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第56章 什么不是“中国梦”(4)

中国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知道风险，30年高速发展的经济，60年缺少金融危机的体验，让所有人都以为经济增长只是简单的线性增长，只是7%和10%之间的差别，因此完全没有对冲风险的意识。在政策上，没有预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应对乐观判断和严酷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如果将来有一天，1.8亿农民工之中有8000万被迫返乡，农村怎样适应，城市又该如何应对？如果春节期间北京空旷的道路、稀少的行人、冷清的商业令人印象深刻的话，经济萧条的景象也正是如此。人们没有经历过萧条，也不相信会有萧条，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萧条不存在，或者不会突然降临。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人留下的智慧，却被今人漠视。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

目前，美国以巨额财政补贴制造出一个世界性的超级低廉的粮食价格，这好像是罗马时代的再次轮回。

在美国粮价的压迫之下，中国农民的处境类似当年的意大利农民。农业连续10年的粮食大丰收，农民却普遍存在着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增产部分被成本上涨吃掉，而价格却被国际粮价死死压住。

在粮食的国际贸易中，其实也是小流量决定大存量的价格。美国出口的玉米、大豆、小麦占到了世界贸易总量的58%、43%和22%，完全具备控制世界粮价的能力。扭曲的国际粮食价格，导致了类似当年罗马帝国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基础被低粮价所瓦解，农业经济已濒临破产，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了遍及发展中国家各大城市的贫民窟现象。穷困潦倒的农民为出口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确保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廉价商品的供应。

中国历史上对粮食重要性的深刻理解，使得中国没有步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破产的后尘，而是通过取消农业税、加强农业补贴等多种手段，勉力维持着农业经济。但种粮不挣钱已成为一种共识，土地流转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罗马贵族们大量兼并土地后，对提高粮食产量没有丝毫兴趣，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罗马刻意压低了粮食价格，农民种地不挣钱，兼并土地后同样很难盈利。贵族们对农业的关注程度，甚至不如共和时代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田主，他们住在罗马或其他城市，甚至很少光顾自己的农庄。对他们而言，最省心的方式就是把土地租给佃户，坐收田租。至于兴修水利、改良土质、优选良种这些杂事最好没有，投资土地就像投资房产，保值是主要目的，省心为最大原则，花钱去精耕细作并非他们的特长，更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普通佃户们既不会为别人的土地投入改良的资金，也缺乏投资的能力，他们从前为自己种地，现在却为别人种地，责任心和劳动热情也大不如前。罗马帝国在土地大规模兼并后，粮食产出的下降实属必然。

中国的土地流转，其自然结果必然是土地的集中，而且最终是向资本密集的方向集中。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资本会追逐粮食的利润吗？或者说，将土地投入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利润，足以超过其他用途吗？

在粮价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只有傻子才会继续生产粮食。中国资本型的豪强大户，极有可能像当年的罗马贵族一样，人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土地田产遍及全国。他们即使是继续从事粮食生产，也会把土地租给种田能手们去打理，而种田能手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将土地转让给他们而甘当佃户，还是因为资本的诱惑无人能够抗拒。种田能手们以前为自己种地，现在为别人生产，同时还要上缴田租，他们的劳动热情是会提高呢，还是会降低？

资本型的豪强大户投资土地更主要的目的是追逐地产升值，而非看中了粮食生产的利润，他们既不关心土壤改良，也不在意精耕细作，兴建水利改善灌溉之类的支出则是越少越好。种田大户们当然更不愿拿自己的钱去贴补别人的土地，一切都用已有的基础设施，他们或许能够大幅提高人均收益，却会牺牲单位土地的产出量，正如美国农民收入更高而单产较低一样。结果很明显，土地流转所形成的土地集中，并不一定能带来粮食总产出的增加，效果可能正相反，土地越集中，粮食总产出就越没有保证。

在中国历史上，农业效率的目标与美国迥然不同，中国农业所追求的是单位土地的最大产出量，即土地生产率；而美国追求的是单位人口的最大产出量，即劳动生产率，这是由中国耕地仅占世界的7%，但却必须养活世界22%的人口的残酷现实所决定。中国农民可以在狭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劳动力不厌其烦地精耕细作，美国农民则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等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放在首位，这些投入被庞大的人均占有农田均摊之后，成本变得相对便宜。而在中国人均土地少得可怜的情况下，这种投入就变得无法承受。

问题是，中国是否准备改变农业效率的目标？如果追求人均最大产出，那么中国就必须准备接受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的后果，谁来养活中国的预言很可能就会成为现实。国际粮食市场风云变幻，世界地缘政治云诡波谲，假如有一天中日之间在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不必派一兵一卒，只须宣布停止对中国出口粮食即可，而中国所面临的潜在地缘冲突远不止钓鱼岛问题。

粮食安全不仅是经济效益的问题，更是国运兴亡的问题！

罗杰斯在长期看好农业的理由中，有一点说到了农业的要害，那就是全世界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远比城市更为严重。

美国农业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58岁，欧洲60岁，日本62岁，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同样喜欢城市生活，而讨厌农场的枯燥乏味。发展中国家在美国低粮价的压迫之下，早已是农业经济破败，青壮年劳动力严重流失，“末代农民”绝非中国的特有现象。设想10年之后，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已是70岁高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早就人去地荒，而那时的世界人口将高达80亿，净增加整整10亿！严重老龄化的农业劳动力，将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率的下降，而人口却在持续大幅增加，粮食总产出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必会日益激化，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不应妄想未来10年后，14亿中国人能靠进口粮食过日子！

正因如此，中国农业单位土地产出量的重要性，仍然要远超单位人均产出量，中国农业效率的目标不能改变。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土地流转政策必须规划出未来10年的明确范围，不能片面追求规模上的大农业和土地上的高集中。资本性的豪强大户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间接投资农业，但必须控制直接占有土地的规模，18亿亩耕地的红线只能死守。

这意味着农民将为粮食安全作出巨大牺牲，而这种牺牲必须得到超额奖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更大力度的补偿。其实，农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可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经济转型的实现，缓解财富分裂的程度。8亿农民每人增加1000元的收入，意味着8亿件衬衫、8亿双鞋或8亿部手机的新增商品购买力，他们的总消费规模将远远超过8000个亿万富豪对经济的贡献。特别是在8亿农民加大消费的同时，还将引发规模效应，刺激出新的社会分工和新的就业机会。

“生产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假命题，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财富过剩的问题，只有贫富分化造成的绝大部分人口无力消费的现象。如果8亿农民获得了超额奖励，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出口导向的财富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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