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荀子的礼治及其局限性（7）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

《荀子·王霸》，另可参见《荀子·富国》。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

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

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

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以上清楚表明，荀子学说中的平民百姓和孟子那里的至少同样软弱。

尽管荀子未必真的认为君子应该像御马那样统治人民，但是这个类比本身显然没有对平民百姓体现任何尊重。

因此，荀子的礼治理论并不能解决孟子仁政理论遭遇的问题。应该承认的是，荀子的人性假定未必是宪政理论的致命障碍；恰好相反，它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希望。

自霍布斯以降，西方政治哲学多少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调之上，因而共同问题成为如何针对既定的人性缺陷和弱点设计一套良好的制度。

荀子无疑带有强烈的制度主义倾向，他的许多论断即便对于今天的制度建设仍然富有启示。

事实上，两个出色的法家学生--韩非和李斯--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学说，尝试在一群自私个人的国家建立能够富国强兵的有效制度。

但作为儒家，荀子的主要兴趣仍在于维护当时的礼法体系，他认为这才是转化人性、控制**的有效手段。

在政治体制方面，他似乎满足于统治者应该出于自己的长远利益遵守礼义的道德说教，对于如何面对固执、任性或昏庸的君主则保持沉默。

在他的学生转向法治主义并清除了儒家学说中所有的阶级区别和人本主义痕迹之后，他们确实帮助了秦国的*潢色，不过这种统治的基础不是仁慈或礼义，而是**裸的军事权力和政治暴政。

秦朝的崛起和暴终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战乱，平民百姓承受了巨大的生命和痛苦代价。

或许有人会主张，这个例子证明荀子和孟子都是对的，背离仁政和礼义最终必然自取其祸；但是它也同样证明统治者的长远理性是有限而不可靠的。

纵然孟、荀的自然主义说教头头是道，统治者对人民好也就是对自己好，但秦朝的悲剧照样不断重演，只不过规模未必总是那么宏大而已。

历代儒家不能依靠平民百姓的智慧和道德能力，因而不得不依靠君主的善意，而中国政治的历史现实不断证明这种善意是极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