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卷仿写：(2)

出现以上现象，光指责也不是回事。存在决定意识，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安全的隐患。就拿买房这一件事来说，一套房动辄七八十万，对于月收入仅一两千元的工薪阶层来说，确实是天方夜谭。我们古代的生活标准：“食有鱼，出有车，居有所。”“食有鱼，出有车”姑且不谈，这老百姓“居无所”，生活的安全系数便会大大降低。有位老乡就跟我说：“我不搞家教怎么办？一套房子贷款几十万，我拿什么去还？”看来，这忙也是被逼出来的。谁不明白，超过限度的忙，是自我生命的严重透支？到头来，“出师未捷身先死”，那就“长使英雄泪满襟”了。这样的悲剧发生的已不仅是一例。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要取之有道，忙出个千万家财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为了追逐个人最大物质利益而不择手段，那就要为千夫所指了。再者，“宁静以致远”，虽有点阿Q，在现代社会中，仍不失为平抑浮躁的一剂良药。我属“劳碌命”作家叶永烈（出自：新闻晚报《升学周刊》）作者先后创作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科普读物及纪实文学等。曾任中国科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上海市科协常委、市科普委主任、市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早已过了退休年龄，我却仍处于高度忙碌之中。就拿写这篇高考作文前的一个月来说：五月八日，我从上海飞往桂林出席第14届全国书市，在短短的四天之内作了四次主题不同的讲座，并在书市开幕那天为三本新著举行签名售书。紧接着，我从广西前往越南，拍摄了近千幅照片。回国途中经过南宁，又应邀作了一次讲座。回到上海之后，除了在上海图书馆作了一次新的讲座，便在十几天之内赶完我的纪实摄影新著《叶永烈目击越南》。刚刚把书稿交给出版社，又应台湾之邀，着手写一部新的电影剧本，同时又应上海一家出版社之约开始写一部新书……我一直过着忙碌的日子。一年忙到头。我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母亲在世时，曾经说我是“劳碌命”，是吃“英雄饭”的———只有“英雄”那样的身体才能够胜任。我倒是“劳碌”惯了。虽说我没有“英雄”般壮实的身体，居然也能经受住成年累月的“劳碌”。在我看来，人的生命有限，忙，无非就是挤掉种种时间上的浪费，尽一切可能提高生命的利用率。好在我的忙，是“均匀”的忙。作为作家，总是日复一日地写作。我也有忙得不可开交的日子，甚至有忙得“四脚朝天”的时候。不过，大多数日子，我是不紧不慢地工作着。我差不多保持每天十小时的写作，一年到头持之以恒。我把作品视为“凝固的生命”。我不断把自己的生命，凝固在那一部又一部砖头那么厚的著作中。由于多年以来不断地写作，我的作品总字数已经超过两千万字。对于我这个忙碌惯了的人，在“文革”中突然变得“清闲”起来，顿时不知如何打发时光。我毕竟是“劳碌命”。即便在“五·七干校”种了三年水稻，我把自己对水稻的观察写出了《水稻日记》。担任植保员的我，居然还写出了《治虫的故事》这本书，在“文革”后印了一百多万册。那时候，我学会了裁剪、缝纫衣服，甚至学会绱鞋。我不仅给两个儿子做衣服，做鞋子，而且还为干校同事的劳动衣以及“老K”皮鞋打补丁。从“五·七干校”回到上海，我又“悄悄”地忙了起来，在“斗批改”之余，写出一大批书稿———其中有十部在“文革”中得以艰难地出版，尽管那时候出书没有一分钱稿费。在“文革”结束后，我被推入忙碌的漩涡。我曾经“总结”过自己忙碌的“规律”：在写长篇时欠了许多报刊编辑的“文债”。在完成长篇之后，就得写一大批短文，以应付方方面面报刊的约稿。刚刚“偿还”了这些“文债”，新的长篇又开始了。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正因为这样，我始终处于忙碌之中。忙碌，使我有一种充实感。每天都有成果，我感到生活的充实。一旦无所事事，我却反而无所适从，一种无可名状的失落感袭上心头。作为“忙人”，我也有忙里偷闲的时候。我把外出采访、出国访问作为特殊的“休闲”。我闲暇时喜欢摄影。我在最近接连出版五部摄影选集，就是我“休闲”的成果。我是家里的“三脚猫”，电脑、电视机、洗衣机以至抽水马桶，都属于我的“修理”范围。我买了电钻，往墙上打个洞眼之类，我不必有劳别人。在迁往新居时，我甚至自己动手，安装了三个水斗———连水龙头、下水管也都是我自己安装的。此生属于“劳碌命”，已无法改变。看来，我将永远忙碌下去，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二○○四年六月七日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