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悖论：美国从凯歌高奏走向徒劳无功

要想理解美国体系所面临的危急局面，我们还必须认真思考一下，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命题对美国人自己在战略上究竟意味着什么。1989至1992年间提出的这一理论使巴黎的学者们很感兴趣，令人惊异的是作者对黑格尔的思想作了简单化的但很容易让人接受的处理(FrancisFukuyama,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PenguinBooks,伦敦,1992,法语译本由Flammarion于1992年出版）。。历史的发展是有方向的，其终点是自由民主的世界化。共产制度的崩溃只不过是人类争取自由过程中的一步，之前的重要步骤还有：南欧国家**制度的崩溃：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土耳其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还有拉美国家民主制度的巩固。人类历史的这一理论模型是在苏联体系崩溃的时期提出来的，当时大多数法国人将之视为美国人天真、乐观的典型例子。历史上的黑格尔臣服于普鲁士王朝、服从路德教派的**、效忠国家，把他作为信奉个人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只能使那些了解黑格尔的人感到好笑。福山笔下的黑格尔是经过迪斯尼式加工的黑格尔。此外，黑格尔对历史进程中人类精神的发展非常关注，可当福山谈论教育的时候，他总把经济因素放在优先位置，这一点更像马克思——另一位宣称历史终结的人，只不过“终结”的含义完全不同罢了前引文，第116页：教育似乎是工业社会的一个结果。。福山在其理论模型中把教育与文化的发展放在了次要位置，这使得他成了一个另类的黑格尔门徒，毫无疑问，他是沾染了美国知识界妄论经济的习气。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应当承认福山通过对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对历史的形成有着独到的看法。他早在1989年就注意到自由民主制度的世界化成为可能并应当加以研究，这本身就很了不起。欧洲的知识分子对历史前进的步伐不那么敏感，当时他们正集中精力研究如何清算**，也就是说，他们所研究的是过去。福山的贡献是能够关注未来：这样做难度更大但更有意义。在我看来，福山的观点中确有许多真知灼见，但他没能从教育和人口的角度充分认识世界的稳定性。先将福山针对世界民主化所提出来的假设放在一边，集中精力分析一下他的理论对美国可能产生的中期效应。福山将迈克尔·道伊80年代初提出的“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的理论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模型，而道伊的理论主要是受康德的影响而非黑格尔(MichaelDoyle,《Kant,LiberalLegaciesandForeignPolicy》,PhilosophyandPublicAffairs,1983年第1、2期，205～235页和323～353页。)。道伊是我们碰到的第二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经验主义范例，表面上幼稚，但在实践中非常有效。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的论断是经过验证的：对具体史实的分析表明，尽管民主国家很难避免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开战，他们相互间从不动武。现代民主国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倾向和平。我们不能指责1933至1939年间的实行民主制度的法国与英国好战；我们只能遗憾地看着同样民主的美国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前一直奉行孤立主义。不能否认，1914年以前，法国和英国也有一小撮民族主义者，但必须承认，是政府不对议会负责的奥匈帝国和德国使得欧洲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个人民受过良好教育、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议会中很难出现一个能够把国家带入全面战争状态的多数派执政党。两个制度相似的民族总能找到解决分歧的和平方案。但是，从本质上讲，一个不受约束的小集团领导下的非民主、非自由体制在挑起战祸方面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哪怕大部分普通百姓都心向和平。如果自由民主真的实现了世界化（福山），再加上“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道伊），那么世界将会进入永久的和平了。秉承欧洲传统观念的犬儒主义者将要发笑了，他们认为人类永远不变的本性是作恶与开战。先不必理会，继续我们的思路，探寻这一理论模型对美国的影响。在历史的作用下，美国的全球使命是捍卫受到威胁的民主制度，这些威胁曾来自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以及俄国、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使得美国的这一历史使命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机制化。但是，随着民主制度在全球的胜利，我们最终会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军事强国的美国变得毫无用处，而它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成为众多民主国家中普通的一员。最使华盛顿焦虑不安的两个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作用的丧失，这也是我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要害之一。美国的外交领袖们常常流露出这种焦虑的情绪，但其表述方式往往截然相反：1998年2月，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不得不解释美国为什么要向伊拉克发射导弹时将美国定性为“不可缺少的国家”“我们之所以需要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我们站得高。我们放眼未来。”。沙夏·居特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真理的反面已经很接近真理了：之所以会在官方场合强调美国“不可缺少”，那正是因为它在世界上的作用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国家领导人的口误传达的却是战略分析家们的焦虑心情。外强中干的奥尔布赖特从反面阐述了布热津斯基的理论，后者认识到了美国的偏僻与孤独，远离欧亚大陆，而和平时代的世界历史必将由人口众多、工业发达的欧亚大陆集中谱写。布热津斯基在内心深处接受了福山悖论的潜在威胁，并提出在外交和军事上保持美国对“旧大陆”的控制。亨廷顿则显得有些笨拙：他没有接受福山模型善意的普世思想，拒绝承认民主自由观念有可能遍及全球。他顽固地认为各国人民之间宗教和种族的差别鲜明，并认为大部分民族从民族特性上讲并不适合采纳“西方的”观念。思考到这一阶段，我们不再需要在各种历史假设之间作出选择：自由民主能够全面推广吗？如果能，它能带来和平吗？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对福山作出了回答。尤为矛盾的是，尽管全世界都在担忧美国无所不在的攻势，这个国家却很可能会被边缘化，而这正是美国精英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美国人绝不愿意回到过去的闭门状态，他们害怕孤立，害怕在一个不再需要他们的世界中形单影只。可是，今天的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害怕这段距离呢？要知道，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与“旧大陆”的这段距离曾经是他们的生存之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