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创造一种新的现实?

男人用理性想问题，女人用身体想问题。许多的女性主义者都喜欢这样说，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讨论女性作家都逃避不了“用身体想问题”的命题，仿佛除了女性主义，此外就别无解释的路径了。我对女性主义理论甚为欣赏，但我并不认为它在阐释所有的女性作家时都是有效的，因为除了性别特征，文学可能还存在着更为重要的问题——许多的时候，人类的个人性只有与人类的普遍性相联时，它的矛盾、局限和意义才能被真正地凸显出来。即便是女性主义所经常提及的“身体”，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创见，早在一百年前，尼采就曾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声称：“要以身体为准绳。……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尼采：《权力意志》，152页，张念东、凌秦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为此，我不禁要问，当我们推崇女性作家笔下的身体性时，是否想过，男性的写作也同样需要身体的参与，而反对凌空蹈虚？——要求男性进行身体写作，同样是可能的，因为男性也有身体。

因此，文学如果一直困扰于这些虚构的问题之中，那无异于浪费时间。应该看到，伟大的写作往往都有超越性别的精神趋向，它渴望的是人类性的认同。而真正的女性主义，是并不需要写作者刻意地去标榜的。我的一个年轻的写作朋友说：我生于一九七三年，当然是七十年代人；我是女性，当然是女性写作；我不是类人猿，当然就是新人类。——把常识当做文学的新发现，这已经成为批评界经常犯的错误。我无意在此纠正什么，我只是想说，当我准备阐释铁凝的小说时，请给我不谈女性主义的自由。

我当然知道，铁凝也经常被人归到女性主义的阵营里来论述，她的《玫瑰门》、《麦秸垛》、《棉花垛》、《大浴女》等作品，已经被人阐释成了女性主义的重要范本，但我依然认为，铁凝写作中的性别特征其实并不显著，甚至，她的写作还有意回避了单一的性别视角，而更多的是在描绘人类的某种普遍性——普遍的善，普遍的心灵困难，普遍的犹疑，以及人性里普遍的脆弱。我有意说到人类性和普遍性，并不等于宣告铁凝的小说就一定是在解决宏大的命题，也不等于她笔下的人物都向往“生活在别处”，而听不进任何尘世的消息；恰恰相反的是，铁凝的小说有着非常实在的生活面貌，在她所出示的事实框架里，我们可以轻易地辨别出它的气息来自北方的乡村还是城镇，她所安排的人物活动，白天和晚上泾渭分明。可就是这样一批老实的小说，却长期吸引着大量读者，分享着批评界的众多话题，它的秘密到底在哪里？是因为那些动人的故事，还是因为她持守着坚定的现实主义？

我或许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我想，从铁凝的写作中可以看出来，她应该是并不害怕自己被称为现实主义者的——这在她所经历的那个崇尚现代与时髦的写作岁月里，未尝不是一种勇气。铁凝一直视现实为自己和小说人物的根本处境，这令我想起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说过的那段著名的话：“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在表达现实。在古典派看来，现实是古典的；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现实是浪漫的；在加缪看来，现实是荒诞的；在梵高看来，现实是模糊的；在毕加索看来，现实是割裂的。如果我们抛弃有关现实主义的一切陈规陋俗，就会发现，现实的图景一直都在变动，但它们在作家那里依然是真实的。因此，我曾经在《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如果我们把现实主义看做是作家精神在场的根本处境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决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为了写出现实更多的可能性；它也决不是简单地复制世界的外在面貌，而是有力地参与到对一个精神世界的建筑之中，并发现它的内在秘密。”谢有顺：《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2001年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选〉序》，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用法国批评家罗杰·加洛蒂的话说，写作是创造一种新的现实，一部真正的作品不是别的，而是“人在世界上存在的形式的表现”。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263页，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这里说的，当然是一种变化和前进了的现实主义，而不是那种简单模仿现实、缺乏想像的死去的现实主义——昆德拉就看不起这种现实主义，他认为，模仿或写实的小说其实是“假小说”，“真”小说都是想像的、虚构的，小说叙事中的人也是虚构的、想像的。参见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确实，正是虚构和想像，才最终使小说完成了从事象现实主义到心灵现实主义的转换，从而发出对人类生存真相的不懈追问。

铁凝这种我所命名的心灵现实主义，虽然建基于虚构和想像，但它写下的却是真实的欢乐生活的痕迹，或者是现实中不易觉察的困难和陷阱，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在她那里都蕴含着强烈的此在关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铁凝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坚韧而善良的心灵，这在当代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中是罕见的。而且，铁凝不仅在小说中描绘了人类中还残存的根本的善，更重要的是，她还将这种善在现实中证实为是可能的，它不是一种幻想，也不是对人类的有意美化——我认为，这种善，为二十世纪以来衰败的人类提供了新的人性参照，为文学在现代主义的阴影和噩梦下赢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