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月十九日之中苏交涉日记（27）

余先告以设立银行，应照中国法律注册，希望将银行章程及恢复营业之办法送来，以便转报财政部，兼代表云：“该行在中国境内设立分行，早于1927年向我财政部立案许可。此项许可，并未撤消。在满州境内分行之停业，出于被迫。想中国政府对于该行复业，不应有任何问题。”我答以当将此项细情向财政部陈明，仍望将何时复业，及总行由哈移长，与设立分行地点各情，早日送来，以便转报重庆。

渠允照办。并述希望不致妨碍其业务之开始。我告以不必担忧，当尽力帮忙。

余询斯拉德〈特〉阔夫斯基有无事谈，渠云彼深以苏联银行家，与中国银行家见面，有此愉快之谈话为忻幸。

拟〈复〉询问昨日所谈粮食公司，请求自办航运事，可否今日予以答复？

余告以已电交通部，一俟复到，即予答复。下午4时半，蒋经国兄约余到外交特派员公署，告我顷接熊天翼行营主任由飞机迟到之亲笔手启：一、行营奉命移驻山海关，其所有人员，除留为军事代表团者外，一律空运回平转山海关。

二、留一军事代表团，随同苏军总司部进止，以保持联系。三、以董副参谋长彦平为军事代表团团长，胡世杰为团员。

其他人员由董副参谋长与张、蒋两先生商定之。当夜10时，董副参谋长约晤巴佛洛夫斯基中将通告撤退日期。

蒋经国先生出示蒋委员长另有亲笔信。大意谓：“东北行营决定撤退。一二日后，看其反应如何？如尚有转圜之望，则我可表示并不欲在东北建树武力，亦并不欲与任何人启衅。地方政治机构可用民选制度。经济可与苏方合作。行营撤退日期，已由外交部正式通知苏大使。”推蒋委员长用意，撤退行营，是一种反攻苏方阻碍接收、暗助八路军策略，且试探其真实态度。

同时，吾方准备在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予苏方以定心丸，祛除其对于国府之猜疑。

在此轮廓之中，吾外交当局，如能灵活运用，未始不可有一转机。且看今后之发展如何？

唯熊主任在重庆参与此撤退之决定，不免因苏方更易长春市长、公安局长，及长春聚集部队谣言，引起行营人员(色色恐慌，为其中一部分之理由。

余始终以为苏方有一图样在胸中：在长春或沈阳，纵容八路军肆〈示〉威，皆属一时手段，决不至任部队监禁中央人员，负破坏中苏协定之恶名，亦决不因行营撤退而变更其原定计划。

若照蒋委员长指示意见，开诚与苏方说明，或较撤退行营为更有效。蒋委员长指示三点，军事与经济两点，余11月11日致蒋委员长〈函〉中，已曾提及此意。

董副参谋长以行营撤退通知巴佛洛夫斯基中将后，渠之反应，异常镇静。

渠通告尚存敌俘数目，及我空运部队到长春后，俟11月24日以后，再进入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