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研究方法（2）

或许2003年美国政府决定军事打击伊拉克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于这一决策的评价角度多种多样，但此处要说明的是，所有那些不同甚或相左的论据都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即2003年由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对伊拉克开战的决策是错误的。

关于对伊开战决策的批评，有如下几种各不相同但都合情合理的观点。（当然，也有一些支持干预的观点。其中一种认为萨达姆·侯赛因与“9·11”恐怖袭击有关。还有一种认为他与基地组织关系亲密。但这两点也都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侯赛因的确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世界上还有无数与他一样的独裁者。）第一种观点认为，入侵之所以是一个错误，是因为一国在对另一国采取合理的军事行动前，需要就这一问题达成全球性的共识，尤其是应得到联合国的允许。第二种观点则关注情报的重要性，如确定在战争发生之前，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决定是否开战，因为战争必然会使许多民众面临伤亡和流离失所的危险。第三种观点则与民主，即“协商式治理”（governmentbydiscussion，这一经典概念常被认为是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首先提出的，其实沃尔特·白哲特（WalterBagehot）早在穆勒之前就已使用了）有关，它关注的是向民众传达的信息受到扭曲的政治意义，包括虚构事实（如假想萨达姆·侯赛因与“9·11”事件或基地组织有关联），这使得美国民众更难评判开战决策的对错。第四种观点认为上述几点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干预的实际后果：是否会给交战国家，或中东，或全世界带来和平与秩序？是否会减少而非加剧全球暴力与恐怖主义的威胁？

上述四种观点都有十分严肃的理由，但评论角度各异。作为对军事入侵这一行为的评价，没有哪一条能因为无关或无足轻重而被我们轻而易举地予以排除。它们通常不太可能得出同样的结论。但如果像在本例中这样，所有这些经得起推敲的标准都指明了同样的错误，那么就不需要首先对这些标准进行排序，再推导出结论。事实上，强行将多个和潜在相互冲突的原则缩减至一个，而排除所有其他的标准，并不是对*应如何行动得出有用且可靠的结论的前提。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正义理论，也适用于与实践理性有关的其他任何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