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侵略阴影下的新北大(1931-1937)（12）

二十四年除夕

这个「敬爱你的一个学生」和「将来杀你的人」真是相映成趣。另外一封信署名「学生友仁」，自称是「学数理的青年」。他因为那次大会中「所受刺激太深，晚上回来总睡不好」，所以在一星期之后(1936年1月7日)写了一封长信给^H小说胡适。原信太长，这里只能摘引最有关的一段。他是这样说的：

近因时局转变，我们有第一次的议决案——罢课三天表示点真正民意——我当然极端赞成。第二次的无限期罢课议案发表出来，我们有几位同学负责向学生会建议，告诉他们对于这样大的难题，应当召开全体大会，让大家有充分讨论的机会，然后举行全体总投票(因大会总有不到者)。不料我们所得着的答复：「不识时务，胆大妄为。」闷了二十多天……那天召开谈话会，我当然是赞成复课的一员。不过看到少数藏在群众中做那种不露面的流氓(实在无以名之)，用极卑鄙的手段威吓别人，而有些同学也就被吓唬住了，不敢举手。正在气愤时，刚好听到胡先生的「懦夫」二字，使我猛然想起在中学里的一段故事：有一次我们的英文先生(她是一位英国传教师)要一个学生念一段文章，等了五六分钟之久，她亲自下去问他的结果：「我念不好，怕别人冷笑。」她于是上去写了一个大字“coward”。以后每次上堂头一句要大家一起念：“Iamnotacoward”。那时我在班中最小(约十三岁)，没有想到这几个字是做人一个根本原则。现在北平各大学的情形，关键全在这些coward的身上。我不懂受了十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以上的教育的青年，对于「应做什么？」「能做什么？」这两句话还不能肯定答复自己。

在全信的结尾，他虔敬地说：

胡先生，你的几十年来的特立独行的精神，我很愿意尽力取得！(《日记》1936年1月7日条之后)

这是一个奉胡适为楷模的学生。也和胡适一样，他爱国而不陷于激情，愤慨而仍能大致保持清醒和平静。这封信更是稀有的史料，不但具体地指出了北大少数学生代表如何不尊重多数同学的意见，如何横蛮地把持着所谓「学生会」，而且还揭发了那次全体大会举手投票时台下学生的活动实况——这是胡适在台上绝对察觉不到的。原来那天举手的人数仅有一百人上下，是因为少数「藏在群众中……的流氓」用种种「极卑鄙的手段」把本想举手的学生们威胁住了。这封信完全证实了上引萧公权先生的观察：「用有组织的少数去控制无组织的多数，只需要屈指可数的几个『活动分子』便行了。」根据这些第一手的证词，我们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即使在1930年代中国民族激情最高昂之际，胡适对于青年学生的影响力也没有完全丧失。然而这一点点个人的力量最后终于敌不过那些有组织、有计划的暗中活动。关于这一段经历，胡适在晚年追忆起来犹有余痛。1960年12月11日他在覆张佛泉的信中说：

谢谢你十二月九日的信。你记得「一二．九」的学潮吗？自吹那是他们主动的革命运动。那年(1935)傅孟真兄与我从十一月十九日起努力鼓励宋哲元诸人抗拒日本和汉奸的华北自治运动。我们作了整二十天的努力，还是为了想避免青年学生的牺牲。「一二．九」以后，我们的努力大受打击，加上在君(按：丁文江)病危也还是十二月九日！一切电报——长沙、南京、上海——都打到我家。(回想那几天的情形，真不好过。)*痢*

最后，我还要引一段他的话，说明他对青年人的态度的概括。1936年1月7日周作人有信给他，安慰他在「一二．九」学潮中所受的打击，他第二天回信说：

你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我要抗议：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附在《日记》1936年1月8日条后)

这几句话恰好可以作为「侵略阴影下的新北大」的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