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理智与客观（2）

变得更为明智不仅可以明白自身的利益，也可以明白自身的行为将如何有力地影响他人的生活。“理性选择理论”（最先在经济学领域提出，后来为众多政治与法学思想家所采用）的信徒竭力想让人们接受这样的奇怪看法，即理性选择仅表现为聪明的自利性行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信徒就是如此怪异地定义“理性选择”的）。所幸的是，并非所有人的思想都被那套异化理论所占据。如下的观点--除非对自己有好处，否则尽力去做利他的事--无疑是非理性且愚蠢的，而且有相当多的人对此并不赞同。

“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是值得反思的一个重要主题。5这种反思能使我们超越对于狭隘的自利观的追求，并且让我们明白，只有一起跨过自利的局限，才能审慎地确立我们的目标。同时，由于遵循允许他人追求其目标（无论是否是自利性的）的行为规范，我们有时也会去合理地遏制自己对于自身目标的追求（姑且不论这些目标是不是完全自利的），毕竟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有人发现，奇怪的是，通过允许他人追求其目标，我们可以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有所妥协（有人甚至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们确立的某些目标其实并非真正的目标）。其实，如果对实践理性有足够的认识，上述现象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些问题将在第8章“理性与他人”及第9章“中立缘由的多元性”中加以讨论。

既然在维特根斯坦时代就有“理性选择理论”的信徒，那么他想说的其实也许是，变得更为明智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思考自己对社会的关注和责任。有人就曾提出，有些孩子会粗暴地对待其他孩子或动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完全体会他人痛苦的滋味，而一般随着心智的成熟，他们会真正明白这一点。

当然，关于维特根斯坦究竟想要表达些什么，我*们已无法彻底弄清。蒂伯·马汉（TiborMachan）在1980年第五届国际维特根斯坦研讨会（5thInternationalWittgensteinSymposium）上所作的题为“ABetterandSmarterPerson：AWittgensteinianIdeaofHumanExcellence”的发言，曾对此予以阐释。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本人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自身的责任与使命。但其结果却并不总是那么明智。维特根斯坦不甘沉默以及不愿妥协的性格使他不顾其犹太人的身份，于1938年毅然决定前往被纳粹占领的维也纳，以至于其剑桥的同事

即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PieroSraffa），他对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反思自己的早期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由此为维特根斯坦后期的一系列著作铺平了道路，包括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Oxford,Balckwell,1953)）。在劝阻维特根斯坦去维也纳声讨希特勒一事上，他起了重要作用。我在“Sraffa,WittgensteinandGramsci”,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41,（December，2003）一文中回顾了他们二人的思想及个人交往。斯拉法与维特根斯坦是密友兼同事，当时都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在第5章“中立与客观”中，将会谈到斯拉法最初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后来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交流，以及这三人之间的交流与本书主题之间的关系。最终不得不强行将他拦下。即便如此，我们仍从所掌握的维特根斯坦与他人的谈话中发现了大量的证据，表明他确实认为他的思想应该让这世界变得更为美好。这种使命感被其传记作家雷·蒙克（RayMonk）称为“天才的使命”（LudwigWittgenstein：TheDutyofGenius,London：Vintage,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