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崇佑：抗辩政府的大律师（3）

众议员王文璞当即提出质问书，认定“未曾宣告戒严之时而滥用《戒严法》”为非法，山东军人通电“首先登载于上海《新闻报》、《申报》”，不应独罪《益世报》，重点则落在警察厅之举措有妨害“《约法》上所赋予人民之自由”的指控。由此也可见出警厅对查封《益世报》改口遮掩的破绽所在。

虽然有此失误，一意孤行的当局却不打算认错。置议员的质问、北京报界联合会的联名呈请以及津沪学界的屡次电请于不顾，地方检察厅仍将潘智远诉上法庭。而为其担任辩护律师的正是刘崇佑。

在6月10日提出的《潘智远因〈益世报〉登载新闻被告一案辩护理由书》中，刘崇佑作了有力的申辩。他首先巧妙地确认，潘智远并非1916年12月按警察厅要求呈报备案的《益世报》经理与编辑主任，因此不应为报社“负法律上之责任”。继而，刘大律师逐一驳斥了起诉书加诸潘氏的四项罪责。

关于“妨害治安罪”，刘崇佑认为，起诉书中举证的该报5月7日《对外怒潮影响之扩大》一篇报导的传言，述及商民拟举行罢市，以要求政府释放学生，不能成罪。理由是，“报馆有闻必录，乃其天职”；“暗商罢市既非造谣，‘罢市’二字又非法律所定忌讳之语，则何不可公然披露”？刘崇佑更进而运用辩护技巧，指认《益世报》揭出罢市预谋，“与其谓为竭力鼓吹罢市，无宁谓为竭力漏泄罢市之秘密，以警告政府，以达其防止罢市之目的，是乃维持治安之作用，何以指为妨害治安”？这等诛心之论固非报社本意，但接下来刘氏所作的正面阐述“政府不能平服商民之心，致有全国罢市之大骚动，至今未闻政府之自责”却已由趋避转为进攻，反诉政府失职的责任。

关于“侮辱官吏罪”，起诉书列举的罪证为《益世报》5月13日登载的《正告曹汝霖》一文，内有“吴炳湘居然听卖国贼之指挥，可谓丧尽军警界之德”，被认作是对现任警察总监的“肆口谩骂”。刘崇佑的辩护先从各国成文法演变史入手，论及“侮辱官吏认为犯罪，乃历史之遗物，今世界法例已不见其踪影”，在中国也“已无厉行之价值”，这自然是以欧美国家的法律为参照系。次则指出，其文发表于“早已声明言责非该报所负”的“国民之言”栏，故与报社无干。而其辨“谩骂”与“侮辱”之界定尤其光明正大：

国家许设报馆，原使之批评时政、臧否人物，所以宣民隐，以为执政者参考之资。批评臧否即有是非之谓，是者不足为阿谀，非者亦不能指为谩骂。……今日既无类似时代“大不敬”之科刑，所谓“侮辱”者自应严格解释。

这一辩辞确认报章*有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力，实为此案不能成立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