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也来自东方

它们也来自东方

展览叫《紫禁城》，最引起外国人兴趣的恐怕是“禁”字。我比较想知道从前的荣华富贵--参观凡尔赛宫可以于大殿与回廊之间嗅到，紫禁城千山万水运过来，空气可装不进货运柜，只能断章取义，在物件的投影里找寻。

物质生活往往更直接反映存在，追悼故人也说“音容宛在”，缥缈的余韵过于抽象，而且莫衷一是，政治上的危险性太大。面对一件龙袍，你只会赞叹手工的精细和配色的别出心裁，如果同时记挂民间的水深心热，那是因为想象力过于丰富--既然“力”来自“想象”，真实到极端也有个谱。开庭审犯，没有人证唯有靠物证，否则一切都是推理小说的桥段，罪名不能成立。

科学化到一个程度，有部电影译做《情如物证》。我虽然彻底是个唯物论者，也觉得把爱情放上天平委实有点过分。这是题外话。

还是正经欣赏我们的龙袍。“我们”，就像你和我都有份--所谓文化遗产，而且不是私有化的遗产，占有欲暂时放假，却仍然挤着身企图沾一点不着边际的光。没有机会穿的大袍大甲罩着的热闹并不寂寞，任何龙的传人都觉得有资格钻进去捉迷藏。红须绿眼的汉学专家视觉上总矮了一截，声音再@大也不及黄皮肤站在祖宗遗物前的气势，不开口也给人一言九鼎的威严。如果神情可以归纳为简单的代表，那肯定是“骄傲”。没有理由的，也不需要理由。

精神是历史，物件就是地理。就算两科都不及格，凭着祖荫也可以升班。庞比度中心同时期可巧有个展览叫《面对历史》，小宫殿这盘紫禁城杂碎，勉强可以称《面对地理》。

又冷落了龙袍。你别说，外国人眼中的龙袍比不上盔甲神气，展览的海报和特刊封面，印的都是乾隆王阅兵的外壳。万字花纹布料上规则地排满金亮的小圆钉，灯光过分完美，倒给人假的感觉，我马上想起舞台上跑龙套的御林军--连将军都不是。胸口的护心镜，正是“勇”的位置，没有方块字的助阵，呐喊顿失力量。

方块字飘洋过海后成为永远的谜，同时也是永远的谜底。《紫禁城》特刊不惜工本，三百多页居然包括六页附印中文的目录，教人动容。肃然像扎马，起敬却未必一定紧随奉上：不知道为什么，外国人复印中国画，十次少说有八次都犯上调转印的错误，左手托腮的美人改用右手当然不特别引人注目，但是方块字变成达文西式的天书倒影却真刺眼。特刊义无反顾继续这悠久的传统--大概蚯蚓的爬行轨迹没有意义可言，就随便由得它们自由活动。由疏漏造就的空间我老觉得应该好好利用，然而这次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便宜可以占。文化区域本来就是产生误会的理想地带。

有使命感的义士恐怕不齿我这种嬉皮笑脸，可是再认真又有什么用？改变不了的现象，唯有以无伤大雅自嘲，得啖笑起码有益健康。

听音乐据说也有益健康，展览特卖部有唱片卖，号称《紫禁城巴洛克音乐会》，作曲者TeodoricoPedrini，闻所未闻，基于好奇非听不可。封底有作曲家身穿中国朝服的肖像，左侧题“德理格”三个字。那当然是他名字的音译，或者藏着小小的文化误会：德理格是小名而不是姓，如此官式的画像不可能亲昵到带着打情骂俏的味道，当然是搞不清外国人姓氏跟尾压阵的习惯而犯的错。还是制版的时候把排在更左边的“柏狄尼”裁掉了？反正怎么说都有“文化盲”的况味。

这位德理格是意大利人，生于一六七一年，十八世纪初被罗马教皇遣往中国，康熙年间在朝廷以西方音乐洗涤皇上妃嫔和文武百官的耳朵，唱片收录了他仅存的奏鸣曲。题目标明巴洛克，听起来也是巴洛克。更有趣的是同时收录当时由西方人带回欧陆的“中国音乐”--这批透过外国感性演绎的工尺遗音包括《雁过声》、《山坡羊》、《得胜令》、《雪里梅》、《挂玉扣》和《黑麻绪》--不怎么有纹路的琮琮有种典型的中为洋用风情，醉人的是名字，再朴素都是荣华富贵。展览欠奉的空气，竟然锁在旋律里，悠悠扬扬准备进梦里作不速的访客了。

九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