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国家意识、文学叙事与学者参政（8）..

常理说来，如此遣词造句出现在政论文字中，几不可想象，从其内涵上看，当是科技说明文无疑，若是从其结构上看，又是一篇颇有文学审美价值的骈体散文。其措句之典雅，结构之全面，用语之含蓄，修辞之优美，有理有据，一问一答，篇末点题更洞见作者古文功底。拙以为，这决非当时满腔激情一般性的政治话语所能践行。（右图为《新语》刊登的时评，有简陋修改过的痕迹）

像这样以文学叙事伦理来实现政治话语的篇章，在《新语》作者群中并不罕见。与《新月》、《观察》等刊物的时评作者群不同，《新语》的作者都不是专业的社会活动家与政治时评家，他们都没有政治学的专业背景，而且之前基本也没有时评的写作经验，他们都是一流的文学家与翻译家，是特定时代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与责任心促使他们以满腔的热血为墨，并以“业余时评家”的姿态出现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的时评界的——这让他们的文字或多或少地缺乏了专业的政治学知识，也未必有强大的号召力。纵观这五十余篇时评所拥有的是书生气的文学性——但是恰恰是这一点，《新语》的时评作者群亦是当时最为杰出、有特点的时评作者队伍，因为这一特点并不是缺点，而是同时代其他时评恰恰不具备的文学叙事伦理。

三．政治、文学与知识分子

《新语》创刊休刊仅仅数月，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风云突变的几个月，也是大转折的几个月。如果说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意识形态主潮的话，那么“革命压倒救亡”就是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的意识形态主潮。

这里所说的“革命压倒救亡”并非是革命取代了救亡。在这里，“革命”是一种代表党派之争，即谁的枪杆子硬，谁得民心谁便可以问鼎中原的“权威主义”，而“救亡”则是一种唤醒全民族意识，并且为“建国大业”而形成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两者的偏重点虽然都是关于政权的意义认同及其重构，但是前者侧重于一种内部权力场的解构，使得权力被重新分配，而后者则侧重于一种外部权力场的争夺，使得权力被重新获得。（左图为笔者与《新语》当时唯一健在时评作者黄宗江先生合影，宗江老已于2010年辞世）

从“救亡”到“革命”急转突变，非但周煦良不习惯，发出了自己被“遗弃掉”的怨词，而且一批知识分子都对中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尤其是一些费边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者始终认为，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国共两党正好可以如英美等国一样，及早实现多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