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我和大庆分着粥吃到差不多半岁的时候，大庆变得像暴晒过的庄稼一般蔫耷耷，连哭的声音都像在喉咙眼儿里打转一样哭不出来，尽管他仍然每餐都可以吃一大粗瓷碗的小麦粥。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托人在附近的望月村、燕子村打听着偏方灵药，有时他也会亲自翻山涉水，去找花津镇咨询卫生所坐诊的老中医。有一次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父亲从镇上匆匆赶回来了，怀里揣着一包恶臭的草药，手里捏着一张老中医开好的处方，父亲不识字，就思量着拿去让老王村长帮忙看看。那时正在村路上颠着小脚游走的熬老太，上前热情地和父亲招呼搭讪。在她得知情况后，像是我的父亲差点儿将她苦心嫁接了五年的果树结出的果实给糟蹋了一样，激动的说话声如同电锯割榆木的声音一样，结结巴巴、实实在在地把我的父亲熏骂得一头雾水。

她当面白了我父亲一眼，嗔怪道：“害的是拉肚子的病，开的是治感冒的方儿，抓的是杀天花的药，净白忙活，瞎折腾。”

话刚说出口她就觉得不恰当，恰恰闻道了空气中臭气熏天的粪便气息，反射性地回头看见二儿子王老二在田地里用粪水浇灌着刚冒头的韭菜，便忍不住跺脚大喊：“哪有刚出苗的菜就泼粪的？”

她觉得还是没有表达清楚，可是她已经很满意自己的这个比喻了，带了一股恨铁不成钢的怨气说：“天底下怎会有你这样当爹的，娃们跟着你活受罪。还有那个开方子的老中医，几十岁都白活到狗身上了。”

她说完话，大口喘着粗气。王老二不明白熬老太为何生气，以为是老母嫌粪便的臭气，便涎着脸附和地说：“我们家粪池里的粪便跟发酵的狗屎一样臭人。”

熬老太气不打一处来，铁青着脸。如同听了向后转的口令的军人一样，忽的转身往回走，并用力甩动了臂肘，示意我父亲跟随她走。

熬老太到底也是一个高产的母亲，生养了四个儿子，久病成医的她，看也看会了怎么接生，至于带孩子更是自有一套。老大天生哑巴，人们都称呼他王篾匠。整天拾掇一把凳子坐在屋檐下劈篾编篓，几乎整个双水村的竹篓、簸箕、斗笠、凉席，甚至连扫把都是哑巴牌的，人们都说用了哑巴牌都成哑巴了，简直无话可说、无从挑剔。老二天生弱智，长得五大三粗，老王家挑水、劈柴、种地被他搞了个人承包制，就连老大打篾器需要的山竹野全靠他从白马山上筏回来。老大经常咿儿吖呵地对着他比划，交待只要金竹，贵竹不要，他也似有所懂地点头，到头来还是一如既往不分是非地把竹林剃个光头，老大也因此歪打正着地卖起了贵竹扫把。老三生来一肚子算盘珠，鬼精灵活，硬是连左手的手指头都要比别人多长出一根。听村民们经常笑谈老三当年上小学，课堂上算术老师让右手掰左手学数数，奈何他数十遍也是不对，后来他自己创新了左手掰右手的数数法。直到现在那个老师教数数，还要挨个仔细检查学生的手指，确认会不会多出一根或是少掉一截。还在人们依然对那根多出来的指头该称呼是拇指还是食指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左右两手双管齐下了，灵活地掰动“第六指”帮老大算账起来，同学们说他算账快就是因为他能掰的指头比他们都多出一个。老四年纪最小，也最能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双水村的村长，让熬老太她老人家也算心安了。她经常对人说：“要不是我和老头子是表亲，老四肯定至少也是个镇长了。”

但是老四能当村长，除了因为他为人厚实、精明能干之外，还因为他有一个当村长的老爹。熬老太的男人，因为熬老太为公瞎眼，成为双水村撤销公社前的最后一任大队长。等公社改乡不到一年，他就胸闷窒息而死。村民们都说他在任公社大队长二十多年，喊惯了口号，时下用不上举着扩音器或者通过高音喇叭喊口号了，就憋死了。考虑到变革对个人学识和能力的需要，王老四是公社推荐上过高中的高材生，论血统世袭，论优劣海选，双水村废社改乡后承上启下的第一任村长，非他莫属。总之，王老四能当村长，到底还因为他有一个为公瞎眼的老母熬老太。

熬老太踔踔蹑蹑地走到自家米缸前，用一支缺口的木升子盛了十升大米，让我父亲带回去熬稀粥喂养我和大庆。父亲连连道谢，恓惶匆促地没入夜色的时候，她又一扭一扭地跟上来一脸神秘地交待：“米粥别太稀，粥上面的一层米油最养人。”

父亲回屋刚坐下，嘱咐冬梅照料我和大庆时，就听见熬老太在门外尖声叫门的声音。那天晚上，熬老太像炼丹一样煞有介事地一时紧火一时文火，熬出那一层曾经养出了双水村在我之前最年轻村长的白乎乎黏答答的米油喂养我和大庆。往后的半个月里，父亲总是将养人的米油剔出来，喂给大庆，我就喝着清汤寡水的米粥。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南方人，吃着大米总比吃面食顺口。大庆的脸色恢复得红润，我们哭喊声的分贝也随着饭量的增加而递增，比起老王村长那大出一岁的独子落心的声音还要尖厉，邻居们都笑言双水村出了两个男高音。

熬老太的十升大米架不住我和大庆的贪食，不足半月就见了底。天底下哪有吃过甜头人还想回头去吃苦头的呵，大庆吃过米油，面食就对付不了了，一天天又羸弱下来。我倒还好，囫囵吞枣地将同样清汤寡水的面粥喝下，也生得白白胖胖。在二十年多年后，父亲就是这样跟我们说起的：“大庆是撵路跟着大喜来投胎的，就得一个走前一个靠后，一个喝汤一个吃肉。”

大庆才不管米缸里早已空空如也，白天夜里都要哭闹得声音都哑巴了。父亲心里担心，怕大庆真会哭哑了嗓子，像王篾匠一样只会张大嘴巴咿儿吖呵，没过几天就把我送给了燕子村的钱剃头匠寄养。那时的我眼睛也才睁开不久，哪里认得出爹娘，只认得米油的味道。

钱剃头匠住在燕子村尾巴上的八队，隔我家少说也有十多里路程吧。他面目黧黑，膀宽腰圆，尤其是他的巴掌，就像鹅蹼那样宽大，我似乎还能想象自己当年被他用两个手掌高高托起的情形，如同宽阔的花瓣中捧出一支花蕊一般收放自如。

钱剃头匠曾经有过一个老婆，有人提起过说是叫燕子。后来在他出门给人剃头的一个清晨，燕子带着私房钱同一个卖花布的货郎跑了。再后来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家屋檐下的燕子巢门向不好，他一听燕子就来气，便背着当时还很新很时髦的柳条木箱匆匆赶回家，用竹竿将燕窝戳了个七零八乱；又有人说燕子清晨出巢是要去觅食，而他老婆却因为看上一块过时的花布就被一个奔波生计的货郎拐骗走，他听了又怒气冲冲地折身回家，将地上的燕窝泥巴踩成了碎末，又将摔破的鸟蛋拣起来喂狗；还有人说名叫燕子的女人都像燕子一样，哪家旺飞哪家，他听见后便詈骂道：“都长的是狗眼、嚼的是烂舌头，那卖布的货郎能叫旺？四海为家，燕子去了连筑巢的屋檐也找不到。”回到家中，他对着镜子把自己刚刮不久的光头又精心刮了一遍。他削发明志，嘴里骂骂喋喋地说：“娘的，女人没一个好东西，老子不稀罕。”

第二年，那一群燕子又回来筑巢了。他就又开始忙得不亦乐乎，嘴里还骂骂喋喋地说：“还有脸回来。”

因为此事，不知哪个不识好歹的人吃饱撑着，编出一句顺口溜：剃头匠，倒霉相；一早出了家门儿，一晚丢了媳妇儿。这句顺口溜接着又被带上了拖腔滑调，成了一首母亲教孩童的儿谣。这首儿谣就像一把盐巴照着我干爹的伤疤撒上去，以至于他多年后好了这个伤疤还没忘记当年的疼。

这是一个凑巧而讽刺的故事，这些桥段从来没有听见钱剃头匠亲口讲起过，都是后来道听途说得来拼凑的。

姓钱的人到中年，无妻无后，对我这个不速之客释放或者是发泄了他蓄积已满的爱，所以他要求作我的干爹，自然而然我的父亲替尚不会说话的我做主，答应作了他的干儿子。自从有了我，他就开始不再早出晚归地上门剃头了，找上门剃头的人也还得看我的脸色。我一哭一闹腾，保准他一下午剃不了头，或者刚剃一半给人家来个夹生头；我要是安静点或是睡着了，他就像锄草抢庄稼一样在别人的头顶上胡薅乱刈一番。

送养的第二天晌午，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事情的来龙去脉时，我干爹就迎着金光耀眼的暖阳向我展示了他精湛的光头刀法，把我艰难生长了半年之久的胎发刮得干干净净。自从那次以后，我的头发就像雨季疯长的茅草一般，隔上两个月就要剃上一次。

我和干爹生活在一起的两年半时间里，父亲也经常来看我，有时落不下面子生硬地说来看我，就打着剃头的幌子晃悠到姓钱的家里。刚开始一年半载还好说，再往后父亲隔三差五就来了，嘴皮子上还要说什么送出去的孩子泼出去的水，再扯个剃头、借钱或是供销社买盐路过类似雷同的借口。我干爹始终没有计较这么多，每次在我父亲走的时候，他都要给上一升半斗的大米，他甚至说：“老弟，回去把我们另外一个儿子抚养好，这个儿子我先帮你寄养着，等再大点了你就把他带回家。”

然后父亲仿佛遭受了莫大的羞辱一般狼狈走去，慌乱的蹑步声中仿佛念着：“送出去的孩子泼出去的水。”那声音小得如同自言自语般不闻其声，只是后来姓钱的向我追述的时候，我才仿佛隐约听见。

在我被父亲像泼洗脚水一样泼出去两年半的时日，更确切地说在我过完三岁生日的次日，我的干爹又将我像倒水一样倒回了父亲的盆中。我成了一盆他们你来我往、推来倒去的水，这倒不是因为我是一盆祸水。在他们眼里，我这盆水反倒是一块上乘美玉，让他们都不好握瑾怀瑜，只能拱手谦让。我干爹这次将我送回来，就是完璧归赵来了。但我还不知道多少年后，在别人眼里，我不再是一块璞玉浑金，反倒沦为一坨糊不上墙的稀泥巴。更不知道自己就千真万确是人们眼中口里的一盆祸水，让我与水结下了难解之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