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的文学噩梦中醒来?

这决非我的夸大其词。我们都知道，从二十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人类的善好像就从作家笔下悄悄地退场了，恶——不是法律意义上所理解的恶，而是哲学意义上所理解的阴冷、无力、黑暗的绝望状态——反而成了作家们关注的基本的日常现实。甚至可以说，恶是二十世纪文学最重要的精神母题。而与恶的母题相伴而生的，是罪，阴冷，恐惧，变异，绝望，死亡……是它们，最终勾销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希望。我们可以举出一大批作家的名字，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鲁迅，还有当代的余华，残雪，这些人，都通过对恶的洞察和书写，深邃地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绝望限度，并让我们领会到了文字所传达出来的透骨寒冷。

恶和绝望最重要的书写者卡夫卡曾经哀叹：“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27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这是一句经典的叹息。它把“活着”和“生存”区分开来，是为了找到探查人类存在的新的道路。——“活着”指向的是庸常的过日子哲学，它的背后可能蕴含着苟且；但“生存”所要追索的却是价值的确认，存在的承担，以及对幸福的向往。“生存”是自觉的、产生意义的“活着”。但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等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横亘在生存途中的致命障碍——恶。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对恶是如何成为生存的基本事实的，有着精彩的论述。他说：“恶是人生在世的基本问题。除非像道家、佛家那样让生命退出历史时间，生命不可能不沾恶。任何一种严肃的思想、一种真正的哲学，都不可能不认真对待恶。”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336页。“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在日常的恶中生存就是崩溃。”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343页。卡夫卡、鲁迅和早期的余华等人的写作，都证实了刘小枫所说的，正是二十世纪的作家所共同面对的精神困境。尤其是卡夫卡，他的一生都在试图寻找一种力量来对抗恶，但他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找不到这种力量正是人的不幸的本质。卡夫卡还把这样的不幸称之为“普遍的不幸”。面对着恶这种巨大的势力，人的无力性就昭然若揭，人根本没有力量把恶赶出这个世界，因为人本身就是世界的恶的根源。卡夫卡的绝望正源于此。

我一直认为，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至今也无法逾越的精神限度；或者说，整个二十世纪，东西方的文学重述的都不过是卡夫卡式的主题。卡夫卡会成为二十世纪的经典，实在是现代人的生存经验在他身上找到了最为准确的响应的缘故。在他的身后，恶，腐朽，黑暗性，绝望感，成了文学的主流，神圣，高尚，信心和美均被放逐。可以说，二十世纪的文学是作家们集体讲述绝望故事的文学，在他们所留下的那些浩瀚的作品中，你几乎读不到任何希望，为什么？因为人性中的善——希望和信心惟一的生产器官——彻底地隐匿了。

能不能找到一条路，把卡夫卡及其追随者所摧毁的人的信心和希望重新找回来，把已经溃败的人的形象重新建立起来？多年来，我的内心一直有这样一个隐秘的愿望。但我知道，如果没有找到强有力的依据，没有获得克服绝望的力量之前，作家所出示的任何希望处方都是无效的，也是不真实的。在这期间，我也确实读到过一些快乐、积极、表达希望的作品，但它们无视了整个二十世纪卡夫卡等人所留下的盛大的绝望遗产，其虚假性便显得不证自明。在我看来，他们的快乐和希望，如果没有付出受难和绝望的代价，就不过是一些廉价的自我安慰品而已。

铁凝显然不愿使自己的作品成为这样的自我安慰品，可她又不愿像卡夫卡等人那样无奈地讲述绝望故事（潜在地说，她实际上是想从卡夫卡的精神背景里突围出来），那么，她就要找到一种方式，来证明她远离了二十世纪的文学噩梦，并证明她所出示的希望是真实的。起初，我也怀疑铁凝在小说中所写的人类残存的那种根本的善，会不会也是一种无视二十世纪那笔绝望的遗产而表现出来的假性乐观。但当我读完铁凝这些年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时，我是确定地知道，那个我们久违了的善，那个被恶和绝望彻底放逐了的善，那个惟一能缓解内心寒冷的善，在铁凝的笔下，是被坚定地呈现了出来。

或许正是出于对善的发现，铁凝的小说很少直接写到死，尤其是非正常的死——这也可以理解为铁凝是一个对人的看法并不灰心和绝望的作家，尽管她也有忧伤和失望的时候，但她没有绝望，没有被二十世纪文学中恶的狂潮席卷进去。她即便写到死，更多的也只是用一种转述的方式来处理，如，某某人的妻子车祸死了，或者多少年前我看见了谁谁谁的死，等等。铁凝一般不让自己的主人公亲历死亡，也不把他们往死路上逼，生活再难，也总让他们存着活路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