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美国衰落”的命题上来
那些根深蒂固的反美人士又抛出了他们通常的答案：美国具有邪恶的本质，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化身。
对于这些永远反美的人士而言，现在是一次大好时机，无论这些人是否赞赏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否懂得统制经济的失败是无可挽回的。
因为他们终于可以一脸严肃地指出美国对全球平衡和人类福祉所发挥的负面作用了。
别搞错，这些顽固的反美人士对现实以及时代的认识就像那停摆的钟，一天中居然还有两次是准的。
他们当中最典型的是诺姆·乔姆斯基。他根本意识不到世界在变化，在他眼中，美国在苏联解体前后没有区别，迷信武力、咄咄逼人、伪装自由，今天的伊拉克就如同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越南（例：NoamChomsky,RogueStates.TheRuleofForceinWorldAffairs,PlutoPress,Londres,2000.。
）但在乔姆斯基看来，美国并不仅是邪恶，它还绝对强大。本杰明·巴伯的《圣战对麦当劳世界》一书则更具文化性和现代性，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饱受蹂躏的世界图景，那是令人厌恶的美国次文化与同样让人难以忍受的残存部族文化（BenjaminR.Barber,Jihadvs.McWorld.HowGlobalismandTribalismareReshapingtheWorld,BallantineBooks,NewYork,1995.）间尖锐冲突的结果。
书中的结局是美国获胜和世界的美国化，这说明本杰明·巴伯尽管摆出一副抨击的架势，但潜意识中仍是一个美利坚民族主义者。
他同样高估了本国的实力。对美国估计过高的还有所谓
“特级大国”的概念。尽管于贝尔·维德里纳担任法国外长期间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表现令人心生敬意，但我们必须承认，他所推崇的这个概念对分析家们更多的是误导而非启迪。
上述论述无助于我们对形势的理解。他们都对美国进行了夸大，有时夸大了它的邪恶，共同点是夸大了它的国力。
这使得我们无法探寻美国外交政策的神秘内幕：应当到美国的弱点里去找寻答案而不是盯着它的强大。
要想对
“孤独的超级大国”那飘忽不定、咄咄逼人的战略轨迹，或者说醉汉般的步伐做出合理的诠释，我们就必须彻底搞清楚那些尚未解决或无法解决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足和畏惧心理。
阅读美国体制学派的论文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迪。尽管他们相互间差异巨大，但保罗·肯尼迪、萨缪尔·亨廷顿、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亨利·基辛格或罗伯特·吉尔平等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审慎地看待美国。
在他们看来，美国绝非不可战胜，“在这个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发达的世界上，它应当正确面对一个事实：自身的相对实力在无可挽回地下降”。
对美国国力的分析是多层次的：肯尼迪和吉尔平侧重经济，亨廷顿偏重文化与宗教，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研究外交与军事。
但我们从中看到的都是对美国国力的担忧：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日趋脆弱并受到威胁。
基辛格忠实于战略现实主义的原则，对自己的智慧亦十分自负，但最近一段时间，他显得缺乏全局观念。
他的新书《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只不过对地区热点进行了一番罗列（HenryKissinger,DoesAmericaNeedaForeignPolicy?
TowardaDiplomacyforthe21stCentury,SimonandSchuster,NewYork,2001.）。
保罗·肯尼迪出版于1988年的一部旧作《大国的兴衰》，对我们理解处于
“帝国式拓展”威胁下的美国体系很有帮助：一国外交和军事的过度拓展往往源于其相对经济实力的下跌（PaulKennedy,TheRiseandFallofGreatPowers.EconomicChangeandMilitaryConflictfrom1500to2000,FontanaPress,Londres,1989;1988第1版。
）。萨缪尔·亨廷顿于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一书是对他1993年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一篇论文的发挥，书中的调门着实令人泄气（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TouchstoneBooks,Londres,1998;1996年美国第1版。
）。阅读此书时让人感觉像是在阅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战略学版本。
亨廷顿甚至对英语的世界性都表示异议，建议美国收缩战线，将其盟友局限在西欧国家，即天主教—新教集团，抛弃东欧的东正教国家，也放弃美国战略体系中的另外两个支柱——日本与以色列，任其自生自灭，理由是其迥异于美国的文化属性。
罗伯特·吉尔平将经济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有很浓的大学学术气息，立论谨慎，论述精辟。
坚信民族国家将长期存在的吉尔平在他的《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了在全球不断
“区域化”背景下，美国经济及金融体系中潜在的弱点：如果说欧洲和日本各自划定了势力范围的话，美国作为世界中心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在这一背景下，对美国经济角色的重新定位将困难重重（RobertGilpin,GlobalPoliticalEconomy,Understanding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1.）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显得更为明智，尽管他对经济问题并无兴趣（ZbigniewBrzezinski,TheGrandChessboard.AmericanPrimacyanditsGeostrategicImperatives,BasicBooks,NewYork,1997.。
要想更好地理解他的分析，必须在眼前摆放一个地球仪，看清楚上面美国与世隔绝的特殊地理位置。
人们常指责布热津斯基是个头脑简单的帝国主义者，傲慢而且粗鲁。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战略建议常惹人发笑，例如，他甚至提出将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作为美国关注的重点。
但是，他对欧亚大陆的居民和经济的分析至关重要——这块因共产制度崩溃而重新聚合的大陆开始忘记那独处新大陆的美国——布热津斯基凭借灵光一现的天赋揭示了美国体系所面临的真正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