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国家意识、文学叙事与学者参政（9）..

周煦良的《战后英国政治瞻望》就是一篇表露出自己政治想法的论文（在1949年之后周煦良绝口不提自己当时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英国庞大的工商业“尾大不掉”，可以考虑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又不是慈善事业”，于是只好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间折中，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曾一度在“第三党”中流传，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而林子政的《刺刀与教育》则分析了战胜国如何对待其他弱国“革命运动”的关系，认同于战胜国的刺刀实际上是为了害怕别国的“革命”蔓延，而却打着“保护”的旗号——这对于当时的中苏关系、美日关系，无疑是有着现实性意义的。

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并对国家前途各抒己见，是《新语》的最大特点，除却寥寥几篇纯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几乎政治贯穿了该刊所有文章的主题。《新语》虽然存在时间极短，但是却有着值得深究的社会影响，笔者在这里权且抛砖引玉，留待诸方家赐教。

拙以为，《新语》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大概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当时的学者起到了一定的鼓动作用，为他们从“学者”向“知识分子”的转化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并且为学者参政探索了一条路径。

《新语》最大的特点就是学者云集，除却以文学学者为主体的作者群之外，还包括了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秉志，这对于当时的学者应该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传统的职业时评家与学者本身从属两个阵营，两者较少产生接触。

毕竟《新语》在当时的影响力已然无法考证，但是我们唯一可以知晓的是该刊是当时唯一一本由纯学者在特定时期创刊的时评刊物，虽然他们还拿出艺术、文学为遮羞布并将时评更名为“综合”，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从江湖走向庙堂的天然理想。

至少，《新语》为学者参政探索出了一条路径——虽然这是一次并不彻底的失败，我们并不能把该刊的停刊归结于学者们对于时局的失望，毕竟《新语》第三期还刊登了“涨价启事”，因为该刊面对当时飞涨的物价，已经快难以为继，甚至不得不靠增加广告（第一期一个广告，第四期四个广告）来平衡开支。

从学者向知识分子过渡，无法进入政坛核心，只好利用大众传媒，以及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形成公共性的观点，这是现代中国学者向知识分子变迁的范式。《新语》是这种范式的最好实现方式——自我话语、公共话语与政治话语的三重转换，从而实现知识分子迫切参政的理想，但是在的政体下，这其实是一种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