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去世

我最后一次见到约翰，是在1978年的7月9日。他和布兰切特星期天来到哈得孙松屋，与我和佩吉一起吃午饭。我们在就餐平台上一棵大榆树的树荫下吃了一顿轻松的饭。佩吉跟约翰谈起了她对养纯种瑞士西门塔尔牛新近产生的兴趣。跟从事所有的事情一样，佩吉对农耕事宜已经变得热情满怀。午饭后，她说服约翰坐马车去看看她的一些宝贝家畜。我和布兰切特留在后面，讨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有关事情。约翰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印象很深刻。第二天下午，在整天与自己的秘书研究自己的遗嘱之后，他在前往火车站赶火车返回纽约的路上，带着她一起去看了看那些家畜。开车的是他的秘书，因为他还没有从踝骨移植手术中完全恢复过来。他们行驶在贝德福特路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开着一辆大众汽车—他刚刚与父母吵完架气愤地离开家—从对面方向驶来。道路拐弯的时候，他失去了控制，歪歪斜斜地撞倒一棵树，迎头直接撞上了约翰的车。约翰的秘书受了重伤；她后来的康复经过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阶段。那个年轻人在事故现场当场丧命。约翰也当即身亡。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我们之间恼人的争吵，而是我们小时候他对我的种种小恩小惠—他可能已经忘记了，但那些小事对我来说却意义重大。尽管约翰比我大将近10岁，但他是我所有哥哥当中最努力照顾我的。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十分亲密，但由于在我需要的时候他给予了我温存的支持，因此我请他在我的婚礼上当我的男傧相。跟父亲一样，约翰的一生很不容易，但他留下来的是慈善事业领域里的巨大成就，而这种成就连洛克菲勒家的人都感到自豪。约翰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有他自己的缺陷，但他为人正派、诚实正直、心地善良，对世界充满关爱。他憎恨不公正的行为，慷慨大度地将自己的时间、才华和资源投入到最有希望产生真正的、持久变革的事业中。他为了降低惊人的世界人口增长率而开展的无畏的运动，他对艺术的慷慨支持，以及他为了将远东各族人民和各国与美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作出的高瞻远瞩的努力，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我非常遗憾的是，约翰的成就从来没有得到全面充足的理解或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