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那时候我刚好三岁，说话已经不再依依呀呀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俏皮话我都会冒出来。我走起路来也不再像一只笨拙肥胖的鸭鹅那般蹒跚摇晃了，连跑带跳的动作我也会耍弄。我的干爹牵拉着一路连蹦带跳的我，就像放着一只风筝来到我家时，父亲正拉着大庆和冬梅站在院场边上迎接我们。
父亲眼巴巴地看着我走过来，就说：“老哥，大喜都会走路了哩。”
然后父亲听见我稚声稚气地称呼他父亲，就激动地说：“老哥，大喜都会叫人了哩。”
之后，我依旧在干爹宽大手掌的拉扯下，艰难地抬腿跨进了一个高高的门槛。然后，当我要试图再次艰难地跨过另一条腿的时候，我发现了骑在门槛上的大庆。他看起来像一只威武的螳螂那样瘦小而不失精壮，乱糟糟的长发，脏兮兮的脸颊，裤腿的两边膝盖处各打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补丁。我发现在我打量他之前，他的眼睛已经牢牢地盯上我了。他抿着嘴唇，一言不发。
干爹以为我跨不过门槛，用铁钳一般的手臂一把将我拎起来，丢在地上。我挣脱他的大手，骑在门槛上，和大庆一左一右，像是两扇大门上张贴的张飞、关羽两个守门将一样，俨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我们开始慢慢模仿彼此的动作，开始骑在门槛上上下颠动地模仿骑马喝着“驾”，他哈哈大笑地说我衣袖上的鼻涕垢积得很厚，我就不甘示弱地说他下巴上的口水挂得很长。然后我们不约而同地笑起来，我告诉他：“我叫大喜。”
大庆稍愣了一下，说：“我叫大庆。”
我说：“我干爹告诉过我，我有一个弟弟也叫大庆。”
“我父亲告诉过我，我有一个哥哥也叫大喜。”
我们笑呵呵地对话，等冬梅过来，将我们一手牵着一人走去吃饭时，我们适才反应过来：我们是左右手足，我们是大小兄弟。
好在我们还是慢慢长大了，等到这次我的干爹将我完璧归赵的时候，大姐冬梅到了上学的年龄。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政策，也正是在一年前就开始像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样闹得满城风雨。
父亲虽说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确也算是开明的公民，素来都是国家政策的践行者，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他依然毫不含糊地领着冬梅去双水村小学报到了，这从当年他顶着一家老小没饭吃的压力不折不扣地缴了计生罚金便也可见一斑。
双水村的八个生产队是顺着贯通南北的双水河的上游往下游呈带状顺次分辖的，我家住在双水村与燕子村接壤的生产八队，双水村小学就在隔望月村不出三里的生产二队，是将双水村老公社改梁换栋后设立的。
上学的那天早晨，冬梅起来得格外早，她挎着一个亲戚施舍的旧书包，绿色帆布的，里面有两个夹层，冬梅就一层用来装书本，一层装了一个刚起锅的面饼，她兴奋地想象着自己就要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可以念书了。去往小学路边的篱笆上，蓝白颜色的牵牛花花开烂漫，沿途连成一条蓝白相间的花带，仿佛是母亲发梢的格子布一样艳丽招摇。
迎着初露锋芒的朝阳，同行的父亲脸颊上的汗珠如同树叶上的露水一颗一颗滴落，浸润着暮春的大地。
自从冬梅上学以后，我和大庆就开始了相依为命。我俩睡在一张床上，我们喜欢在被窝里疯闹，记得有一天早晨，父亲早早地起床给冬梅贴了一张新麦面揉的面饼，就去牛圈里敕赶着我家的大水牛下地去了。冬梅在父亲出门后就吃起来了，我们躺在床上清晰地听见冬梅吃饭被噎着咳嗽的声音，喝水的声音，还有关门的声音，然后就听见了灶房里蟑螂的叫声和老鼠的动静。我们屏住呼吸，谁也没有出声，甚至连心跳的声音，脉搏跳动的声音都可以听得明晰，我们生怕惊扰了它们，或许是把蟑螂的浅鸣声当作摇篮曲，让我们乐在其中。当我用小手轻轻抓挠大庆的脚心时，他就像游泳那样在床上蹬弹着双脚。接着我的两条腿也开始蹬弹起来，那个早晨我们乐此不疲地抓挠彼此的脚心，又不知疲惫地蹬弹着。父亲回家后，对着依旧在蹬弹不休的我们发出如同叱喝大水牛一样的高声厉喝,我们方才意识到床单已经大部分铺落到地面，沾满了潮湿的灰尘。床单上最醒目的两个补丁，足足补了有三层，父亲说那是我和大庆的尿窝子，我们至今还惊诧于神圣的童子尿竟可以每夜精准地将被单同一区域浸蚀。然后我们就看见彼此的脚也都那么精准地蹭破了对方的尿窝子的最后一层补丁防线，再如何精准地捅在里面蹬弹不休。
那天早晨，我们从听见精神抖擞的父亲敕赶着勃勃生机的大水牛下地，蹬弹到听见疲惫不堪的父亲牵拉着气喘吁吁的大水牛回家，从听见螳螂的鸣啭声蹬弹到听见知了高一声低一声的嘶鸣声。也自此以后，我们一直热衷于这种娱乐，而且乐此不疲地蹬弹到整张床单被冬梅翻过来铺缝上各种颜色的破布为止。父亲挥舞着手中细长的竹条，在我们隔着补丁裤子的腚子上反复地抽打。再后来，父亲挥舞竹条时，让我们脱下补丁裤子，他说隔着裤子我们的腚子会因为补丁太厚感觉不了疼痛，反而把补丁再一次打破，害的冬梅还要忙着缝缝补补。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感受不到父亲挥动竹条抽打的力量，我们甚至开始费解父亲是如何毫不狼狈地将一担水、一担小麦挑地从容自如。
父亲每次挥动竹条时，嘴里都会念念有词的说道：“我又当爹又当妈，我一泡屎一泡尿。”然后一再重复着，最后再补上一句：“你们两个小王八蛋都不给老子争气。”每当听见这句话，我们就知道父亲准备打完收工了。
冬梅针线活刚学起来，给我和大庆缝补的裤子，别人看见了都说是在我们的屁股上贴了一张烙饼，走起路来就是把这张饼对半撕开再合缝拼接，合缝拼接再对半撕开的情形。然后接着就有其他伙伴笑话我们，他们说别人吃饼都用嘴巴，我和大庆使用肛门，其中那个照面就大声讥嘲的伙伴便是老王村长的独种儿子落心，他说话时的口型异常夸张，就跟我和大庆童年拉屎常常会在路边蹲成一排嗷嗷大叫一样夸张，说起来应该比女人生孩子，母鸡生蛋的情形更要夸张几分。正是他那异常夸张的口型，向我们暴露了他换牙期口腔里的牙齿，像玉米棒子上两排稀稀落落的苞米一样隔三差五地嵌在牙床上，加上两颗大门牙，看起来就像是我家土墙上开出的两扇大门与几只小窗。
我们一开始见到包括落心在内的所有阶级敌人都会说：“用你们的嘴巴来吃烙饼吧。”说话的时候，我们总要把屁股撅得老高，生怕他们够不着的样子。冬梅交给我们的这招让我和大庆屁股上的两个又圆又大的补丁，仿佛转瞬间变成了一枚定时炸弹，很少有人再去凑近指给别人看；也仿佛一下子成了灵验的诅咒，人人避而不谈。
再后来，我和大庆得寸进尺，我们不服冬梅的这招将计就计，硬是让我想出了以牙还牙，让大庆想出了暗度陈仓这两招。我这招以牙还牙，说白了就是专拣别人的软蛋捏，打瞎子骂哑巴踢瘸子，看见落心就指着他的两颗大门牙，气急败坏地说像极了两块棺材板，一看就是个短命鬼。但我不知道自己的这句气话，竟谶言般会在几年后真的应验。
而大庆的花肠子就更损了，他装作毫无觉察地等一些伙伴偶尔凑近他屁股上的补丁，而且是那种绝对的愿者上钩的耐心，接着就像钓鱼提钩那样迅疾精准而不动声色地放出一个闷屁。
大庆的这招也是屡试不爽，以至于他兴奋得那些天晚上睡在被窝里抓挠我的脚心直到子夜，直到我蹬腾着双腿放了一个响亮的屁，他才以为是我又蹬破了被单翻面缝补的补丁，吓得他像我的屁一样戛然而止，捂着被子消停下来。
早晨他睁大结眵的双眼，找了半天也没有寻着昨晚的那个破口，再察觉到我乜斜着双眼一脸满足的坏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我昨晚的那个炸屁、响屁、乾坤霹雳屁熏陶地头晕目眩，我便故作无辜地告诉他：“响屁不臭。”
此时，在我得意忘形地失声而笑时，他就会一声不吭地释放出一个地地道道的哑屁、闷屁、釜底抽薪屁，再得意地补出下句：“臭屁不响。”
接下来的日子，我常嗔怪他的屁来的没有前兆，而且杀伤力太大，纯属生化武器；他就指责我的屁总是吵醒他或者吓他一跳，而且震动太大，堪比九级地震。
如此这样，日子像碾磨的磨石一样不停歇地轮转。在我和大庆被对方的屁熏得眩晕迷糊，为挠彼此脚心闹腾的不亦乐乎，因一个补丁让伙伴远观而不敢亵玩的自鸣得意持续了几近一年后，何大胡子买了一台拖拉机，也就是村里人说的喝油不喝水，冒烟不哞叫铁牛，轰隆隆地开进了村口的生产一队。这是有记载以来，双水村第一台私人拖拉机，父亲告诉我办人民公社的时候，我们双水村人民公社也有过一台二五拖拉机，那拖拉机的车轮比大人们还要高出一个头，冒出的烟比烧炭的土窑冒的烟还要浓黑，声音比过年放鞭炮的霹雳拍啦声还要振聋发聩，他甚至还说车身相比村子里的大路还要宽，当我们去究底追问如此庞大的车是如何通行的时，他就说拖拉机轧过路面，正如小孩过独木桥那样骑在上面一步一躜的情形。
那天我拉着大庆，朝着村口跑去，父亲在后面喊：“大庆，你们不用去，拖拉机快得像刮风，还没等你们跑出我们八队，拖拉机就要经过咱家门前的大路了。”
大庆听见父亲的喊叫，想要回头，我却牢牢地拽住他，向着村口跑去。在耳旁呼啦啦的风声里，我似乎又听见父亲在喊：“大喜，你们不用去，还没等你们跑出我们八队，拖拉机就要经过咱家门前的大路了。”
我才不信父亲的话，他曾经对我们说农业社的拖拉机在路上开起来像是爬，现在改口说速度快得像刮风。
等我拉着大庆顺着双水河一口气跑到生产五队时，仍不见何大胡子和他的拖拉机。大庆说他累了不想动，我也很累，嗓子眼都要冒火了，但我仍然从干燥的喉咙里像喷火一样喷出几句劝导大庆的话。他此时就一屁股坐在路边的草皮上，接着他就啼笑皆非地说：“我的左边屁股被小石头硌着了。”
我没有说什么，我也没有力气去拉扯他，靠着他一屁股坐下来喘吐粗气。当我起身拍打屁股的时候，才发觉自己竟然在一堆狗屎上踏踏实实地稳坐了半小时。
大庆笑着说：“你走狗屎运了。”
我无奈地叹气，正要说什么，就听见由远及近的一阵响亮的咳嗽如雷贯耳，再听见铿锵的步伐掷地有声，便不用抬头也知道那是我们的老王村长。
他的腋窝象征性夹着一个皮包，左右耳根下各夹着一支香烟如同战斗机的两翼，迎着我们快速走来。他这次没有像往常那样闲庭信步地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反倒像热锅上的蚂蚁，步伐疾劲，连走带跑。
他刚走到我和大庆跟前，不及我们向他打听拖拉机的事，他就猛得顿足刹脚，向前蹿出一步停下来，对我们说：“那姓何的把拖拉机开地像蛆虫在粪缸上爬；像蜗牛在树干上爬；像王八在旱地上爬。”
他一口气说了三个爬，然后又一口气说了三个比喻：“他的身体像蛆虫蠕动那样在车座上坐立不安；他的双手有时丢开车把像蜗牛的两只招摇的触角一样挥动；他的头扭来扭去，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像王八的头一样东张西望。”
我们莫名其妙地听他说完这些，他就继续响亮地咳嗽，迈出铿锵有力的步伐大步向前去了。我回过神，感觉是一阵疾风从面前呼啸而过，便赶紧朝他喊道：“拖拉机什么时候能爬到我们八队？”说话的时候，我把那个“爬”字吐得格外重调。
“天黑。”老王村长撂下一句话，更确切的说是两个字，径直走去。
我和大庆只好悻悻地往回走去。我跟大庆都不确定拖拉机的速度到底快慢如何，便打起赌来。我赌快得像风，大庆赌慢得像蛆，我输了吃大庆一个闷屁，他输了便吃我一个响屁。我觉得不公平，我的屁不够臭，应该给两个；大庆就讨价还价，说露天风大，他的臭屁都被风稀释带走了，不敌我的屁那么震耳，也应该给两个。如此一拍即合，我们双方的赌注由不公平的1：1加码到公平的2：2。正是这个公平的赌局，让我和大庆一扫无精打采的沮丧表情，充满好奇和激动地骑坐在门槛上守望到日薄西山。
这也是记忆中我们难得坐下来静静欣赏双水村别致的深秋暮色。凤凰山头的枫林，像变色龙一样在这个季节呈现出一片矫作的如焰似火的色调，与血红的西天晚霞相得益彰，谁也说不出它们是在什么时候褪去了翠绿的外装。而白马山却是另一种极致，晚风将山头上的板栗树吹得落叶飘零，多叉的板栗树呈现出孤傲与挣扎的身姿。双水河，一夜之间流水声也从哗啦啦变成了叮咚咚。它恰到好处地将凤凰山和白马山分隔东西，实现了矫作和孤傲的对立，自得与挣扎的区分。
在女人呼唤孩子的回音中，我和大庆听见了拖拉机轰隆隆的马达声。继而又在摇摇欲坠的残阳下，看见了何大胡子在车座上正襟危坐，双手灵巧自如地操纵着拖拉机的左右扶手。我和大庆赶到路边，那里就站着包括我和大庆在内的十几个小孩子了，我们都眯着眼睛、张着嘴巴地打量着这头铁牛。田间忙碌了一天的男人女人也都直起了腰，一边收工回家，嘴里一边在谈论着什么。当拖拉机从我的眼前呼啸而过时，仿佛就是我拽着大庆往村口跑去时耳旁响起的呼啦啦的劲风，就像是老王村长从我跟前跃然走去的疾步，就像是双水河里四季奔流不息的湍流。
接着，原本急于赶路的何大胡子又放慢了车速，因为他意外地发现在这个时间，路上竟然还有这么多行人。有赤着脚收工回家的男人女人，跟着车屁股调整步幅的小孩，还有几个挑担子有气无力吆喝着的货郎。想起来，何大胡子当时应该像极了古代考取了功名的状元郎般耀眼自得，而那拖拉机也无可厚非地就成了那座挽花盖幔的八抬大轿。
等到何大胡子将拖拉机驱往自家去时，夜幕已经笼罩着整个村庄，我们十几个小孩也恋恋不舍地回往各自家中走去。路上，大庆拉住我说：“你输了，给你两个屁。”
我赶紧趁着臭味还未在空气中弥散开来，猛吸一口气，屏住呼吸。
长时间的屏气憋地我屁滚尿流，当即两个响屁应声而出。我就只好先斩后奏：“你也输了，给你两个屁。”
大庆看我憋的脸红脖子粗，也没有追究。他倒是问我：“为什么拖拉机的速度时快时慢？”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老王村长，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跟村长走路一样，平日里慢，今天又快。”
我和大庆相视而笑，笑声比拖拉机的声音还要大。后来别人都说这台拖拉机是潍坊牌，我们却说是老王牌。
全村的第一台拖拉机老王牌到底是跟着何大胡子姓何了，这是一件让老王村长伤脸杀风的败兴事。他觉得自己身为一村之长，应该方方面面都是带头的，尤其像买拖拉机这种里程性、决断性的事件，最不能含糊。他始终认为自己也应该买一台拖拉机，买办农业社时开的那种二五拖拉机的，买那种打方向盘、带司机房的，就算买潍坊牌的拖拉机，也要买功率最大的，买那种嗵嗵声像放炮，冒烟像烧窑的。然而，他的这个想法一年后就胎死腹中了。他说家里的人手不足，老大老二开不了，老三多个指头怕是会挂错了档，自己又要日理万机；说村子的路太窄，二五拖拉机会骑在路上走不了；他还说跟何大胡子一个村一个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怕撞了车。
老王村长生吞活剥的咽下了这口气，很多年后再说起来，他就说：“一村之长嘛，切不可一枝独秀。”
自此，何大胡子的拖拉机就在双水村的道路上叱咤风云，呼啸山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