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2）

二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内容是正义的要求，即推进正义所需要的理智是什么这一问题。森指出，对公正与非公正问题需要进行客观的思考，而这种客观性需要依靠理智来进行道德评判。选择理智的审思并不在于它必然能保证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在于它能使我们尽可能地客观。亚当·斯密提出的“中立的旁观者”为理智提供了一种实现方式，即需要引入远近不同经历的多种观点和视角，通过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来审视自己的感受。这就使得公正的原则可以具有多样性，而不必根据刚性的单一原则来确定；也使得我们可以通过理智来审视包括情感在内的许多不同缘由，以寻求尊重与包容，从而避免理智沦为草率且不当的自负，或者局限于冰冷无情的算计。由于所有人都能通过开放地接纳信息反思来自不同地方的观点，并采取互动的*思辨来讨论如何看待背后隐藏的问题，以此达到理智，因此无论是一般地对于民主政治而言，还是具体地对于追求社会公正而言，不受限制的公共理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由于理智的实践性和开放性，森在肯定了罗尔斯正义论的重要贡献后，也对这一正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提出了批评。第一，在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中，几乎只对抽象的“公正制度”予以直接的关注，却不那么关心具体的“公正社会”，而后者同时取决于有效的制度和实际的行为方式。长久以来，人们在经济与社会分析中都将实现公正等同于寻找正确的制度结构。然而，事实表明，这些宏伟的制度方案都未能实现其愿景，它们能否产生好的社会结果完全有赖于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状况。如何把公正原则的运作与人们的实际行为结合起来，正是对社会公正进行实践理性思考的核心，而将制度本身视为公正的体现，只会使我们陷入某种形式的制度原教旨主义。第二，罗尔斯所采用的社会契约方法，无可避免地将追求公正的参与者限定在某个既定的政体或“民族”之内，而正义要求无偏颇的中立与客观。因此，罗尔斯所采用的是“封闭的”中立性，即将观点与关注所涉及的范围圈定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成员之中，由某个社会或国家的成员作出中立的判断。相反，“开放的中立性”指的是，由于彼此之间无论远近所负有的相互义务、通过各种渠道形成的相互依赖，以及为了避免地域性的偏见，中立的评价应该包括来自所关注的群体之外的判断。因此，我们无疑需要超越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评价一国内部的公正。

在此基础上，森进一步提出了他所主张的社会选择理论。社会选择程序采取的形式是：从某种“社会视角”出发，根据相关主体的评价，对不同的社会状态进行比较。因此，社会选择理论关注事物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先验的制度；允许存在不完整的排序，而并非寻求面面俱到的完美方案；认识到存在多种合理的，而不是唯一正确的判断原则；强调公共理性和反思，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公理性答案。这就与霍布斯、罗尔斯以及诺齐克等人基于契约方法的公正理论具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契约方法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并不存在的“公正制度”，并假设一旦契约达成，人们的实际行为将会遵循契约运转所要求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