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遗失的美好”（11）

因此，民主党派中唯有“第三党”与现代中国相伴时间最长，也只有它有更为充裕的时间干预中国现代文学的体制——但是，民主党派鲜有与现代文学体制发生关系，因为相比之下，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随着国共两党的高度对立，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民主党派也发现了只有政论、集会等参政形式才能实现党派的政治理想。而且那时新文学的体制基本上已经定型。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絜茜》月刊与“第三党”的关系很容易被后来者忽略，以至于对于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现代文学中除了红色、左翼的期刊，其余刊物基本上都是反动、右翼的。

文学在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中的意义不言而喻，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便是以文学革命为起因的新文化运动。因而笔者认为，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的民主党派尽管并没有如国共两党一般，过多地干预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过程，但两者关系的研究价值仍不容忽视。尤其是对《絜茜》月刊的重读，实际上等于重新认识中国大陆民主党派（除国共之外其他政治力量）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从本质上看都是中国社会政治实现现代化的力量。但是具体来讲，一国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并非单纯只依靠一两个政治领袖或是政党去实现的，而是要依靠其他政党、社团、组织甚至起着转折意义的个人的共同奋斗。

《絜茜》月刊说明了民主党派也曾意图依靠文学来改变中国的现实，从邓演达介绍张资平加入“第三党”并任命其为中央宣传委员，直至《絜茜》两次创刊，我们都可以看做是“第三党”这个势力微弱的政党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颇为不得已的文学实践尝试，再从张资平日后“脱党”并把刊物扔给丁嘉树自己“拍屁股走人”的史实来看，他绝非是主动靠近“第三党”并尊崇其信仰的，而是邓演达在特殊时机的“政治利用”——张资平优柔寡断的人格与软弱贪生的本性决定了他在历次政治斗争中都处于进退失据的一面，最终落下一个汉奸的名声。

其次，《絜茜》月刊提供了现代文学中“底层叙事”的多重实现方式。

“底层叙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宏大命题与重要概念，一直贯穿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形成的始终。一般来说，现代文学的底层叙事有两条大的脉络：一条是以鲁迅、许钦文、叶绍钧再到萧军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主要描写近代中国农民在战争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问题；另一条则是以郁达夫、蒋光慈与成仿吾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城市文学，主要描写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城市中产业工人与小知识分子在外来资本、官僚资本与禁锢的高压政治下，如何面对理想破灭、贫富分化的现实生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