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曾的最后十年（10）

读书人本色

1927年10月1日，张耀曾日记写道：“近日杀伐之声满全国，*晋奉有战，鲁豫有战，汉宁有战，浙宁有战，粤有战，滇有战，一时[唳]气云挡，金鼓地震。哀我民族，何其愚谬，至于斯极也。昔日之战，尚有名义可假；今则尽揭去假面具，赤裸裸为个人之战。……余有激言，民国以来，自命健者，竞言治理，计划万端，标举争行，曾无几时，无不溃败，而乱乃益剧。而最切近最明白之一件事，总不能做，且不肯说。此事为何？即‘罢战’二字而已。余以为，我国不要什么主义，不要什么政策，更不要许多办法，只要大家抛弃一切军备，绝对断绝一切内战，则三年而民安，五年而民乐，十年而精神与物质之文明将为五洲冠。‘罢战’为回生之惟一良药，战为致死之惟一毒药。”

1932年1月4日，他在上海公宴冯玉祥时说：“现代任何国家，养兵皆以对外，无用之内战者，独中国犹袭二千年封建思想，内争不已，亡国之原在此，非从此改革不可。”

看着军阀们整天杀来杀去，这位书生政治家深感无力，1927年夏天，他辞去法权讨论委员会的职务，闭门养病，读书明志，就是要远离是非旋涡。（1928年6月3日，知张作霖离开北京，他在日记中说从政十多年，未曾与“东北王”张作霖一通款洽--“余素拒斥军阀，故亦不为军阀所喜，去岁张自称大元帅，余即日离去法权讨论会委员长职务，避之惟恐不速。”）

在民国官场上浮沉十多年，三入内阁，一旦下野，他竟连生活都有问题。1928年3月23日，“余半生奔走，所得私产，仅此地四亩，房四十余间。此外，不但毫无积储，且有负债（因团体事负债除外）。今生活困穷，并此区区不动产，亦将不保。古语，廉吏可为而不可为，诚有慨于中之言也。……况奔走国事，曾无寸金之积，一椽之构者（豪华浪费者不在此限），非无其人，余视之有愧色矣。故凡事退一步想，则无怨；取法乎上，则不自是，然以此自处可也。若观夫恃籍权势、巧取豪夺、食人肥己者，往往反能擅荣华、据高位、长子孙，殊令人叹。谨厚者，不适生存；狡悍者，反处优越，有世道沦落之惧也！”

在离开政治舞台的日子里，他日日自省、反思，骨子里他还是个读书人--“喜观天、亲自然、爱学习、善思考”的“做学问的读书人”。1927年10月12日的日记：“连日战事传说不一，余则此心恬然，一切置之度外，仍作读书作画（即求真乐美）之生活。余少喜吟咏，虽不善作诗，却极喜读诗。读亦漫无轨辙，皆随意翻阅。尤好吟诗，吟亦别无选择，或间步，或饭余，信口呓语，适意而已。”1934年12月31日，又是一年将尽，他在日记中感慨：“惟余除夏间读书数种，思想少有进展外，均操笔为诉讼文字，别无著作，亦无事业，为可愧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