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二哥为什么早逝

二哥的早逝，是我们家永远的伤痛。多年以后，父母亲都还时时惦记着他，所以断断续续讲起过许多和二哥有关的事情。这些事情，说起来琐碎，却在点滴回忆和念叨之中，浸润着我们一家人对他的哀思。关于二哥，一直流传着三种说法，这些说法，似乎都注定他迟早要远离我们而去。二哥1950年出生，出生后不久，一个亲戚说：“这孩子两耳垂肩，鼻正口方，生在你们这个家，河小鱼大，是养不大的。”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当然引起我们家人的反感。但事后追想，这句话却一语成谶，不幸言中。第二个说法是1957年，二哥8岁的时候，浙江绍剧团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演绍剧《孙悟空大闹天宫》，哥哥在剧中演一个小罗猴,周总理也去看了。演出结束后，总理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看见了二哥，就笑着问：“这是谁啊？”父亲连忙说：“这是我儿子。”总理很有兴趣地问：“这么机灵啊，他叫什么名字？”父亲说：“小六龄童。”当时总理很高兴地把哥哥举起来，起初是朝观众席举着，把自己的脸都挡住了，举得很高。我们都知道，总理的手在延安受过伤，这样举起一个八岁的孩子，很不容易。最后总理把二哥一把抱在怀里，逗着他问：“小六龄童，你今年多大了？”二哥说：“8岁。”这是一段佳话，但后来有人说，才8岁的孩子，怎么能够让宰相这么抱呢？能承受得了吗？意思是说，孩子福薄，受不了这般宠爱，折了寿。还有一种说法是，1961年10月10日，父亲携浙江绍剧团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二哥演传令猴，他把天真活泼风趣的传令猴演得惟妙惟肖，一点也不紧张。**从头看到尾，本来要上台接见的，但因马上有一个会，就向台上招了一下手走了。这时二哥就从台上跳到台下，坐在了**的位子上。当时他捡了**的三个烟头，当作宝贝带回家。回家后，妈妈给他弄了一个玻璃盒子，加锦缎放起来。我见过这三个烟头，但这三个烟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抄走了。此事成为大家的谈资。后来一个算命先生说，“龙椅”还没有凉就上去坐，是要犯冲的。这样的说法，当然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人们追想二哥的时候，惋惜他的才华，作为一种安慰的借口说说罢了，但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想起这些说法，我依然百感交集，感慨万千。真正夺走二哥生命的是白血病。1965年9月，二哥在部队体验生活，同时演《智取威虎山》。站在队列里，二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就说：“报告，我身体不舒服。”领导就让他离开，但二哥这时却已经支持不住，瘫倒在了地上。他马上被送到绍兴第二人民医院，医生定下病危，接着转送到杭州的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被诊断为白血病。白血病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就是在现在也没有找到太有效的治疗手段。我和母亲从他住院开始一直陪着他。我当时8岁，他大我9岁。医院里没有多余的床铺，我就睡在他床底下。最初他的病不太严重的时候，总是让我和他挤一张床睡觉，他不愿让我受那样的苦。二哥很少玩玩具，但在病危的时候，他喜欢上了一些玩具。他喜欢一些塑料的东西，当时有一种动物形状的可以吸在墙上的挂钩，他很喜欢。还有一种套杯，5个杯子可以套在一起，他就觉得好玩，这些东西现在还保存着。他还喜欢巧克力，整块的巧克力，砸碎以后就可以变成不规则的一块一块。他住院的时候，如果想坐起来，就让我把床摇起来，每天摇两次，摇一次给我一小块巧克力。开始二哥不知道自己所患的是绝症，我们都瞒着他。但有一天，二哥突然对母亲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我这个病还不如剧团的胡师傅（胡师傅是剧团的烟火师，因为在弄火药的时候把手炸断了，在剧团当门卫）。二哥的意思是，无论怎么样胡师傅总还能活着，还可以做跟演戏有关的事情，而自己是不可能的了。第二句是：一个人只不过到这个世界来看一看，迟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大家听到他所说的话，非常惊讶和担心，心只往下沉，都怀疑谁说漏了嘴。最后才知道，是二哥自己找机会偷看到了病历，又找机会去了解到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现在想起来，我们怎么能够瞒住他呢，他本身就是个天才啊！在住院期间，二哥有时候会去医院的图书馆借一些与自己的病相关的书看，以了解自己的病情。为了挽救二哥的生命，父亲想了很多办法，请了医学专家。当时参加会诊的专家包括浙江省中医院的院长潘澄濂大夫、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郁知飞大夫等，这次会诊也是新中国医学界第一次组织中医和西医合作治疗疑难杂症。母亲甚至哭着给郁知飞院长下跪。总之，他们能够想到的法子，都想尽办法去做了，哪怕有一点点希望，他们都当成全部的希望来救治。最后，父亲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信求援。郭老在信上批示：这个病目前还是疑难疾病，如果可能治好的话，应该是依靠精神的力量。