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胡适:左右不讨好的开路先锋(4)

梁启超与胡适:左右不讨好的开路先锋(4)

在这里,他对梁氏的颂扬或许有些过分,但其所说,却也有很大部分是实话。他很关注梁启超的学术动向,1916年在美期间,还写了《驳梁任公<管子>》和《评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等文章,认为他的研究“有足取者”,亦有谬误。这时的胡适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少年,经过七年的留学美国,不仅眼界大开,而且,接受了欧美最新的文、史、哲的思想学术训练,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1917年初,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于《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吹响了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号角,他也俨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新星。这一年的6月,他离开美国,取道温哥华途径日本回到上海,时为7月10日,陈独秀正打算专程到上海见他。9月,他即应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于是,胡适与梁启超会面的机会也就来了。

到北京的第二年,1918年11月,胡适动了要见梁启超的念头。此时的他正在研究墨子哲学,这是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他知道,梁启超也在研究墨子,且很有心得。他先请好友徐振飞(新六)致信梁启超,徐在11月7日^H小说给梁启超的信中说:

任公年丈总长:胡适之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兹有津门之行,颇拟造谭,敢晋一言,以当绍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72页)

为表示郑重其事,胡适在赴津前两日(11月20日),又专门写信致梁任公,表明拜访的意思:

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著,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绍介,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同上,872-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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