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制度的蜕变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福山的长处是很快就认定非西方国家正在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但前文说过，他对社会的认识受到了经济学派的影响；他不把教育因素当作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人口学毫无兴趣。他不认为全民性的扫盲运动是他所观察到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潮流的一个“独立的、解释性的变量”。这就造成了他的一个主要错误：从民主制度的普及推理出历史的终结。这一结论的前提是民主本身是完美的，至少是稳定的，一旦得到普遍实行则历史终结。但是，如果民主只是人类文化在初级教育阶段的政治上层结构，那么教育事业的继续推进（中级和高级教育的发展）将在民主的发源地动摇民主，而与此同时，在那些刚刚实现大规模扫盲(详细情况请参考拙著《经济幻象》，Gallimard出版社1998年出版，“Folio”新版本，第5章。)的国家，民主制度刚刚扎根。在发达社会，中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中重现不平等概念。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和愧疚之后，认定自己真的高人一等。在发达国家中出现了一个新阶级，概括地说，他们在人口数量上大约占全社会的20%，在金融实力上占50%。这个新阶级越来越难以忍受全民普选制度对他们的制约。扫盲运动的进展使我们进入了托克维尔的世界，在他看来民主的进步是某种“天意”，是上帝的旨意。高等教育的发展使我们领略到了另一种“天意”，不过是灾难性的：走向寡头政治。令人吃惊的是这实际上回归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在那里寡头政治将取代民主。就在民主开始扎根欧亚大陆的时候，它却在自己的发源地褪色了：美国社会从根子上变成了一个不平等的压迫社会，迈克尔·林德在《下一个美国国家》MichaelLind,TheNextAmericanNation.TheNewNationalismandtheFourthAmericanRevolution,TheFreePress,NewYork,1995.一书中对此有很好的概括。该书中首次对美国在后民主时代的新兴领导阶级，所谓的“超阶级”，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别嫉妒，法国在这方面不比美国人差。在这些奇怪的“民主国家”中，政治舞台上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激烈争斗，普选制仍在实行，可左右两派的政治精英们似乎已经达成一致，禁止对经济政策的方向作任何调整以缩减社会差距。这是个越来越荒诞的世界，经过一番规模庞大的媒体对抗之后，选战的最后结果总是维持现状。精英们之间的这种良好默契表明确实有某种“最高信条”存在，从而阻止了现行政治体制的解体，即便普选的结果已经显示出某种危机的征兆：布什是通过一种不透明的程序当选总统的，人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获得了算术意义上的多数选票。紧接着，在另一个“有民主传统的”伟大共和国——法国，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有一位候选人以82%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这与沙夏·居特里的逻辑倒非常接近。之所以出现这种几乎全民一致的选举结果，原因是在法国存在另一种社会及政治封锁机制：处于社会底层的20%的人的心声被上层的20%所压制，后者同时还在价值观念上控制着其余60%的人。结果是一样的：选举过程几乎丧失了实际意义；弃权的比例日益上升。在英国，这种文化上的社会分层现象同样在进行。迈克尔·杨早在《知识精英的崛起》MichaelYoung,TheRiseoftheMeritocracy,Penguin,Harmondsworth,1961;1958年第1版。一书中已经分析过了：这篇短文确实有预言性，因为它发表于1958年。但是，英国的民主阶段来得较晚且不够彻底：贵族传统根深蒂固，那咬字清晰的贵族语音得以保留至今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英国向西方寡头政治的渐变过程会更容易一些。美国的新兴阶层对此非常嫉妒，他们在姿态上极力模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贵族，尽管那段历史根本与他们无关MichaelLind：前引文，第145页。。因此，把民主危机仅局限在美国是不正确、不公平的。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古老的自由国家在历史上与美国的民主制度联系紧密，现在又与后者同时走上了通向寡头政治的衰亡之路。但在全球化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是被统治者。它们必须考虑自己的外贸平衡问题。到了某一阶段，它们的社会发展轨迹必须与美国分离。我不认为将来人们会像从前谈论“西方民主政治”那样谈论“西方寡头政治”。但是，这正是解释美国与世界的困难关系的第二个大“颠倒”。民主在全球的进展掩盖了它在自己出生地的衰弱。这一颠倒很难为全球游戏的参与者们所认识。美国继续高谈自由和平等主要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因为脸皮厚。当然，世界的民主化进程还远未结束。可是，如果说美国将进入一个寡头政治的新阶段，那么道伊法则（认为自由民主的必然结果是和平）就不适用于美国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几乎不受约束的领导阶层会做出一些攻击性的举动，制定更为冒险的军事政策。事实上，如果说美国的寡头化使得我们可以缩减道伊法则的适用范围的话，它其实更可以让我们接受一个经验性的事实：美国具有攻击性。我们甚至不能排除美国进攻其他民主国家（无论其是新是旧）的战略假设。通过这样的分析，说句玩笑话，我们倒是把所谓“理想主义”和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背景的“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观点融合到了一起（前者认为自由民主可以结束军事冲突，后者认为国际关系是一个各国争斗不休的混乱空间）。如果说自由民主可以产生和平，那就意味着民主的衰弱将导致战争。即便道伊法则是正确的，那也不会有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