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曾的最后十年（9）

12月23日晚上，黄郛转来杨永泰的信，劝他到南京见蒋，他想等杨来上海后再说。之后，这件事暂时搁下了。1933年6月9日，他突然收到军事委员会的挂号信，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的来信，并附有密电本，嘱他可以随时去电告之所闻所见。他感叹“如此恳切纳交之法，可谓手段高妙”，自己虽不能负随时报告之责，却不能不回复。第二天，他给蒋回信，推许蒋为本民族的砥柱中流，自己虽久绝政闻，但不敢忘匹夫之责。“不过稍示大意，当然不能遽作深谈也。”到了1934年12月10日，杨永泰又当面请他去见蒋，他答以没什么事要说，等明年游庐山时顺便去拜访吧，杨还是希望他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时赴南京一谈，他含糊其辞，没有确定。

对家乡云南，他怀有特别感情。1927年10月29日，云南时局大乱，有人来信劝他回乡，他认为“救济之任”义不容辞，“但回滇非为名利，全本与爱乡报国一念。”即使要回去，也不想从政，“既无职务，进退自如”。不过，他觉得军事结束无期，“似尚谈不上政治，如冒昧入省，反带有一方的色彩发言，殊不便。”所以想先联合在外省的同乡，共同劝告省内各方和平罢兵，核定军额，限定军费，将民政交给文治派。12月25日是护国纪念日，他想起唐继尧，就是这一年，唐先让他任参政，继又任为办公处长，他不想再蹈“依附军阀之名”，一一谢绝。1930年12月23日，新“云南王”龙云有意推他为立法委员，问他同意否，他感到国民党当局植党营私，不能共事，遂以“疏赖懒成性”等词回复。1935年11月24日，又有人劝他出来担当国事，不要安于律师细务，他的回答是“无确信而任国事，不如做小事而确能尽职”。当然，他不从政只是觉得时机不成熟，时局不合适，内心还是念念不忘政治，他1931年8*月1日日记说得很清楚，他认为直接从政治去做，殊不可能，“应从事文化事业，涵养势力，机会一到，转入政治甚易也。”“九一八事变”后不久，10月10日，“自念廿年来参与国政，与国关系较切，今时势至此，竟无法救济，深为不安。且自觉近来心气浮浅，沉着负重之修养甚乏，故临事毫无措置之方。盖自任律师，不免倾重个人生计，学问又偏向私法，致与政治太远故也。”1934年2月25日，“今日南京执政皆民元同事，渠等竟掌握大权而余则自甘废弃，岂才能之不若，实人生观有不同耳。争权夺利，曲学阿贵，余所不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