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曾的最后十年（11）

他的*读书范围很广，不限于法学专业，对生物学、天文学、生命科学，对哲学、历史、艺术、经济、古诗等都有强烈的兴趣，读书笔记中时有一些独到的心得体会。在上海做律师的最后时光，他尤注重与此有关的书，1936年2月29日，他到是我要是个购《续古逸丛书》，“因其中有宋版《清明集》，可考见宋时民间判词。”此书中国久已失传，从日本借来影印。3月1日，他读《清明集》判词，“体意与现代相去并非太远”。

晚年他常在上海各大学讲演，讲学问之道，从这些讲演中可以看出他的书生本色。

1929年3月18日，他在上海江湾法科大学开学典礼上演讲，指出拿破仑纵横欧洲，成吉思汗席卷欧亚，在他们个人固然是一世之雄，然从整个人类看来，并无多少价值。他所倾慕的是达尔文、牛顿、马克思、瓦特等人，认为立言第一，其次立德、其次立功。

同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他在中国公学做了一次关于历史的演说：“历史最重信实，我观从来历史，非强者自己夸耀，即狡者自己装饰。尽信史不如无史，即如近年出版各种民国史料，亦半属自己宣传，属于自己者夸耀之，不利于己者隐匿之。而不肯自己宣传之人，则其事实无从表彰。”袁世凯称帝，当时天下敢怒不敢言，而起义诸公独敢先天下言之，其勇气可佩。

1932年12月28日，他到复旦大学演讲《民国制宪概观》，指出宪法的收效基于两个要素，一是有实权者有诚意收束自己的实力，在宪法的规范内行事，认为非实行宪法不可，自己绝对遵守，即宪法乃有权者自己拘束自己的戒律；二是多数国民了解政治，有浓厚的政治欲，将宪法当作满足这种政治欲的手段，绝对实行它，拥护它，即宪法乃国民的政治欲的表现。当时国内正争言宪法，他认为比纸面上制宪、国民会议上制宪更重要的是，要从国民自身制宪，从有权者的脑筋中制宪。

1933年10月2日，他到东吴大学法学院演讲，因为世人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所以社会科学不够发达，“自然科学不过利用厚生，而社会科学则在确知社会现象之因果律，顺应之以创制社会新机构”，社会科学的责任重大。

1936年2月6日，他到青年会演讲，“学问乃对于一切现象，求精密之认识”，探求社会生活根本法则，要从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入手，要站在自存心和同情心的中和点上，以改造社会一切机构，这是我们把握社会生活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