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国共合作（二）
（以下内容为国共和谈的曲折过程，没兴趣的也可跳过不看。）
热河、长城抗战后，蒋介石对日态度渐趋强硬，致电何应钦：“今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又让驻日大使蒋作宾转告日本政府：如果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
1933年4月11日，国民党五全大会开幕。在会上，蒋介石作对外关系的报告，他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同时表示，如果日本的进攻使和平完全绝望，“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大部分部长为亲英美派所担任，亲日派多被排除。不久。蒋介石对“五大”所确定的外交方针又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于是，蒋介石一面准备寻拢**，一面试图寻求苏联在军事上的支持。
4月13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南京政府行政院剧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秘密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缔结中苏两**事互助条约的问题。鲍格莫洛夫显然没有想到孔样熙会提出这样一种建议。两国是1929年断绝双边关系的。自1932年底两国复交以来，南京政府就一直在同苏联谈判互不侵犯条约问题和贸易协定问题。由于蒋介石力图通过互不侵犯条约来约束苏联同**的关系，阻止苏联插手外蒙古和新疆的事务，而苏联始终怀疑南京政府极力对日妥协意在鼓励日本北进，只是拿对苏交涉作为压迫日本让步的一种筹码，因此双方一直末就互不浸犯等谈判达成谅解。想不到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尚未得出结果、孔样熙竟然又提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来，这自然让鲍大使感到惊异。
当晚，孔祥熙再度不打招呼径直来到苏联大使馆，告知鲍格莫洛夫说，明晚蒋介石希望能够在孔的宅邸与大使单独会晤。
这次会晤十分秘密，除了蒋、鲍外，只有孔祥熙一人在场兼作翻译。
鲍大使首先向蒋说明了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愿意根本改善两国关系，但仍主张通过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浸犯条约来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回答：“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定将改善中苏关系，因为如果两国都受到威胁，那威胁来源是共同的。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性的，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
鲍问：“您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协定？”
蒋答：“我国与苏联之间应该有一个非表面性的协定。实际上我们希望在下列两个问题上得到苏联政府的回答：第一，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我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不是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而是以中**队总司令的身份来提出这一协定的。第二，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我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什么样的想法。”
鲍格莫洛夫很清楚蒋介石以中**队总司令的身份暗示的这个“非表面性”的协定是什么，但他很怀疑仍在对日妥协的蒋介石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因此，她没有回答蒋介石的话，反而问道：“是否有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和缔结反苏军事同盟的事情？”
蒋介石答道：“日本政府并没有正式提出这些要求，只是非正式地提出了第一个要求，至于第二个要求，问题是笼统提出的没有指明苏联。只是要求结成反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同盟。”
鲍强调：“您能够了解，我所感兴趣的不是泛指的布尔什维克，而是苏联。”
孔祥熙插话：“应该认为，从日本的观点看，这样提出问题是包括苏联在内的。”
鲍大使接着问：“那么，如果日本政府一味要求中国政府缔结反苏军事同盟，中国政府将持什么立场？”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表示：“中国政府绝不会同意这样的建议！”
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来向苏联提出这样的要求，清楚地显示出长城抗战给了蒋介石强烈的刺激，南京政府的对苏政策因此有了重要的变动，它异常迫切地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
蒋介石此举引起了莫斯科的重视。苏联政府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对各方面的情报作了反复研究，尔后作出了比较积极的反应。苏联外交部向鲍格莫洛夫发出秘密指示，明确答复；“苏联政府不反对（缔结军事互助）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详情待函告。请将上述内容告诉蒋介石。”
12月19日，蒋介石在孔祥熙陪同下与鲍格莫洛夫共进早餐时得知上述消息，十分高兴，当即表示了对苏联政府的感谢。并且急切地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得知苏联政府对于这一谈判购详细复文？”
在谈话当中，蒋介石似乎是顺便问起鲍格莫洛夫近日与国民党中委陈立夫以及南京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见面的情况。他特别问道：“邓文仪是否向你讲起了希望会见加伦将军（即现在苏联远东方面军的司令员布柳赫尔元帅）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协助安排这一会晤。”
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两天之后，邓文仪便受命赶回了莫斯科。邓文仪原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几个月前任驻苏武官、他是3月上旬回国述职的。他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发言摘要。蒋介石在这份摘要里读出了这样的新消息：**愿意同国内各个党派团体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蒋介石虽然对“反蒋”之类的字眼感到气愤，但他分明发现，**也要改变政策了。
邓文仪赶回莫斯科前，蒋介石在官邸召见了邓文仪。蒋单刀直人地说：“你马上再回莫斯科，去见王明，问一问政治解决他们的可能性。”
邓文仪告辞时，又被蒋介石叫住了。邓文仪垂手而立，等待训示。蒋介石背着手踱了一会儿，沉吟般地说：“日本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现在要抗日，非首先集中80个师不可、否则必受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如今，这80个师却被红军牵制住了。你去告诉王明，国共军队停战之日，即为中国与日本宣战之时。合作的前提是统一指挥。如他们能取得苏联的援助，一切都好说。”
邓文仪刚走几天，蒋介石又特派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组织部长陈立夫和中执委委员、蒋的亲信张冲一起秘密出使苏联。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张冲化名“江帆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身份为掩护，秘密登上一艘德国邮船，计划先到法国马赛，然后乘火车抵达德国首都柏林，在这里住下，伺机再往莫斯科，商讨军事同盟问题。
此时的蒋介石对可能同苏联建立军事互助同盟的前景其实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他竟然能够说动苏联与之联手对日，忧的是中苏结盟苏联会不会继续暗中支持**。因此，他刚一得到苏联同意讨论军事互助条约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提醒苏方，苏联政府必须遵守当年在《孙文越飞宣言》中所承诺的内容，不能支持中国**及中国的苏维埃运动。
**毕竟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他从清共、讨共到剿共。他中落骂名也不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就是为了彻底清除这个“心腹之患”吗？怎奈“数年剿共，末竟全功”！如今被迫联苏抗日，并不等于他准备把**问题搁置一边。恰恰相反，自决定联苏之日起，他就在寻找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途径。除了要求苏联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支持中国**以外，他这时已经明确提出了“政治解决共党问题”的设想，希望通过政治的方法，佼中国**彻底放弃武装对抗的政策，服从南京政府。
蒋介石听了鲍格莫洛夫一再表示“苏联拥护中国的政治团结”。“欢迎中国得到统一”后，他对苏联支持他政治解决**问题有了更多的幻想。当鲍大使告诉他不久即可收到莫斯科有关谈判的具体指令之后，他当即表示“准备同意**合法化”。并且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命令陈立夫迅速准备秘密绕道欧洲。一面就近指导邓文仪与王明谈判，一面准备在邓、王谈判取得接近之后，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接洽讨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在蒋介石看来，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商谈军事同盟间题，自然是建立在它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图统一政府的基础上的；既然苏联赞同由南京来实现中国的统一，那么它出面说服**服从南京政府的统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问题应当可以在莫斯科迎刃而解。
不过蒋介石还是多留了一个心眼儿。他这时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由邓文仪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谈判，在达到预期目标后，第二步再由陈立夫出面与苏联政府秘密商洽军事互助问题。后者须视前者的结果为转移。
再说驻苏武官邓文仪重新返回莫斯科，末及洗去征尘，即俯案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他们转达王明，要求会面。
国共双方反目成仇已近十年，邓文仪采取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求见王明，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邓不肯放弃努力，随即找到了胡秋原，请胡代为说项。胡秋原是十九路军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这个组织也在倡导抗日联蒋，与**的主张相符，同时，十九路军的将领原来都是蒋介石的部下，因此，胡秋原也就具有了当“红娘”的资格。王明同意与邓文仪见面，但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谈。谈话时间定在晚上，地点是胡秋原家里。
当年轻潇洒的**代表潘汉年出现在胡秋原的寓所，邓文仪早在那里等候了。略一寒暄，潘汉年单刀直入：“我受王明同志委托来谈国共联合抗日救国问题，请问先生是私人资格或正式代表南京当局？”
邓文仪也不兜圈子，如实答道：“我这次来莫斯科，是受蒋先生之嘱，来找王明先生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我们曾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的关系，用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又想到江西直接去找红军谈判，但怕事先毫无联系。进不去，只好作罢。王明先生的演讲和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蒋先生已经读过。可以说，联合中国**的事情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潘汉年问：“在全国同胞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贵党和南京政府有什么明确的表示？”
邓文仪说：“蒋先生已在高级干部会上提出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得到一致拥护，联合抗日的原则已经定了下来。如今，国内只有我们和你们两个力量，如像十年前那样的合作，肯定有办法。蒋先生说，双方停战之日，便是对日宣战之时。所以，早日谈妥就能早日抗日。”
“合作条件如何？”
“统一指挥。努力取得苏联的援助。”
潘汉年眸子里的亮光暗了下去。统一指挥，虽无主语，但绝对不是**指挥国民党。**如今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无论如何也不会立即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
邓文仪与王明进行了四次晤谈。邓文仪的态度很积极，他除了代表蒋介石提出在中国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条件以外，突出强调了国共两党合作和联苏抗日的愿望。王明表示反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统一方式，坚持双方平等合作共同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不过仍旧表示愿意进一步谈判。他同时提出，由于**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因此，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对此，邓文仪当即表示赞成。
邓文仪明确告诉王明，他已经收到蒋介石的来电，同意他和**代表一同返回南京进行谈判。根据双方当天商定的办法，决定**代表团以潘汉年为代表，由邓文仪随同，从莫斯科动身前往海参崴，然后乘船经上海去南京进行谈判。
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邓文仪突然求见王明。说蒋介石来电要他取消同**代表团去南京谈判的计划，马上改去柏林见“李融清”，准备参加李融清所进行的谈判。据邓文仪声称，李融清不仅负责与苏联的谈判，而且还要直接参加与莫斯科的**代表的谈判。而蒋介石也明确要求必须首先在莫斯科与**代表达成协议，再拿着协议到国内苏区去签字。
邓文仪没有告诉王明究竟谁是这个神秘的“李融清”。不过、事实上他也没有能够在柏林见到这个“李融清”，更不要说去参加由这个“李融清”在柏林主持的对苏谈判了。邓文仪当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就急匆匆赶往德国柏林。“等候会见我国派赴欧洲的高级代表，会商重要外交问题”，可是一连几天也未见到这位高级代表。在柏林会同南京驻欧洲各国武官开了五天会之后，他才又接通知说他可以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见这位代表，“但在布达佩斯住了三天之后，仍未得到消息，第四天我在一家书画店买画，刚巧遇上陈立夫先生也在那里买画”。
陈立夫说，蒋介石这时也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说，赴苏时机尚未成熟，让他离开柏林到欧洲其他国家去走走。于是，他带上张冲，两个人开始了颇为惺意的欧洲旅游。只是数日后得知邓文仪到了柏林，他才通知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通知邓到布达佩斯见了一面。至于所谈，已与中苏谈判和国共谈判没有太多关系了。
蒋介石为什么突然决定中断谈判呢？这是蒋介石5月2日与鲍格莫洛夫谈话的结果。
这一天，蒋介石再次在孔祥熙的宅邸会见鲍格莫洛夫，听取鲍大使转述莫斯科复文的主要内容。但是，在鲍大使花了将近20分钟说明莫斯科复文内容之后，他敏感地注意到蒋介石的反应相当冷淡。
这次会见总共进行了两个小时，除了鲍大使占用的不足10分钟以外，其他大部分时间几乎都被蒋介石占用了。蒋介石反复强调着一个话题：苏联必须劝告**服从南京政府。
鲍格莫洛夫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阁下讲话中所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
眼看无法说服鲍格莫洛夫，蒋介石转过脸去同孔祥熙商量一下，然后对鲍说：“我认为可以依据这样的原则同中国**达成协议，即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
鲍格莫洛夫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中国红军谈判这是您的内政。”
鲍格莫洛夫的这种态度，加剧了蒋介石对苏联与**关系的恐惧，他恍然发现他此前对苏联态度的估计可能完全错了。
几乎就在一天以前、蒋介石还相信与莫斯科**代表的谈判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同意将谈判移到南京来举行。而与鲍格莫洛夫谈话后，蒋介石清楚地意识到，苏联其实丝毫没有压迫**向南京输诚的意思。这意味着，苏联并不准备为了同南京结盟而放弃它昔日的盟友。这种前景对于蒋介石宋说无论如何是可怕的。一旦同苏联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当日本对西北发动进攻、苏联军队根据条约出兵中国助战之际，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帮助那里的红军呢？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会谈的当天晚上就改变了主意，决定停止对苏谈判。
蒋介石要鲍大使把他的强硬态度转告莫斯科，并期待着苏联方面回心转意。莫斯科随后给鲍格莫洛夫的指示甚至更强硬，它明确表示：苏联政府不仅不能承担劝说**服从南京政府的责任，而且不能接受以《孙文越飞宣言》为中苏关系的基础的建议。因为“这样做会对英勇的中国**和中国红军背后捅上一刀、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这样一来，陈立夫赴苏谈判就更无指望了，邓文仪的使命也糊里糊涂地终结了。
蒋介石深知，打苏联这张牌，将会得罪英、美等国，再加上苏联此时从自己民族利益出发，也不愿公开得罪日本，这又使蒋疑虑重重。于是，蒋介石经过慎重考虑后，便决定取消陈立夫的莫斯科之行，指示陈立夫、张冲回国。
5月9日晚，身处前线的**、彭德怀致电洛甫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职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保存至今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
随后，**、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又发表对哥老会的宣言：“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正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国共关系这个问题了。
潘汉年接王明指示后，在南京见过陈立夫，直接了解了国民党的基本条件后，抵达**中央所在地赣州。上午，潘汉年向**中央口头传达了王明来信的内容。
同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国共关系。会上，**作了报告，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又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尽管**等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的来信迅速作出了反应。但还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书记处电示**中央书记处，批评**中央在此之前的“抗日反蒋”方针。主张提出“民主共和”的口号。面对这份电示，**是否有点哭笑不得呢？
其实早在四个月前，他已在电文中提出过不再用“抗日反蒋”的口号。前一天，他一口气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将领写了六封信，希冀各方面合力形成统一战线。晚上，又致信北方局负责人**，要刘一有机会即做傅作义、阎锡山、商震等人的工作。要这些地方派高级将领“千万注意”各自的军队在统──战线中的地位。再前─天，他还给杨虎城写了倍，策划成立联合战线。为了能尽快实现抗日，为了能使**和红军能有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倾尽了智慧。这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比**更会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吗？你们在遥远的莫斯科向中国眺望，到底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人，还应该讲一些交往艺术和说话分寸。**决定以**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作一次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语言出现在以**中央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里。指示称：“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即便是一次“认错”。其强烈的个性十里之外仍可以嗅到。联蒋抗日时机尚未成熟，反蒋抗日已不适应当前的形势。那就用个“逼”字吧。“逼”字很好。能体现主次，能使自己占据主动，同时又能利用各种矛盾不致使自己失去那些根本不愿和蒋联合的可能的朋友。
**中央随即起草了《中国**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责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此前已决定以潘汉年为先锋、周恩来为主将前去和国民党方面谈判。5月下旬，**中央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让周恩来带去谈判用。
且看看发生在南京城里，与**的心愿相吻合的一件大事吧：
宋庆龄、何香凝早拟了一份旨在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致抗日的建议书，拿出去征求附议签名。两天里，十几个领袖级人物在建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其中有冯玉祥和孙科。这样大的动静，不可能不惊动蒋介石。这份建议书如果传到各路诸侯那里，后果将不堪设想。蒋介石想来想去，决定给这些人一个说法。如果将他们都召集在一起，不是太嫌自己的胆怯了？最好能找一个人来独对。对！这么办最好。和他们交个底，让他们去**那里当说客，一举两得。
可是，找谁来独对呢？有这种资格的，只有宋、何、冯、孙四个人。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何香凝是廖仲恺的遗孀。辈高位尊，不是好相与的角色，弄不好就会被她们当作逆种来训斥。找孙科独对？别逗了！虽说已经共和了，虽说蒋介石屁股下面坐的也不是偷来的江山，虽说他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整治过孙科，但他一想到和孙科单独坐在小客厅里促膝谈心，这心里就有点发毛。在儒家典籍里浸泡几十年，对曾文正公心仪几十年的蒋介石，脑袋里装的不仅仅是文稻武略，还有三纲五常的规矩。如果中国还在搞世袭，孙科就是名正言顺的皇上！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这个冯玉祥。把兄弟加败军之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让我们用最简略的白描录下这场对话吧。
冯：联共问题怎么办？
蒋(手抚茶杯)：同**妥协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去年年底已开始找他们了。
冯(面露诧异)：哦？这么说，你真的要实行三大政策了？
蒋(眉梢微挑)：先总理的遗训，我怎敢不从。都吵我不抗日，谁能来体谅我的难处？和共党妥协，有问题不好解决呀！
冯：人的问题？
蒋：这不是问题，从前大家一桌吃饭，一个屋子开会，后来才成冤家，现在再合一起，有什么不可以？
冯：是这个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党的问题？
蒋：这更好办。实行宪政，各党各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例外。
冯：哪还有什么问题？
蒋(猛地一蹲茶杯)：军队(白了马玉详一眼)，谁能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他们连改编都不答应，抗什么日！
冯(叹了一口气)：是难。你准备怎么办？
蒋(眼露亮光)：你能不能想法让他们服从呢？
冯：试一试吧。
蒋：我看还是把他们送到外蒙吧！
签名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致函冯玉洋和孙科，鼓动冯、孙二人扯旗抗日。
**最先想到给冯玉样写信。冯玉祥如真的登高一呼，而他从前的部将又有反响，整个中国的局面肯定为之改观。处在和日军对峙地位的，几乎都是冯的旧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现在西安的杨虎城，也曾是冯玉祥的积极追随者。冯玉祥若扯出反蒋抗日的大旗，他的这些旧部很可能会起兵响应。
写给孙科的信，就不好贸然评判了。孙科如今正在搞一部《五五宪法草案》，无兵权，又无深厚的政治资本。**却在给孙科的信中写道：“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先生。”这很可能是孙科一生所得到的最有意味也最值得珍视的一次恭维，因为它出自后来入主中国的**之手。**希望国民党内部爱国抗日力量聚合成气候，这一点很好理解。然而他为什么愿意推举孙科为国民党的反对派领袖呢？难道他也竟是看到了孙科的血管里流的是孙中山的血？
在这炎热的季节，上海《申报》忽然刊出了一条醒目的“寻人启事”，被寻者名叫“伍豪”，启事要求他务必在6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白区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恩来呢？
此人正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干将张冲。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是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时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颇受蒋介石和陈氏兄弟器重。
《申报》的“寻人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人在约定的时间昼夜等候。**中央经慎重考虑，几经曲折，终于在香港豪华的九龙酒店，化名“叔安”的潘汉年和假名“黄毅”的张冲见面了。“是他？”两人略一惊诧，旋即恢复常态，握手致意，心照不宣。对眼前的这位“叔安”，张冲是太了解了，这位“叔安”先是郭沫若、李一氓挂帅的“创造社的小伙计”；后又以**中央宣传部代表的身份筹备了著名的“左联”，被戏誉为“小开”；再担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专事情报、侦察及反谍工作。此后，他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几经生死存亡的激烈交锋，曾多次密谋抓捕他而始终未果。时下，他又和自己一样，摇身一变，同时受命互为谈判对手，这不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吗？这也许说明国共两党难以调和的政治立场是可以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他与自己不也随之转换了角色，变更了使命吗？
潘汉年和张冲这两位“江南才子”，虽然是国共两党的情报干将，但都有着很高的政治修养，属于务实的“识时务者”。
而后，双方一同乘船北上，在上海，在南京，他们又多次洽谈了合作事项，取得了一定的谅解。
**电告潘汉年，要潘邀张冲来赣州商决双方合作各种问题。第二天，蒋介石即作出反应，通过张冲表示欢迎周恩来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去杭州见他。
国共在杭州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贺衷寒。其间，张冲携带蒋介石的意见，也赶赴杭州加入会谈，并成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谈者。
一见张冲，周恩来就主动伸出了手：“欢迎，欢迎，我们终于见面了！久闻淮南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果然年轻有为。”
张冲面露羞愧，忙答：“不敢，不敢，淮南过去对恩来先生多有不恭，实在惭愧，还请多多包涵。”原来，张冲早年在上海滩炮制过“伍豪脱党启事”，以诬陷周恩来。之前又曾率特务按叛徒顾顺章的口供由南京赴上海搜捕周恩来，但一次次均告失败。
周恩来爽朗地笑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不是走到一起来了吗？还是向前看吧！”
“是的，是的，淮南将恪尽职守，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张冲这番话，既像是对周恩来说的，也像是对自己说的。
会谈起初较为顺利，**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二、在特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不难看出，**中央作出了重大的原则性让步。在这─电文中，我们再也嗅不出多少**的气息。这是审时度势后的选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是以全民族的生存为最高利益而对党的利益的高风亮节的割舍。本党的理想、信念固然重要，但不能不服从全民族的最高利益。**当时就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
据此，周恩来与顾祝同继续谈判，并陈述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意见。双方就**在适当时刻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分期释放在狱的**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关于红军的编制，周恩来明确要求：红军拟编4个路军（相当于集团军）、12个军、40个师，以**、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路军总指挥。上设一个总指挥部，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对于这一方案，顾祝同表示不同意。
蒋介石在给顾祝同的电示中强调：“八师兵已在十万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今央派充。”顾祝同接此电示，对**能接受这一条件深表怀疑。
等了二天，才派参谋赵启禄约叶剑英谈话，叶剑英听完后。当即表示：“且不说什么主义，你认为红军编八个师十万人合适吗？”赵启禄答道：“这是蒋先生的意思。”叶剑英与赵启禄有私交，开玩笑道：“黄埔时我和聂荣臻教过的学生如今有多少个军长师长？蒋校长未免太厚此薄彼了吧？”
6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上，孔祥熙作政治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张群作外交报告。宋庆龄从1927年7月以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她在演说中批评道：“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内战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团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跳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用包括**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此外，杨虎城、于学忠提出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议案，督促政府尽快停止内战。两广的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李宗仁等9人提出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保护爱国运动、解放群众及加强救国运动案。
会议虽没有制定明确的抗日方针，但在国内政策上确认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等原则，部分地接受了**和国民党抗日派的要求。但同时，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根绝赤祸决议案》称：“……**入加入本党后，竟食誓言，在本党掩护之下，初则对本党阴分壁垒，继则对本党多方分化……演成两湖之恐怖，构成宁汉之痛史，北伐大业，几致停顿。又复言创立红军，破坏本党干部，鼓动阶级斗争，夺取革命政权。”历数**的“罪行”后，提出彻底取消红军和苏维埃。
**中央在此严峻情况下，被迫再次让步。周恩来提出的、得到**中央认可的方针里增加了这样的内容：放弃**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但可以服从三民主义；取消**绝无可能，但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如果国民党改组为民族革命联盟，**可整个加入；军队改编人数可退至35万。
蒋介石笑了。在他看来，**一旦服从三民主义。政治障碍已基本消除。他命张冲带着新提议去西安和周恩来谈判。在这个提议中，蒋介石也作了一些让步，把改编人数加了一倍。8师变成了16个师。谈判中，周恩来提出红军最少改编30个师，上设─总指挥部。
张冲为了不无功而返，以蒋介石高级幕僚的身分，给周恩来透了这样的“机密”：“蒋先生一味压缩编别，并非轻视红军。只是怕其太壮大。我估计最多他只能答应编20个师20万人。”
周恩来道：“恐怕不行。淮南兄，现今主要障碍已经消除．多一两个师真的就碍了大局？此事最终要蒋先生定夺，不如就这么告一段落。”
**接到周恩来的报告电，眉头舒展了许多。蒋介石不再纠缠政治信仰问题。实在让他意外。在一切竞技场上，再没有比发现对手的致命弱点更值得庆祝了。军队？军队存在人民之中，只要时机成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党能取得合法性和独立性，其它问题都不复存在了。他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把改编人数调整至30万。
两日后，**再电周恩来，指出谈判的中心是取得合法地位。“把红军数目夸张太大，使对方恐惧，对于我们亦不利。”
**抓住了处理国共关系的纲。
周恩来与张冲就军队问题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30个师。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贸衷寒、张冲经过磋商，决定将取得一致的谈判结果形成文件。然后交蒋介石审核。
下午，这件文件像一个难产的婴儿躺在一张八仙桌上。
该喝喜酒了？是的，是该喝点酒了，但不是喜酒。老头子还没应允呢！这不是**一再让步，完全按蒋先生的旨意造出的孩子吗？他能不同意？别忘了，此一时彼一时！这酒还是叫解乏酒的好。
蒋介石再次食言，令贺衷寒修改协议再谈。贺衷寒当年是号称“黄埔”三杰中的一个，哪里不明白蒋先生的意思？两日后，他和顾祝同将修改得面目全非的协议草案推给周恩来。
周恩来拿着修改案拂袖而去。**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针对两星期来国民党方面的步步紧逼，提出“应改换姿势”向之进攻“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的政治立场。绝不能迁就”。要“申明西安已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中央再电周恩来并转张冲：“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慨”，前次“周提十五条，关于国民党方面，我们认为不满意。关于**方面，亦当须部分修正”。因此“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回延安开会。”
由此，谈判收效甚微，许多问题看来需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对方“申明杭州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于是，经双方多次秘密磋商，蒋介石电约道：“恩来兄22日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这就促成了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西子湖畔的直接谈判，史称“西湖会谈”。
此时为5月下旬，沪杭公路上这辆黑色轿车仍在急驶。轿车里坐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和潘汉年。
此前，周恩来接到蒋介石的秘密邀请，遂经潘汉年和张冲共同安排的路线，由张冲陪同从杭州抵达上海，下榻于那家著名的新亚饭店。
一别上海多年，周恩来触景生情，感慨良多。当年，他置身中央领导核心，在秘密状态下纵横沪上，“伍豪之剑”令敌胆寒。而今非昔比，又要与老对手在特殊的领域进行一场特殊的斗争。
5月的西湖，正以她“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的妩媚姿色吸引众多的游客。而位于湖滨的“澄庐”别墅，也悄悄地迎来了蒋介石夫妇。
周恩来和潘汉年的轿车抵达西湖。张冲安排他们下榻于昭庆寺旁的“柏庐”别墅里。
一切安排妥当后，张冲告知：“委员长的意思，明天上午就开始会谈，地点是烟霞洞。”
烟霞洞，坐落在西湖南边的烟霞岭上，此地洞幽林深，岚烟袅袅，是个僻静的地方。难怪当年胡适爱在此读书养性，瞿秋白要来这著书立说。张冲也可谓好眼力，选中这“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周岚翠遥接村”的好地方，作为秘密会谈的场所。
次日清晨，车抵烟霞岭下，周恩来和潘汉年脚踩石阶青苔，耳闻鸟鸣莺啼，如约准时登临烟霞洞。张冲趋步迎上，把他们引进洞旁烟霞寺内。
“哦，恩来、潘先生来了，很好，很好。”蒋介石面带微笑，与**代表一一握手，寒暄，又做着手势说，“恩来，为了早日完成抗日大业，请！”
入屋落座，蒋介石心绪颇佳，指着侍卫刚上的茶水说：“恩来，请先尝尝家乡的龙井茶虎跑水。”
周恩来啜口茶水，点头称好。放下茶杯，问道：“委员长有何指教？我们想听听。”
蒋介石也不推辞，显得很爽快：“**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全国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紧接着，话锋一转：“但你们要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我合作，永远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商量。”
凭着多年的了解，机敏的周恩来一下就洞悉了蒋的内心，明白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周恩来开门见山，直入主题：“我们拥护委员长的原则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立场上的，决不能容忍投降改编之诬蔑。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一定竭诚合作，决不谋取一党之私利。”
“好的，好的，这些小节己不成问题。即使没谈好，也坚决不会再打。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可参加嘛。行政区当然可以是整个的。不过，为了结各地方派有个交待，须由你们推举一个南京方面的人充当正的。15万人、15个师及指挥部都可以嘛。给养方面的问题，可告诉顾祝同解决。。”蒋介石很高兴。
但周恩来又严正申明：“我们承认委员长是全国抗日领袖，并不意味着我们丧失作为一个政党的独立性，如果说抗日是合作的基础，那独立则是我们的原则。”
“这个……再谈，再谈。”蒋介石敷衍道。
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周恩来和潘汉年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而蒋介石和张冲也步步为营，讨价还价。谈判进入了艰苦的拉锯之中。
接下来的几天，双方又易地再谈，几经交锋。**为民族大业计，又作了些让步；蒋介石也迫于全国抗日浪潮的高涨和为向各方有个交代，采纳周恩来的意见，提出要商量一个永久的合作办法。
周恩来问：“委员长有什么具体设想？”
蒋介石滑头地答：“我正在疗养身体，还没有具体办法，你回赣州先商量。”不过，他许诺说：“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你们！”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至此，国共有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取得了一定的谅解。蒋介石总结道：“过去合作的失败。双方都要检讨。这次合作─定要保证永久性，不能只计眼前。而且要计及将来：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纲领，一个是领袖。你们听了我的，将如何处置你们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关系重大。在以往**所提方案中，这─问题被回避掉了。蒋介石到底是蒋介石，一下子就问到了根本。周恩来没有贸然答复。
蒋介石发话了：“那你回去商量出办法了再来见我。”
周恩来当即向赣州请示。
**其他领袖一听是这个结果，异常兴奋。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只看到中国**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形式，要的是权力，这就很好对付。从策略上讲，完全可以满足蒋先生的权力欲。共产国际那里很好解释，因为它也同意国共合作的方针。因此。在他们看来，国共合作的成功即将分娩。周恩来电告蒋介石：“赣州方面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就在西湖会谈将要结束之时，潘汉年收到了共产国际发自莫斯科的一份急电（潘汉年又是共产国际代表）。
次日，周恩来和潘汉年给蒋介石带去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委员长，我们已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苏联内务部已查到蒋经国先生的下落，并批准他立即返回中国。”
蒋介石忽闻此讯，惊喜交加，动了真情。尽管蒋经国有“不孝”行为，但关山万里，父子分离，音讯全无，今朝终有团聚之日了。他感激地说：“恩来，你是**最有理智、也最有人情味的同志。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请你们先开一张名单过来，查实后分批释放。”见此情景，首倡此事的张冲站在一旁舒心地笑了。
7月中旬，蒋经国船抵上海，**、周恩来还派李克农会同张冲到上海见蒋经国，希望他以民主思想影响蒋介石。
蒋介石又嘱咐张冲：“淮南，你尽快编制一套密码，交恩来带回赣州，以便今后直接联络。”
蒋介石尚寄和平希望于西方各大国。他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差不多都讲得要掉眼泪了，美国人仍不为所动。再约德国大使陶德曼和法国大使齐雅会晤。陶德曼一屁股坐在日本的榻榻米上。齐雅给蒋先生讲了一个已经显得古老的故事：十四十五世纪之交，英国企图征服法国，最后败退英伦三岛。这则寓言表明日本也必败。蒋先生问法国有何高见，齐雅答非所问：“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蒋介石去向法国讨计策，实具讽刺性。60年前，它在普法战争中、在投降书上签过字，几年后，它再次向德国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暂时对“和平”绝望了。第二天，他电催**到庐山会谈。
这次随同周恩来上庐山的，还有陈赓、蒋先云这“黄埔双杰”。
蒋先云见到蒋介石时说：“校长，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
蒋介石点点头说：“巫山，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蒋先云回答说：“只要校长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校长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蒋介石又对陈赓曰：“陈赓，你瘦了。”陈赓对曰：“瘦吾貌而肥天下。”陈赓对蒋介石曰：“校长也瘦了。”蒋介石对曰：“国家如此，生灵涂炭，寝食不安哪！”陈赓曰：“身为一党一国领袖，校长瘦而天下更瘦，这是为何?”
蒋介石哑然。
先谈军事和边区问题。激烈的争执发生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特别重，而且更向后倒退了。蒋先云道：“苏区抗日武装已发展到37万人，我们认为应编为10个军30个师为宜。”
顾祝同道：“统帅部认为，最多可编5个军15个师。”
蒋介石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
洛甫、**致电周恩来，指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
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写成12条，其中包括洛、毛的上述意见，通过来美龄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仍然十分强硬，在指挥权上寸步不让，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各师的管理直属行营；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选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为副主任。
**对指挥权问题看得更重。从红军初创时起，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没有了指挥权，**、红军还有什么独立性？他们还能够生存吗？在这一点上，**是决不会让步的。周恩来听了蒋的意见，当即严正表示：“蒋先生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鉴于蒋介石态度越来越强硬，国共谈判越谈越后退的情况，**开始冷静下来，重新确定自己的对策。根据抗日热潮已经形成的局势，**中央认为蒋介石已失去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己方也已退让到不能再退的地步，这时再以退让求团结已不是最好的办法，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改变自己在谈判桌上的被动地位。洛甫、**致电周：“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21日，他们电告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在华北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并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着手改编工作。
再说蒋介石指望英、美、德、法诸国制止日本的侵华行动未获成功后，转而求助于苏联。但是，蒋介石既想得到苏联的援助，又忧俱苏联借机引来“赤化”，更使**如虎添翼，因此在同苏联的交往中犹犹豫豫，进进退退。他隐藏心底的一句话是：“倭祸亟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
与此同时，苏联也做出了与国民党接近的姿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为蒋介石准备了三份重重的礼物：一是不反对在苏联居住长达8年的蒋经国回国，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甚至据斯大林指示亲自安排他的回程。二是苏联同意向南京政府提供相当于5000万墨西哥元的贷款，用于购买苏联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同意为中国培养飞行员和坦克手。三是，向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苏联接受鲍格莫洛夫的建议，决定派遣艺术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一外交姿态对于蒋介石，对于正在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是一种有力的声援。
季米特洛夫安排蒋经国到莫斯科，同蒋经国谈话时，季氏特别强调过去试图以苏维埃救中国的做法是错误的。**现在有诚意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团结抗日，因为蒋介石是“能干的战略家、杰出的政治家、中国最伟大的领袖”。
莫斯科明显地看到，“反蒋抗日”方针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靠十九路军和红军建立一支军队的计划很难实现，因之让**依靠这支军队为后盾立即掌权已经不可能；而建立抛开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不仅行不通，而且引出了大的麻烦，把苏联过早地牵涉到对日作战中，显然是十分危险的。
既然国民政府是中国的正式政府，蒋介石并非没有能力抗战，莫斯科方面即苏共、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便决定让**立即在苏维埃化的道路上“刹车”，立即放弃中国苏维埃化的口号，惟恐**给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添乱”。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本着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电报的精神，直接地询问**，是否认为在苏区放弃苏维埃制度而转向在民主基础上实行人民革命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意味着首先，1.把苏维埃政府转变为人民革命政府；2.把红军变为国民革命军；3.大的中心城市保存苏维埃，但不是将其当作政权形式而是作为群众组织；4.放弃一切没收土地的做法。
接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询问**，是否认为这样的方针有利于团结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来保卫祖国和建立全国性的民主共和国。电报的语气是商量，实际仅仅是语气而已。**几乎已经没有不同意的余地。
尽管如此，莫斯科并没有放弃对**的援助和支持。毕竟**是“自己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告诉**，已经为其拨出80万美元。今后还有补充援款继续拨出。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要人孙科、陈立夫、王宠惠、张冲等先后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会面商讨两国缔约问题。孙科在会谈中，婉转地批评了蒋介石的对苏政策，说蒋以往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过于谨慎，但他本人和冯玉祥是想中苏关系积极化的。
“如果苏中关系发展太慢，这不是苏联方面的过错。”鲍格莫洛夫这样说。
王宠惠则直言不讳：“我们总是过于寄希望于英美等国。但是，美国是不干涉并完全拒绝某种集体行动；英国曾准备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终因美国不同意而只好告吹；法国是友好地对待中国，但它不能没有美国而决定任何行动……现在我们要采取一切措施来改善中苏关系。”
眼见得时机渐渐成熟，蒋介石便亲自与鲍格莫洛夫就缔约问题举行会谈。蒋介石显得轻松而自信地说：“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之下，我在原则上同意与贵国立即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不过我想，是否有可能在互不侵犯条约之前签订军火供应协定？当然我是说，履行供应可以在条约签订之后。”
鲍答道：“如没有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军火供应协定就没有任何意义，至少两个文件要同时签订。”
蒋介石摇头：“这将使我处于非常难堪的处境。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条约将明显地作为军火供应协定的报偿。”
鲍大使持持上唇的一字胡。仍然坚持互不侵犯条约在先，军火供应协定在后。蒋介石无奈。只好允诺。于是，双方互相递交了条约草案。同时，鲍格莫洛夫向莫斯科报告了有关向中国提供军火的问题。苏联政府回电，特别强调一点：在签订条约的有效期内，南京政府不能同任何一个国家签订**条约，因为这种协定实质上带有反苏性质。王宠惠表示同意。
双方商定正式签订条约。中国外交次长徐漠来到鲍格莫洛夫处。寒瞳之后，徐漠称中国政府坚持同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军火协定。
鲍格莫洛夫一听就火了，一拍桌子：“蒋介石的这一立场会在莫斯科产生极不利的印象，并拖延整个问题。”他越说越气，冲着徐谟大声警告：“中国政府是在玩火！我根本不明白中国政府要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是同日本战斗的飞机或仅是书面的承诺？不清楚为何目的！”
他如此气恼，也是事出有因。原来他已获悉，昨天日本大使川樾茂返任来华，当即会晤了蒋介石。随后又同前外长张群进行谈判。苏方以蒋介石同时与日、苏谈判深感不满。
在徐漠告辞时，鲍还在嚷嚷：“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的条约可能作为交易品被利用，以便表明如果日本不让步，中国将如何如何，是不是？”
蒋介石闻讯，也气呼呼的，声明他绝不向鲍氏妥协。宋美龄、孙科分坐在他两边，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劝他。蒋介石还是说：“不行！日本、苏俄都想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不先得到军火的保证，岂能先签互不侵犯条约？”
宋美龄和孙科还是坚持劝说：“在自由主义的列强国家援助迟缓之际，而又要扩大抗日力量，还是应该迅速与苏缔约。”
慢慢地，蒋介石板着的面孔松开了：“好吧。但要告诉签约的代表，外蒙问题与不宣传**问题，应特别注重。”
当晚蒋介石邀鲍格莫洛夫谈话。他把上午徐漠的说法解释为一种“误会”，并告知已令王宠惠立即签约。晚10时，鲍格莫洛夫和王宠惠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文本上签了字。中国外交部对此发表谈话时，留了一个活口：“中国今日虽受外来极度之侵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武力。然酷爱和平为我国人之特性。今日以武力侵凌我者，苟能幡然觉悟，变更其国策，则我国人亦深愿与之签订不侵犯条约，共维东亚之安全，而谋人类之幸福……”
签约后，苏联向中国派来了“重量级”特使。为了方便访问,请牢记bxwx小说网，bxwx.net,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