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慕司汤达（8）

《阿尔芒斯》中的奥利维尔最好地代表了他们批判的那个社会，此人患上的正是这种生存的痛苦，然而无论是吕西安-法布里斯还是于连，都未曾被这种病痛所传染，司汤达同样没有。但司汤达不论多么幽默，多么具有喜剧感，也永远不会成为所谓的“风趣者”。他最为欣赏的是（在他对罗西尼和莫扎特的评价中，我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一种必要的忧郁，为了创造出自己的幸福和世界的幸福，以此情感作为起跳和反应的起点。

“艺术最大的头号敌人就是人们用以发财致富的习性，”他写道，“（……）在我驱逐名单上列为第二号的敌人，就是随便和简单的思想。搞艺术的人必须得有些忧郁和不幸的气质。”

一个总是痛哭的人和一个成天欢笑的人同样不值得信任。司汤达既非前者又非后者，因为悲伤和快乐都揭示了同一种精神弱点，即与现实的分离，与人群的隔阂。拜伦对司汤达的评价大错特错，而司汤达则正确无误地领会了拜伦，他认为后者的傲慢与狂妄中缺少一种“人类真正的体验……他的傲慢、他的出身、他的荣誉，使他不能平等地看待他人。他的地位和疑虑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无法对其进行观察，他惯于放弃激烈的战斗而获取战利品。然而，一旦人们谈及他所了解的女人，他便冒出若干一针见血的细腻想法，因为他需要取悦于她们，并将其欺骗。他同情英国女人、日内瓦女人、讷沙泰勒女人，等等。拜伦爵士这位天才所缺少的就#小说是与同类人商讨、谈论的机遇”。

以下是司汤达的补充，说得一点不假：

我坚信，从希腊回来之后，他的才华增添了一半之多。在试图调停马弗罗考达托和科罗科托尼矛盾的过程中，他积累了一些有关人心的实用知识。这样一来，拜伦爵士也许上升到了真正的高度。

才华的首要条件便是与人进行深刻、广泛而持续的接触，是与自己的同辈“平起平坐”，必要时（甚至）要“取悦他们并将其欺骗”。而对社会，人们只需保持一段距离，但并不是孤独或不屑一顾。这是欢笑和忧愁建立在他人和我们自己之间距离，为我们带来快乐并引发我们伤悲的距离，也是由我们自己感兴趣和喜欢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