，我和这个被我关注了三个月的乞丐坐在了一起。我们促膝而谈，我倾听他讲述他自己就像是一本纸张发黄的小说正在徐徐展开。

这个名叫满堂的乞丐，在夜幕垂落下来的时候，他往往会在一家旅店附近倚着垃圾桶，开始随着夜色沉寂下来。

而那一夜，我是在“夜未央红楼馆”前的空地上碰见他的。那时三两个穿制服的保安正在对他拳打脚踢，嘴里还不断斥骂着“臭要饭的”，那趾高气昂的神情就像老板对他们叱喝“臭打工的”的一样高高在上。他们俨然是在将老板施给他们的凌威嫁接到更弱势的群体，我想弱肉强食的食物链就是如此这般传递的罢。

我走上去喝住那三个昼伏夜出、与深圳这个高度文明的城市格格不入的野蛮之徒：“凭什么打人？”说话的时候，我躬下腰去搀起满堂。

“老子哥儿几个玩三缺一，关你屌事？”其中一个长得尖嘴猴腮的保安象征性地撸起袖筒挑衅地说。

我领着满堂无视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亡命之徒，径自走开。嘴里不屑一顾地说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然后满堂就望着我笑了。他嘴巴半张，瞪着我看了很久。当时我猜他是在对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错愕或是感慨，然而终究他只是从大脑的词库里搜索了一个词语“狗仗人势”，来恰到好处地总结性地描述了适才上演的一幕。

他跟在我身后，就像我习惯性地跟在胡闯身后那般，亦步亦趋。他的腰背一直没能挺直起来，他哈腰走路的样子就形同行尸走肉。我还听见他大气不敢出一口，只趁我说话的时候才会猛喘几口。相比之下，这让我感到一种罪恶的优越感，带着他走开就像是牵着一只招领回的宠物狗。

然后，我们在红楼馆转角处的一个花坛上并肩坐下来。我嗅到他身体发出的腐烂和馊臭气味，在附近的空气弥漫开来。但我清楚，他接下去将要讲述的一定不会是馊故事。

“你是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他看着我低声地说。

说完，不等我追问一二，他便悻悻地讲述起自己。他说：“我曾经不是个好人，所以现在没有好报。”在他成为一个乞丐身份的自由人之前，他是一个被来自法院、医院和精神病院的三份精神病鉴定书一致鉴定的精神病患者，而在他成为一个被来自法院、医院和精神病院的三份精神病鉴定书一致鉴定为精神病患者之前，他是河南平顶山的“先进市民”。

说到“先进市民”时，他就略显激动地说：“当年把自己口袋装不下、银行卡存不了的钱施舍给市政府，纯属积德取乐，不想还被稀里糊涂、堂而皇之地扣上一顶‘先进市民’的高帽。”

我抬起左手竖起拇指，扬起右只手敬一个军礼，渥滑地说：“慈善家，我代表平顶山人民向你致敬。”不经意间，我又给他扣上了慈善家的高帽，这让他更加激动地津津乐道起来。

“再回去两年，我有钱的时候，给政府捐钱就像是现在别人打发我们臭要饭的一样，那时候觉得有钱真好。人心隔肚皮呐，后来我老婆子背着我养了一个律师小白脸。他们巧取豪夺我的资产，联手上告我是间歇性精神病人，然后我被送进了平顶山最大的精神病院。在那里，每天都会有很多人被送进来，却从来未见有人出去过。那里像俘虏营，充斥着虐待和肮脏；像地狱，找不到出路和希望。而我们却越来越像精神病人，用医生的话说‘你们简直是越来越不可救药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给我们用药。那时候我才意识到金钱是万恶之本，我正是因此引火烧身。我可不想下半辈子就在这种不人不鬼的地方度过，我心知肚明，正常人进了那种鬼地方，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想出来更是白日做梦，除非三战爆发或者世界末日了。”

说到这里时，他显得情绪失控，用脏兮兮的手抹着眼角，他对于那半年来的记忆心存余悸：“在我进去不足半月的时候，我们的集体宿舍里塞进了一个目光如炬的年轻人。他的床铺就和我并在左右，他一个劲儿愤愤不平地告诉身边的人自己不是精神病，他是被人坑了。几乎所有的人都面无表情或者摇头不言，只有我告诉他‘曾经我对所有人也是这样说的’，他用冒着火苗的眼睛怔怔愣愣地看着我。接着渐臻安定下来，我的这句话像是一瓢水浇灭了他那愤怒的熊熊火焰。在一个风高月黑夜，他砸开了窗户跳楼逃去，接着又被打得像条死狗一样拖了回来。医生说是他的精神病又犯了，被关在观察室里强制灌了剂量充足的灵丹妙药，我们只听见了他不断发出的咳嗽、吼叫和呕吐声，那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因良药苦口发出，倒是如同绝望的呻吟和抗议。当医务人员将他拖回床铺时，那年轻人的双眼已经翻得像死鱼的眼睛一样惨白，左嘴角淌着鲜血，右嘴角溢着还没有咽下去的尿潢色药水，而那正在满屋散漫开来的血腥味让人惊悚不已。”

他打了个寒战，接着讲下去：“我不想被人像死狗一样拖来拖去，所以我没有像他那样越狱，但我没有一天不想离开那里。我们同楼的三十多号人的共同医生是一个喜怒无常的老寡妇，她在每周与我们的交谈中总是重复地问：‘谁知道我为什么会是一个寡妇’，每个人每周的回答也基本是类似的重复。有人只会大哭大闹地喊：‘我要回家。我不在家，我老婆就成了跟你一样的臭寡妇’；也有人流着口水涎着脸笑说：‘这里男人多，当寡妇好偷汉子’；更有一个结巴说：‘谁叫你是个精神病……’他每次说到这里时就会卡壳掉档，在我们都笑逐颜开，老寡妇气急败坏时，他期期艾艾地接下去说出‘医生’两字。这些人清一色被几个强壮的医务人员按照寡妇医生微妙的手势押下去灌药，只有我答非所问地说：‘我光棍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不愁’。这时，她就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在确定我不是一个正常人后，向我露出了邪恶的笑容。记得也是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她像曾经风光时的我从牌楼里招妓一样将我领回家。一路上，我装疯卖傻，不知廉耻地跟她讲述了自己的老婆和那个律师是怎样把一顶绿帽子严严实实地扣在自己头上的。那时我心里清楚，这个老寡妇肯定在骂我是个神经病、大白痴，所以我再三强调了这顶绿帽子是多么适合我，以至于她毫无顾忌地将一具皱巴巴的肉体趴在我身上，如同母马一般发出急促的喘息和粗重的嚎叫。我在像一只玩偶一样被她摆弄一阵后，开始听见她的嘴里意犹未尽、骂骂喋喋地说我是一个没用的东西。我说：‘我可不想给你丈夫戴绿帽子’，这让她更加确定我是个十足的神经病、大白痴。她说：‘老娘是寡龄二十年的老寡妇，你个大白痴，见过有丈夫的寡妇，真是活见鬼’。她说话的时候，我听得出来她对寡妇多么引以为荣，就像她认为我对绿帽子引为自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