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我打断满堂的讲述，说：“来点侧重，讲讲怎么抽身的。”

他眯缝着眼睛，露出神秘的诡笑：“在我的肉体被老寡妇抽干榨尽一个月后，她的那张皱巴巴的脸扑扑地红润起来，而我却成了霜打的茄子、糠心的萝卜、烧干油的灯芯。她最后一次享用完我后，嫌弃地说：‘真是越来越没用了。你的病已经很久没发作了，明天就可以出院。’我怕她察觉出来反悔，第二天便假惺惺地哭丧着脸，扑在地上抱住她臃肿的大腿。我说：‘我的病是间歇性的，我随时都会发作。’她就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打了手势，两个彪悍的男人便识趣地将我像拖死狗那般扔出院门，我终究还是逃不掉被人当死狗一样拖来拖去的遭遇，但好歹我出院了。离开精神病院的时候，我感觉到久违的明媚阳光格外刺眼，不禁回头看了几眼院门。这是一道神奇的传送门，送进去的都被定义为精神病人，出来的都被定为成正常人。后来有人告诉我，我是第一个从这家精神病院里痊愈出来的精神病人，这让人不可思议。我可不想再次被一纸诉文送进去做精神病人，所以没有回家，我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的人了。一无所有的我，选择了静悄悄地流浪。一路乞讨，各种口味的食物让我像大病痊愈一般精神焕发。在别人趾高气扬地嘲笑我的时候，我也在热心冷眼地窥视着这个比起我来更可笑和可怜的世界。”

他用一根没有伸直的指头直指红楼馆，一脸冷嘲地说：“烟柳巷、风月场、销金窝。”说话的时候他好像回想起了什么，却缄默地径自走去。他说人在旅途，所以他要先去找一家旅社，再靠在附近一只与之臭味相投的垃圾桶旁酣然睡去。我冲着他摇摇晃晃的背影说：“像你这样人生地不熟，怕是枕头还没摸着，鸡都叫了。”

“鸡叫得早晚，天都一样亮。”他说话的时候没有回头，只身走开了。

大庆的讲述至此搁一段落。

我咋舌道：“一个臭寡妇与一群精神病的故事。”

冬梅一脸难堪，不搭理我们，我才意识到那时的她也是一个寡妇，便就不再吱声。

大庆和冬梅这一回来，家里就热闹起来了。比起我来，大庆这个舅舅当得称职多了，他总是乐此不疲地逗金莲玩。他笑称不喜欢石榴，石榴鬼精，他的一些小把戏、小伎俩都会被石榴一一说穿道破，弄得得他哑口无言，举手无措。

石榴下了学就会缠着我，她欢欣的时候便稚声稚气地叫我舅舅，任性的时候就咄咄逼人地叫我大喜。一次吃饭的时候，她问我：“舅舅，我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几乎所有的小孩都会乐此不疲地追问大人的问题，我小时候应该也问过父亲吧，我想。但我着实不知如何答复，便不做搭理。

她就用筷子频频敲着饭桌：“大喜，我问你话哩。”

冬梅看着我笑，我说：“我们家石榴，金不换，银不换，是用你那不争气的爹从老天爷那儿换来的。”说完，我听见她自顾自地咯咯笑起来了。

只见金莲蹙起眉头，撇着嘴角，我就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我们的金莲啊，走一步，看一步，撵着姐姐的脚步就来了。”金莲好象没听明白，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话时翕合的嘴巴，到底还是给足面子象征性地一笑而过。

“大庆、大喜，你们兄弟俩可真是拿你们妈换来的。”父亲点名道姓的时候没有看着我们，他只是略微放慢了咀嚼的速度。

相比之下，双水村就更热闹了。这里有越来越高的楼房拔地而起，越来越多的轿车招摇过市，越来越杂的语言参差不齐。然而，最大的看点还是稳坐江山二十载的老王村长，被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毛头村官起诉涉嫌贪污收贿一案。

老王村长在这三四年也算是小人得志，风生水起，在永和县城里购置了一套别墅，水仙就像一只金丝雀飞了进去。现在他再不用三更半夜里做贼一般钻进水仙的被窝里了，他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大摇大摆地出入其中。当他体内的血管和神经里流窜着一股急于发挥的创作美妙的灵感时，就开了别克呼呼地直奔县城的别墅去，那里才是他的灵感能找到突破口的地方。这几年里，他对那种极致的、无可比拟的美妙的创作欲望不减当年，正如他说过的要创造一个奇迹，而这种不衰不减的创造力无疑便成了一个奇迹。他隔上几日就会开上拉风的别克赶往永和县城，美其名曰：开会。翌日顶着黑眼圈回来，一阵狗肉、鹌鹑猛吃狠补。

在刚回双水村当村官的几个月里，老王村长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地成了我的干爹。用他的话说：“我现在不缺女人不缺钱，就缺个儿子。”所以，在他眼里我这个有文化的干儿子，确实给他长了脸，增了光，填补了他内心的缺口和不安。

我是无辜的，但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个“有奶就喊娘，有钱就叫爹”的势利小人。我父亲也是此般无可奈何地指着我说：“三个爹，没一个妈。认这么多爹能当饭吃！”他埋汰我，我也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想爹多自有爹多的好处。话说回来，“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村庄里的投资商越来越多，从最开始的采石场到后来的超市商场，再到时下的宾馆酒店、咖啡屋、沐足阁、ktv。这里俨然成了商家必争之地，在此出入的商贾没有一个会不去村委会登门拜访老王村长他老人家的。在我们眼里，村委会也俨然成了一个贵宾室，或者是交易所、拍卖行。

老王村长，我的第二个干爹，在双水村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太平盛世时，他的日子过得像神仙皇帝一般。挂在脸上的横肉堆积地越来越多了，那样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就格外眯缝了。出门应酬时都要带上我，他不止一次地说这样可以给他长脸增光，自然我就成了他的干儿子兼司机兼文秘。逢人他便不惜口舌地介绍我是他的儿子，然后在客人们装腔作势的赞叹声中神气昂扬地咧开嘴角，眼睛眯缝，顺势端起桌几上的紫砂杯轻呷一口，露出得意的笑容。也就是这样的机会，他给我引见了数以百计的老板。在我看来，那些有钱人都是一个脸谱，肥头大耳；一个德行，逢场作戏。

那段岁月，老王村长总是谆谆教导我“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要烧在自己身上，向人们证明自己是耐火的真金；第二把火往别人身上烧，杀鸡给猴儿看；第三把火要官民上下一起烧，众人拾柴火焰高，要烧得轰轰烈烈，红红火火。

然而，让我的第二干爹始料未及的是，在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烧在了他的身上，正所谓引火烧身。

从几年前的靓车别克到二八佳人，再到如今的别墅洋房，他无时无处不在出卖着自己。在一次应酬醉酒后，开车途经村委会时，他下车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走进去，并兴致勃勃地向我亮了家底，包括一沓沓百元大钞、银行信用卡和各路商贾的加章字据。他自鸣得意地拉起我的手，说着那句口头禅：“钱，真他娘的是个好东西。”然后他向我扔来一沓红艳艳的老人头：“喊一声爹，都是你的。”

我等虽不是为三斗米就折腰的穷酸书生，盛情之下却只能恭敬不如从命地留个心眼，喊了声“干爹”。我的干爹听见我多叫了一个字，他依然显得满脸兴奋，而且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和耐心。可能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是万能的金钱不可以实现的，早晚我都会把那个讨厌别扭的“干“字去掉的。但他一直错了：从几年前秋菊的自杀到老王村长他内心的惶恐不安，再到此刻的一个字，一个称呼。

然而，我们就是在这里堂而皇之地完成了这次交易，就像平日里各路商贾和老王村长在“廉政清风”的赠旗下完成一次次洽谈一般光明正大、明火执仗。也就是这样一个疯狂的夜晚，我找到了将老王村长告上法庭的证据。

那是几份两年前老王村长和粤籍老板签订的卖地协议，白马山以二十万的低廉价格卖出去。老王村长不仅因为这个廉价协议而得到协议以外的厚礼，而且连这二十万卖山公款也收入囊中，而他给村民们的说法“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把大家全都严严实实地蒙在了鼓里。

正是在我和老王村长对簿公堂期间的一个夜里，我在村路上碰见侯在路边的何大胡子。他假装凑巧地上前同我搭讪，然后头头是道地揭发老王村长是如何如何贪赃枉法，并轻拍着我的肩膀，用一种伯乐相马的口气夸颂我：“年轻有为呵。”在他准备离去的时候，像忽然记起什么一样转过身对我说：“听广东老板们说，老王村长的胃口越来越大了。他们给他分红塞钱，就是给他掘个墓坑让他往下跳哩。老板们还说期待我何大胡子做了村长，深入合作，这不是摆明戏弄我嘛。我一个大老粗何德何能做村长，就算村长要换茬，那也是你这个大学生村官接这个茬，你说是不是？”

我没有说话，冷笑两声。这话一说出，弦外之音自是不言自喻。

等到事情发展到像决堤的洪水，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时，老王村长还一错再错地认为，在这个时代，没有金钱不可以摆平的。所以他一如既往地在风口浪尖上交易，隔三差五飙车奔往永和县城。只是现在别人都说他除了去玩女人，还去找了永和县城里最好的律师。

为此，父亲多次劝我放弃。他说“胳膊总是拗不过大腿的”，还说我在双水村撑死只是条小泥鳅，泥鳅是翻不起大浪的。父亲的话管不住我的一意孤行，他就会唉声叹气地反复说：“老了，说话不顶用了，儿子都会尥蹶子了……”

我想，如今也是开出去的弓，放出去的箭，回头路是没了，好歹只能硬着头皮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