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慕司汤达（4）

如果有人认为，司汤达政治观点的表达只是偶然为之，与其创作活动毫无关联，可以像“爱情”、“文学”、“绘画”那样独立成篇，那就大错特错。是的，我知道，司汤达曾经两度写过一句名言（先是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后来又在《阿尔芒斯》里）：“凡是出现在一部文学作品中的政治观点，就跟音乐会上的一声枪响一样。”但具体说来，他的作品大获成功，对这句话所流露出来的担忧给予了否定。雅各宾派思想渗入到了他的美学理念和道德。若是把《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和《红与白》中的政治性抽离出去，那么，整座文学大厦便砰然坍塌。我们将无法理解法布里斯为什么奔赴滑铁卢，也无法理解他的其他举动；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于连-索黑尔变得不可理喻；所有行动的推动力将瞬间瓦解。《红与白》将只剩下50页，并与其他的部分割裂开来。如果说司汤达从未感觉到政治像“音乐会上的一声枪响”，那是因为他的世界政治观与其艺术品位，对人类性格的见解以及他自己的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其政治眼光尤其高远,因为在《拉辛与莎士#小说比亚》中，他一边把政治说成“一声枪响”，一边又说“对当时政治短暂而贪婪利益的影射”是可恶的，想以此来澄清自己的思想。1834年，他在《红与白》的空白处写道：

要警惕政客将热情的人掩盖，政客在50年之后会自动冷却，只是必须要等将来官司判定的时候带来好处的那些东西。

司汤达的政治不是眼前的政治，而是伟大作家永葆青春的政治，司汤达将其定义为“自由的轻骑兵；他们永远像火一样燃烧”。

八

司汤达是个最顽固坚持作家主张的作家。在短暂的53年中，他从未停止过写作和阅读，气定神闲时，他将自己练就成了具有个性语言和思想的大师。更奇特也更有意义的是，他并没有陷入文学的束缚而无法自拔，并没有认为他的功劳最高、最重要。恰恰相反，他对于政治的持续热情，可能促使他在一定的时代将政治放在人类活动的首位，尤其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1825年，他在给米奈的信中写下这段话：“一位天才今天年满17周岁，他将用政治演说……而不是哲学论著的形式……来为我们呈现出天才的必备条件，即崇高思想与深刻情感的糅合，我甚至认为如果莫里哀生在今日，他宁愿做议员而不愿做喜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