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情叫真挚（10）

雪峰认为，丁玲只有到了解放区才会有这样的进步与成绩，他对她这些年的道路和创作都是满意的，他以欣喜和赞赏的语气说：“作者跟着人民革命的发展，不仅作为一个参与实际工作的实践者，并且作为一个艺术家，在长期艰苦而曲折的斗争中，改造和生长，而带来前后这么大的距离。一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成为真正人民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需要在艺术上有他的标志。”这标志，就是后四篇延安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可以作为作者对于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作者自己的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

结尾，雪峰写了一句略带感情的话：“这只是到1941年为止的，此后有她的新的更大的发展，这里不谈了，且请读者和作者原谅我越分地写了这许多字，对作者也表示我的怀念罢。”

十分巧合的是，丁玲在延安时，美国女记者斯诺·海伦曾经问她：“你最怀念什么人？”丁玲回答：“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真是心心相印啊。

这篇文章与十几年前论述丁玲作品的那篇有明显不同：当年丁玲在上海文坛走红@时年轻气盛，雪峰重在挑毛病，煞风头，怕她翘尾巴；如今丁玲饱经坎坷心情平静，雪峰的文章则充满了鼓励与期望，像是一个严师，用欣赏和慈爱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多年不见的学生。

雪峰总结了丁玲的旧作，更期待着她的新作：你“工作了多年，生活了多年，斗争了（也被斗争了）多年”，现在应该“准备从事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的写作”，“这实在是我最关心的。你‘平静’是我所希望的，但在写作上引起‘野心’和燃烧起‘热情’则更为我所希望！”他认为，丁玲已经具备了向更高目标冲刺的能力。“我最关心的”，“更为我所希望的”，这些话深深激励着丁玲。

就在雪峰写信的这个月，丁玲和陈明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下到农村去了。在土改中，丁玲牢记着雪峰的忠告，开始酝酿写一部以土改为题材的“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为此，当时正在北平开展工作的周扬致电华北局，想要商调丁玲去北平主编报纸副刊，丁玲都没有同意，表示“愿意留在老根据地和农村”。1979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新出版，丁玲在前言中说，当时写作这本书时，腰疼得很厉害，但想到这本书是为了不辜负的希望和鼓励而写的，是要呈现给看的，就有了力量，就坚持伏在桌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现在我们知道，支撑她写下去的，除了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雪峰，她是要不负雪峰，她也是要呈现给雪峰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